看过《水龙吟》中的“万窍斋”，聊聊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

□李伟元

近期，玄侠剧《水龙吟》在多个平台热播。该剧的服装、道具将历代传统文化元素充分融入，得到了“中式美学”的赞誉。剧中主角的“万窍斋”更是令观众印象深刻，它不是固定在地面上的楼阁，而是在江河中畅行无阻的豪华大船，船身造型参考了东晋《洛神赋图》中曹植所乘画舫，令观众思接千载，悠然神往。

中国不仅是农耕大国，也是海洋大国。纵横密布的江河、星罗棋布的湖泊、18000千米的漫长海岸线，为传统造船技术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历经数千年的演进，融汇了中国智慧和兼济天下的文化力量。

刳舟剡楫，以涉江海

“古者，观落叶以为舟”，舟船的发明灵感，来自远古时期的人类对浮力的观察和应用。“腰舟”就是一种古老的应用手段，当人过河时将几个大葫芦拴在腰上，利用葫芦产生的浮力帮助自己浮起。《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以少女的口吻，讲述自己苦苦等待心上人渡河而来，其中写道：“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苦”通“枯”，《齐民要术》解为：“八月中，（匏）坚强不可食，故云‘苦叶’。”此时葫芦已经成熟，质地纤维化。《诗经·豳风·七月》中有“八月断壶”，也是在这个季节采摘葫芦来做工具。女主人公见到葫芦熟透，联想到情人涉水，体现出在先秦时期葫芦仍然是常用的渡河工具。在葫芦天然造型的启发下，进一步出现了用整张动物皮充气，做成密封气囊的“浮囊”，在北方地区流传较久，别名“革舟”“浑脱”。直到近现代，甘肃境内的黄河上仍有“羊皮筏子”自如来去。唐代，称用小动物的整张皮革制作的浮囊形帽子为“浑脱帽”，宫廷里亦称戴浑脱帽的舞者表演的舞蹈为“浑脱”。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自序中“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指的就是这种舞。

除了中空的葫芦、皮囊，木材和竹子也是先民经常利用的天然浮具。在此基础上，人们将木头、竹子编扎成排，做成木筏、竹筏。《尔雅》载：“桴、栰，编木为之。大曰栰，小曰桴。”郭璞注：“木曰栰，竹曰筏，小筏曰桴。”木筏又名“槎”，在古人的想象中，它看似简陋，却与天界相通。《拾遗记》称：“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这一巨槎每十二年环绕四海一次，叫“贯月槎”，又名“挂星槎”，有羽仙栖息其上。《博物志》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某年浮槎到来时，有人备好干粮，乘上浮槎，一路漂流到天河之上，遇见了牛郎织女。此人询问自己身在何处，牛郎告诉他，回到人间后可以去询问蜀郡严君平。他如期返回后，找到严君平，得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的回答，正是此人抵达天河之时。古代绘画、雕塑里，仙人所乘的浮槎常常是一整根槎牙老树的造型，以此体现隐逸出世的特点。在刚收官不久的剧版《凡人修仙传》中，主角所乘的“神风舟”形如枯蚀的老树干，便参考了这一设定。

最早的舟船发明者众说纷纭，《说文》载：“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后人注释称，共鼓、货狄是黄帝的两个臣子。《山海经·海内经》的记载里，船的创始人则是天帝的后裔：“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此外，还有“巧垂作舟”“虞姁作舟”等不同的记载。可以确定的是，现实中，船的发明并非一人之功，而是古人在劳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的。“舟”字是一个象形字，“刳木为舟”指的是将树干剖开挖空做船。迄今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船，为这一记载提供了实物证明。它出土于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约制作于8000年前，是一只长5.6米、深15厘米的独木舟，由一整棵马尾松树制成。由于当时还没有金属工具，先民加工独木舟时，先用泥土包住大部分树干，将准备挖空的部位用火烧焦，再用石斧、石锛将碳化部位挖掉。舟底还有用天然漆黏结木块修补孔洞的痕迹，体现出造船工艺在当时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

在独木舟的基础上，进一步诞生了更为完善的木板结构舟船。“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水上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淮南子》讲述，夏朝始祖大禹巡视南方时，“方济于江，黄龙负舟”，属下无不惊慌失色，大禹却从容笑道：“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黄龙便仓皇逃走了。从中体现，大禹及若干随从乘坐的船已具备一定规模，宛如长龙，气势惊人。

在之后的数千年里，独木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山东平度出土的隋代木船即由两只独木舟并连而成，长度约23米，每个单独的舟体由三段树木连成，双舟中间连接着20根横梁，上铺甲板，甲板上层建有立柱支撑的船篷，木船的总载重量可达23吨。

殷商甲骨文里，已出现多处关于“舟”的记述。如“王其寻舟于河”，指商王乘船在黄河中巡游，“王其省舟”，指商王视察舟船制备的情况。主管舟船的职官称为“尹舟”或“舟尹”。造船工艺的发展，为商代君主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及至西周时期，不同规格的船已经成为各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尔雅·释水》：“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意为天子所乘的是依序并列的多艘舟船，诸侯乘相连的四船，大夫乘相并的两船，士乘单舟，庶人乘木筏。负责管理天子船只的官职叫舟牧，“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这可能是有关船舶质检的最早文字记载。周昭王之死证明了这一检查的必要性。据记载，他南征攻楚时，楚人进贡了船板用胶黏合的“胶船”供他乘坐，行至中流时胶液在水中融化，船身解体，导致昭王溺亡。

