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基本养老险一支柱替代率与美国基本持平，二三支柱有差距，重点应该放在第三支柱上！

先说结论：

1、养老金三支柱的规模差异

2024年中国三支柱账户规模合计约15.7万亿元，是中国GDP的11%。

其中，2024年中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结余）约8.7万亿元，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合计6.8万亿元。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暂无官方统计数据，根据2025年《中国养老金金融白皮书》估算规模约0.2万亿元。

美国三支柱账户规模约46.7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1.6倍。

其中，2024年第一支柱（OASDI）规模约2.7万亿美元，第二支柱（DB+DC）规模约24.5万亿美元，第三支柱（IRAs）规模约19.5万亿美元。

2、2024年中国基本养老金收入8.2万亿元（约1.14万亿美元，2024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为7.2），账户规模约8.7万亿元。

2024年美国退休、遗属和残疾保险（OASDI）年收入1.42万亿美元，账户规模2.7万亿美元。

3、中美两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差异体现在以下四点：

（1） 给付确定机制不同

美国基本养老金的给付确定机制侧重“公平”，强调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

中国基本养老金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给付确定机制既有收入再分配的考虑，也有长缴多得的激励性设计。

（2）替代率不同

美国的总体替代率是81%，其中美国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始终维持在39%左右，另外私人养老金替代率约为42%。

中国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约为38%。而企业年金替代率并无全国统一固定标准，会因企业规模、行业差异、缴费水平等因素波动，整体在10%-25%区间，不同场景下的具体水平差异明显。

张思锋等（2007）测算指出，在企业年金缴费率为6%的情景下，其替代率约为22.2%。

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参与企业年金的职工比例较低，覆盖人群有限，导致第二支柱在整体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这表明，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以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为主，美国比较均衡，三个支柱起的作用都比较大。

（3） 缴费率不同

美国基本养老金雇主和雇员的缴费率均是6.2%。

中国国基本养老金单位缴费率为16%，职工缴费率为8%。

（4） 财政负担不同

美国OASDI几乎没有规模化的财政补贴，联邦政府对OASDI的财政依赖度极低（仅0.5%），主要依靠社会保障税和投资收益维持运转。

中国基本养老金则面临较高的财政补贴压力，2024年各级政府财政补贴规模超过1.2万亿元，占基本养老保险总收入的比例约为15%，主要用于保障养老金足额发放、弥补地区收支缺口，以避免出现养老金“断供”情况。

4、通过对比分析，我们指出：

中国基本养老金肩负着更重的社会责任，企业单位 16% 的缴费率显著高于美国企业的 6.2%。

从数据上看，我国养老金第二支柱余额规模看似较高（由上图可知），但背后存在特殊逻辑。这主要是因为，仅有盈利水平突出，ROE 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企业，才有能力建立第二支柱。

目前该支柱仍处于“积累多、领取少”的阶段，且覆盖范围狭窄。比如，2024年参保人数仅3242万，占基本养老金参保职工总数的比重仅为8%。

因此，不能简单对比三大支柱的表面规模，还需深入探究其背后的运行机理与形成原因。

综合来看，核心结论如下：

我国第一支柱养老金替代率与美国基本相当，既承担着“保基本”的核心职责，也肩负着较重的收入再分配使命。

我国第二、三支柱养老金替代率显著低于美国，而企业已在第一支柱承担较高缴费负担，导致有能力参与第二支柱的企业数量有限，覆盖人群难以扩大。

第三支柱是未来养老金体系发展的重点方向，优化整体养老金替代率，需将核心发力点放在第三支柱的培育与发展上。

正文：

中国养老金三大支柱规模及其与美国养老体系的结构比较，近年来成为热议话题。

然而，直接套用发达市场国家数据进行“拿来主义”的做法，难以实现“西为中用”的效果。

实际上，受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框架和经济发展阶段差异的深刻影响，各国养老金制度设计呈现出本质性区别。

因此，构建与本国国情相匹配的养老保障体系，远比简单照搬他国模式更具现实意义。

尤其是基本养老金作为第一支柱，是整个养老金制度设计的核心和重点，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第二、三支柱的发展规模。

本次，“13精”将专注于中美两国基本养老金制度对比，从制度差异中探究我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方向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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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养老金三支柱的账户规模对比

2024年中国三支柱账户规模合计约15.7万亿元，是中国GDP的11%。其中，2024年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结余）约8.7万亿元，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合计6.8万亿元。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暂无官方统计数据，根据2025年《中国养老金金融白皮书》估算规模约0.2万亿元。

美国三支柱账户规模约46.7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1.6倍。

其中，2024年第一支柱（OASDI）规模约2.7万亿美元，第二支柱（DB+DC）规模约24.5万亿美元，第三支柱（IRAs）规模约19.5万亿美元。

下图给出了中美两国养老金账户规模的结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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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基本养老金的收支情况对比

