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 士变：读书人的革命与革命的读书人

此前“士治”秩序的根基，是以道义为基础的“大众公认”。这是一种被统治者自下而上的“同意支持”，区分于自上而下的“强迫支持”。然而近代“道出于二”之后，经典日益淡出，士人逐渐转化为知识人，先分新旧，后分左右，道的载体陷入危机。随着读书人的思想方式被改变，治理的正当性也基于来自异域的新观念，此前大众“同意支持”的机制便不得不转换。那个士治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礼治”转向“法治”的新时代。但因缺少了看似无形的大众公认，新的“法治”面临重重困难，使得新旧读书人都对从立宪到共和的一系列举措产生深深的失望，促生出读书人向往革命的“士变”，并由“士变”走向“国变”。其间溢出常轨之处，或近于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

从宋代的“郡县空虚”开始，中国很多事情与过去不一样了；在近代“道出于二”之后，更多事情与过去不一样了。在西潮冲击下，四民社会走向解体，民众的“同意支持”不复存在，持之有序的“士治社会”也逐渐崩散。在四民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作为四民之首的士自是首当其冲。却也因其曾为四民之首，士人在过渡时代的步步蜕变，从多方面影响到整个社会和国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本是要解决天下（即国家和社会）问题的，但在近代思想和社会的权势转移进程中，其自身却成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在四民社会解体之后，更出现了从学术、思想到政治、社会的多重“士变”。

社会层面的“士变”更显豁，即士的消失和新知识人社群的出现。近代士变最直接的造因，就是清季废除科举制。此举当时就被严复视为“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以为“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这在当年或更多是个为适应新学堂方式的教育变革，却引起了广泛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考科举的读书人固然是最明显的受害者，但从长远看，废除一个存在千年以上的基本体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仅广泛，而且久远。从严复所说的重话，更可以体会到其在思想上带来的巨大冲击。

废科举本身受到西潮的冲击，而其自身造成的影响，又起着助推西潮的作用。城乡的分离和对峙当然是西潮冲击的结果，而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转向也是一个重要的促因。整体看，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是与思想权势的转移伴生的，故社会结构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两者的转变大体同步，逐步导致思想和社会都失去重心。那时涵括方方面面的大趋势，可以用“正统衰落，异军突起”来表述。各种突起的“异军”，从不同的角度冲击着原居四民之首的士群体，使中间主干之位的空虚成为过渡时代的持续现象。

过去士作为四民之首，不仅是思想的，也是社会的，还是政治的，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合一。从兴学堂到废科举的系列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读书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晚清开始的新教育制度所培养的，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人。新知识人不仅不再是四民之首，自己也在自由浮动中逐渐边缘化。尤其在“道出于二”之后，经典日益淡出，道的两个载体都难以出现正面的“现代转化”。伴随着知识人边缘化的，是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社会进程，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新生的知识人和边缘知识分子，都是过渡时代的产物，共同见证着时代的过渡。对于近代中国的失去重心，他们都有某种切近的感觉，虽所见各异，渊源也不同：边缘化的知识人属于衰落的正统，兴起中的边缘知识分子则是突起的异军。两者分享着归属感的茫昧，但程度不同，性质也各异：一个更多感觉到归属的失去，一个期待着尚未获得，或也不知是什么的某种归属。不安不定，是他们心态的共同点。而在涉及政治的社会领导方面，随着向往“独立”的现代学术之呈现，逐渐边缘化的新知识人常在有意无意之间让位于更积极也更激进的边缘知识分子。

在生活方面，两者的日子都不好过。在过去，士人能够“无恒产而有恒心”，是基于一种“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的理想型机制，使不事生产也不生利的读书人可以受尊敬而不忧温饱，出仕为官则生活水准超过一般人，为高官更不一般，不能入仕者也可以“笔耕”谋生，是谓受社会供养。当然，受供养的士人自己也要修身，因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上要澄清天下，下要化民成俗；入仕途要努力保持清望，处民间要能为乡人楷模。这种供养机制的存在，是士人在多方面保持“独立”的物质基础。故社会供养的有与无，可以差别很大。