《水龙吟》剧中出现的“万窍斋”船头制成黄金龙头状，显得分外霸气，它致敬了自西周传承至今的龙舟。《穆天子传》里，描述周穆王“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淮南子·本经训》载：“龙舟鷁首，浮吹以娱”。高诱注：“鷁，大鸟也。画其像著船头，故曰鷁首。”龙和水鸟不仅能够让船只的造型威严美观，更蕴含着朴素的仿生学理念，进一步增强船的稳定性和速度。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端午节的传统活动龙舟竞渡。

运舵扬帆，以利斯民

中国的造船技术历经数千年，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船舶类型多样、功能齐全，既有荡波轻舟，又有高耸楼船。海上丝绸之路的征帆远影、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上的漕船往来，都是造船工艺长期领先的实证。

最早为船提供水中前进的动力工具之一是篙，外形是一根长竹竿或木棍，撑船者将它撑在水底，用力逆推，根据力的作用和反作用原理，船便朝着推力的逆向前进。“般”字最早的含义是“象舟之旋”，右边的“殳”就代表撑船者。另一工具是桨，又称“楫”，在水中划动，借助反作用力推船前进。在桨的基础上，发展出江南水乡小船常用的橹，它是一种靠绳索操纵能够连续摆动的长桨，摇动时无需把桨身反复提出水面，更为省力。

古代船只的另一动力来源是风。为了充分应用风力，挂在竖直的桅杆上的帆应运而生。《释名》称：“随风张幔同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说苑·正谏篇》载，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能够在海上长期行驶的大船，必然要有足够的动力，体现出春秋战国时期，位于渤海之滨的齐国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风帆。中国传统的帆别名“帆席”，盖因帆面或是用竹子或芦苇像编席子一样编成，或是在布帆面上缝上多根横向的竹条用来支撑，这种“硬帆”能绕桅杆灵活地转动，可以更有效地利用风力，并且不需要像西方帆船那样要靠水手爬上桅杆控制放帆，仅靠拉动绳索就能操纵帆的升落。祝福旅途平安的“一帆风顺”流传至今，其实，帆并不是只在顺风时才能应用，依靠调整帆的装置方式、适当变换角度，在逆风中船也能前进，“八面来风”就是船帆应用不同方向风力的形象表述。我国宋元时期的海船上已经装有多种帆，方形帆在顺风中使用，梯形帆可利用其他风向。

船不仅需要动力，更需要能够自如控制航向。至迟在东汉时期，由桨演变而来的控制船只航向的操纵装置“舵”诞生了。需要让船向哪个方向转，就可以将舵向此方向偏转一个角度，水流在舵面上产生压力，从而改变船的方向。舵的外形和功能一直在不断改进，唐代出现了叶面垂直于水面、可以绕轴转动的转轴舵。宋代出现了可以用滑轮升降来调控入水高低位置的升降舵，可以根据水深调整舵的高低位置。大船设有专门的操舵之室，名为“舵楼”。《岭外代答》赞誉舵的重要性：“如一丝引千物于山岳震颓之地，真凌波之至宝也”。直到今天，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仍然经常被称为“掌舵人”。

由于水域情况错综复杂，船在航行时难免遭遇触礁之虞。一旦船舱破损、水流涌入，就会降低船只浮力，导致船沉人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古人从竹节的构造找到了灵感，发明了“水密隔舱”。用隔舱板将船舱分成许多个互相独立的舱室，叫做水密舱壁。即使有一个或者几个舱室受损进水，也不会影响其他船舱，船依然具有足够的浮力和稳定性。另外，舱壁越多，给船壳、甲板提供的支撑越牢固。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水的南宋海船是水密隔舱的实物佐证，它共分十三个舱，隔舱板结构严密，缝隙涂有能够防水的桐油灰。这一结构不仅增加了船的安全性，还为贸易活动提供了便利，多个隔舱有利于对货物进行分类管理。今天，泉州“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行船致远，以济天下

数千年来，伴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完善，中国航船破浪扬波，向着广袤的深蓝开展了多次探索。

秦始皇派遣徐福（亦作徐巿）东渡，便是史籍中较早记载的一次航海远征。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封禅泰山，并在海滨筑琅琊台（位于今青岛市黄岛区南部），“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其实，秦始皇并不是最早探索海外仙山的帝王，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派船远航，“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一些研究认为，徐福一行东渡最终抵达了日本，在此传播了中国先进的技术、文化。在日本纪州熊野的新宫（和歌山县新宫市），至今还有徐福墓和纪念他的神社。

在徐福远航后的近两千年里，中国的海船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上，不仅与多个国家开展贸易往来，更为文明的传播和融合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明代航海家郑和奉明成祖之命率船队七下西洋，带来了中外交往的空前发展，将和平、友好的理念传递到沿途各国。郑和船队由240多条海船、27000多人组成，在近30年里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岸，总航程达70000多海里，可以绕地球三圈。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

（来源：齐鲁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