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 杨涛 黎昊阳 人工智能普法具有提升普法实效性、增强普法交互性、优化供给侧的独特优势。新技术不断涌现，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普法领域的独特优势、进一步赋能普法工作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一、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我国普法工作的时代契机 我国普法工作自“一五”开启全民法律常识普及，到“八五”聚焦新时代法治需求，始终紧扣国家发展与民生需要。其在普及法律知识、树立法律权威等过程中积累深厚基础，覆盖面从早期集中宣传拓展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形成部门协同的“大合唱”模式，筑牢全民法治意识与法治社会建设根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公众法治需求升级，传统普法需进一步提升服务精准度、增强公众参与性。在此背景下，国家相继出台以下政策：2017年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技术纳入国家战略，明确其司法服务应用价值；“七五”“八五”普法规划先后推进“互联网+法治宣传”、强调新技术应用。这些政策既为普法注入技术动能，也顺应了公众对便捷化、个性化法律服务的需求，为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并赋能普法工作、实现成果承接与提质增效奠定了政策与实践基础。 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普法工作的三大维度 人工智能技术从交互模式、服务供给、传播范式三大维度推动普法工作提档升级。 其一，在交互模式上，人工智能推动普法从单向传播转向双向对话。传统普法曾以信息发布为中心，公众多为被动接收者；而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智能对话系统等技术，如今的智能法律问答平台可通过语义理解与知识图谱，实时响应公众法律咨询并精准解答。这种“双向对话”模式让公众能主动选择所需法律知识，打破了信息接收的被动性，有效激活其在普法活动中的主体意识，使普法从“单向告知”变为“主动探寻”。 其二，在服务供给上，人工智能突破普法同质化困境，实现精准化、场景化服务。借助大数据分析与用户画像技术，系统可采集公众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法律行为数据及咨询历史，构建多维度用户画像，进而推送定制化法律内容：针对小微企业主，重点推送企业管理、商事合同纠纷处理知识；面向社区居民，则侧重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生活类法律内容。这种“千人千面”的供给模式，让公众在获取法律知识时更具参与感和获得感，显著提升其在普法中的主体地位。 其三，在传播范式上，人工智能推动普法内容从文本主导转向多媒体融合的沉浸式体验。借助机器学习生成的法律动画、虚拟现实普法场景以及互动式法律游戏，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具象化、情境化的知识载体。例如，法律叙事类游戏通过模拟真实法律纠纷场景，引导公众在互动中理解法律规则、训练法律思维，契合现代公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认知习惯。这种沉浸式体验替代了传统单向灌输，让公众从法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实践参与者，实现主体地位的回归。 三、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塑造普法中的公众主体性 人工智能普法本质是主体性普法，区别于传统客体性普法的单向知识灌输，核心是通过技术赋权激活公众主体意识，培养法治实践能力。从类型看，客体性普法以国家主导知识普及与法律规范认知塑造为核心，公众是被动客体；主体性普法则以公众法治实践参与和规范再生产为核心，强调意识觉醒与能力提升，人工智能正是其重要载体。 在价值观层面，人工智能普法以提升公民法律素养和主体性为目标，既普及知识更注重维权能力培养，激发实践参与积极性。在服务对象层面，其聚焦老年人等群体，以便捷个性化服务降低学习门槛，助其实现权益保障平等化。实践过程中，针对技术理解障碍、隐私担忧等问题，可设计简易程序、搭建安全咨询平台，增强公众信任与提升数字时代法律运用能力。 高效普法的前提在于精准识别公众的法律需求，而核心则在于塑造公众的主体性。传统普法停留在“客体性”层面，难达根本目标。人工智能推动普法从知识灌输转向“赋权式”互动，为主体性塑造提供技术支撑。未来需结合传统与人工智能赋能的主体性普法，构建“外在技术手段+内在生命治理”的综合赋权体系。唯有如此，才能激活公众法治意识与实践能动性，实现普法向“多元主体协同”转型，提升针对性与实效性，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作者分别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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