近代西潮的冲击，使中国社会这一“中坚阶层”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大变”。除学术思想外，“主要之变，乃在其生活之失所凭借”，衍成一种“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虚悬状态。就大环境言，是“上面失却其在政治上客观升进之地位，下面从日益贫乏之农村及小城中失却其经济依存之可能”；从个人言，习惯了受社会供养的士人因向来“不治生产，无经济凭借”，于是“不得不俯仰随人”。

一个社会的“中坚阶层”是否“俯仰随人”，乃是关键所在。因为有社会供养机制的物质基础，士人很容易在进退出处之间保持“独立”。那种因作为“四民之首”而被供养的自我认知，伴随着“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感，成为道统抗衡治统的精神支柱。一旦“四民之首”的自定位不复存在，与道统关系不明的新知识人很容易失去抗衡治统的底气，复因与其他三民的关联变得模糊而失去归属感，生活出路成为现实问题，不少人可能成为随社会之波而逐生活之流的“自了汉”。

其结果，这些渐失社会供养的读书人虽仍肩负着为国家退虏的重任，却也和国家分享着送穷的“刚需”。文天祥那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表出很多读书人无奈的现状，是他们切近的感受。在各种秩序全方位解体的时代，个体读书人“以一身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只能彷徨徘徊于过渡时期之中。

在此进程中，明显可见士人自我认知的转变。早在清末，梁启超就指责“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虱”；另一读书人林白水也曾代国民立言，说“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以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入民国后，读书人的自我定位进一步下降，“五四”前后读书人更由“自视为四民之首到变成以工人自期，同时希望把几千年来政治领域中无足轻重的工农提到政治的中心”。这样一种“自我边缘化”，被王汎森兄视为“秦汉以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而读书人的自我批判，多少也促成外界对他们的看法向负面转变。

未曾有过被供养经历的边缘知识青年没有民初读书人那么多的自责，对社会对人生却有着更多的不满（已在边缘化进程中的老师辈，也是他们不满的对象之一）。从耕读传家的乡村子弟转为常在都市里漂浮流动的无根之人，是个巨大的变化。那个传统消逝的乡间已成难归的故地，自己向往的城市却并未表现出多么热情的欢迎；因为需要探寻一个明确的社会地位和能够自我供养的生存空间，边缘知识青年有着更加奋发的动力，却也遭遇了更多的挫折。

从世界范围看，长期接受社会供养或是中国读书人的特殊待遇（也成为他们在近代自我批判的因缘）。而读书人身上从化民成俗到退虏送穷的内外责任，也是世界少见的。被茅盾称为“士气”的“救世精神”，更可以说是“中国读书人所特有的”。他们“对于国家的兴亡，社会的盛衰，起了莫大的作用，负了莫大的责任”。正因曾为四民之首，许多身处过渡时代的读书人并未放弃澄清天下的己任，一面持续自我批判，一面坚持“收拾民族”的责任仍然不了。边缘知识青年在自我批判方面稍弱，但在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方面，同样当仁不让，且其积极主动性还更显著。

读书人的责任从“澄清天下”转到“收拾民族”，特别能体现新旧时代的转换。一是行为的对象从“天下”转变成“民族”，虽更“现代”，却也有所收缩；二是行为本身从“澄清”转变为“收拾”，前者充满积极主动，后者略呈不得不为之意。不过无论怎样转变，读书人的责任不能推卸。而新的时代和新的运作形式，多少也在延续甚或强化这一责任。例如“五四运动”在李大钊眼里就“证实”了“知识阶级的胜利”，并赋予知识阶级作为“民众先驱”的新责任。

钱穆曾说：“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治一乱，正因为在衰世乱世有人物，下边才开创新历史，由乱返治，由衰转盛。”在近代传统退隐的“风雨如晦”之时，读书人并未把澄清天下的责任推给任何人（特别是古人和外人），而是坚持自我的承担，仍“鸡鸣不已”。即使不能马上改变历史，也可以守先待后。如徐佛苏所说，“裹痛扶创，假定一时之壁垒，授后起英雄以展布之资”。且近代的巨变既然可以“士变”来概括，也正需要士人来因应。

在“道出于二”的语境下，后人常说的“现代转化”，似未见多少能给人以鼓舞的现象。立场观点各异的众多读书人，皆有“收拾民族”的抱负，又表现为迥异的取向。盖创巨然后痛深，衰世乱世的人物，不能不从根本处反思，所见也大不同于承平之时。特别是动荡的乱世不甚鼓励冷静而循常理的思考，却容易引出激切而热烈的突破性思虑。在新的语境下，“务为前人所不为”的旧思绪有了再现的机缘。在不太能看到出路的情况下，充满破坏性的“革命”被视为改变现状的建设性手段，促成一种泛革命或“大革命”的心态，本身就是一个颠覆性的大转变。而不少士人的积极参与甚或引领，更是前所未见的特异现象，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场“士变”。

当年的急务是，对外要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对内需重建一个众皆认可而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两事皆非易易。尤其在一个失去重心的社会，任何作为都难有惯常的轨道可循，不能不自寻前路，甚至自己蹚出一条路来。因“权势真空”而逐渐进据政统的各新兴社群，也带来种种异于常规的新兴政治行为。以非常规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既存状态，既是想要澄清天下者面临的任务，也提示出澄清天下的新方式。出现以“士变”为表征的持续革命，亦良有以也。

康有为在清季观察到，庚子后“人心大变”，实“二百年所未有”。关键在于，“向者不过变自小民，今则变自士夫矣”；以前士人“犹望复辟之自强，今则别谋革命自强”。他说的革命是指以武力推翻政权，即部分士人站到了朝廷的对立一面。但若“革命”可指以非常规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既存状态，则近代读书人的持续向往革命并推动各方面的革命，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外国恐怕也少见。在西潮冲击造成的天崩地裂心态下，读书人的思想方式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造成一种难以回头的剧变，可以说是士传统的“最后一次‘断裂’”。

在某种程度上，20 世纪的中国可以说是个“革命的时代”，包括上层知识菁英在内的很多读书人，都曾长期向往革命。由于革命的具体思想资源多从外来，任何类型的革命都伴随着观念上的吐故纳新，往往超出政治范围，而延伸到文化层面。不少读书人憧憬着一个超越于政治革命之上的广义“大革命”，使革命的破坏性被压缩到最小，而创建性则被想象到最大，从不得不行的解除痛苦的被迫手段，转变为主动寻求美好未来的正面努力。

在思想上，“革命”始终是一个有争议并处于交锋中的理念；在行动中，各政治势力和个人“以革命的名义”相互角逐也渐成日常现象。这些围绕“革命”的竞争，凸显出革命的有力正当性。而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重要特点，一是政治革命可以是但不必是基于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二是政治革命后既得利益阶层继续提倡各类型多方面的“革命”，当政者自身不仅容忍各类“革命”，不断强调革命精神，有时甚至提倡和推动由“政府来革社会的命”之“在朝革命”。这种不断“革命”的思路，以至整个近代的“士变”，都是在因应近代中国所遭遇的问题。正因问题前所未有地复杂和棘手，因应的手段才往往溢出常轨，并因反复脱轨而难以形成建设性的积累。在层累革命之后，一些读书人注意到中国传统已呈破而难返之势，甚至中国自身主体性也随之失落，遂在“道出于三”的新语境下思考中国可能的走向，进而探索怎样重塑中国主体性的问题。

摘自罗志田：《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之“自序”，商务印书馆2025年10月出版。注释从略。

感谢商务印书馆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