2024年中国基本养老金收入8.2万亿元（约1.14万亿美元，2024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为7.2），账户规模约8.7万亿元。

2024年美国退休、遗属和残疾保险（OASDI）收入1.42万亿美元，账户规模2.7万亿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自2021年美国OASDI基金年收入已经连续四年低于基金年支出，导致OASDI资产规模已经连续四年下降！

根据SSA发布的《2025年度OASDI受托人报告》预计，OASDI储备加上预计的项目收入在接下来9年内还可以覆盖项目支出。

但是储备与年度成本的比例预计将从2025年初的169%降至2029年初的95%，并在此之后长期低于100%，直至2034年储备耗尽。

除2020年外，目前中国基本养老金年度收入还高于支出额，账户规模累积达到8.7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OASDI几乎没有规模化的财政补贴，联邦政府对OASDI的财政依赖度极低（仅0.5%），主要依靠社会保障税和投资收益维持运转。

中国基本养老金则面临较高的财政补贴压力。

2024年各级政府财政补贴规模超过1.2万亿元，占基本养老保险总收入的比例约为15%，主要用于保障养老金足额发放，弥补地区收支缺口，以避免出现养老金“断供”情况。

如果剔除政府财政补贴，2015年我国基本养老金的收入就要小于支出规模了。

中美基本养老金的这种差异，深刻反映了两国在养老金制度设计上的根本不同。

美国采用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公共养老金体系，同时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市场化补充机制，将养老责任更多地转移至个人和市场。

而中国则以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为核心，承担了更多的养老保障责任。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比较中美基本养老金在给付确定机制、替代率、缴费率和财政负担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差异，以揭示两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深层逻辑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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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基本养老金制度差异

美国基本养老保险起源于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是政府推动建立的强制性联邦公共养老保险，通过以税代费（社会保障税）进行筹资。

美国基本养老保险给付对象是参保人及其家人，实际上已经将个人退休计划转变为以参保人家庭为基础的经济保障计划。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当前基本养老保险收支主要来自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中2024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74732亿元，支出67656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7287亿元，支出5322亿元。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根据法律规强制建立和实施，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

直观来说，社会统筹养老金采用现收现付制，由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单位职工薪酬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并支付给当期退休人员。如果基金支付不足时，由政府给予财政补贴。

个人账户养老金实行预筹积累制，职工本人按照国家规定的工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并作为退休后给付标准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提高个人参与的积极性。

接下来，结合文献资料（SSA，2022；董登新，2022；施文凯和董克用，2022），我们重点阐述一下两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差异。

（一）给付确定机制不同

（1）美国基本养老金的给付机制

美国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0.9A+0.32B+0.15C。其中，A是指参保人指数化月平均工资中不超过第一分级点的部分，B是指超过第一分级点但不超第二分级点的部分，C是指超过第二分级点的部分；0.9、0.32和0.15是美国立法规定的三个固定替代率权重。美国正是通过运用这种累退式替代率的方式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参保人指数化月平均工资，是参保人历年名义缴费工资与指数因子相乘，得到整个缴费期间的指数年薪，从中选取指数年薪最高的35年进行加总，再除以420个月（35×12），得到参保人的指数化月平均工资。如果参保人缴纳不足35年，分母420不变。

这就意味着如果年份不足，将会导致分子变小，参保人的指数化月平均工资水平越低，给付标准更倾向于吃“大锅饭”。简单总结就是，美国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就是“奖励推迟退休，惩罚提前退休”。

美国基本养老金的给付确定机制侧重“公平”，强调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使得高收入群体个体替代率低，低收入群体个体替代率高，这有利于保障低收入群体的老年生活水平。

甚至对于高收入者来说，退休金不仅要缴纳联邦个人所得税，而且可能还要缴纳州个人所得税。

此外，由于美国基本养老金主要通过联邦政府统一征收社会保障税进行筹资，给付确定标准也是全国统一，有利于维护市场统一，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2）中国基本养老金的给付机制

中国基本养老金分为两类，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二是面向广大城乡居民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简称“城乡居保”）。

其中，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统账结合”制度，即由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退休时的基本养老金待遇也由这两部分构成。

统筹账户的基本养老金给付金额＝（退休时上一年当地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累计缴费年限×1%。

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金给付金额=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计发月数。

其中，计发月数：根据退休年龄确定，依据《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所附《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表》。比如，60岁退休计发月数为139。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个人账户的养老金领完了，是不是就不再发放了？实际上，即使个人账户储存额已发放完毕，国家仍会按照原标准继续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予以保障。

也就是说，退休人员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是终身发放的，不会因为个人账户“领空”而减少或停发。这一机制体现了基本养老保险的社会共济性和政府托底责任，确保参保人晚年生活的基本稳定与安全。

如果参保人在领取养老金期间去世，而其个人账户养老金尚未领取完毕，即个人账户余额（包括历年个人缴费本金及利息）可继承，但统筹账户基础养老金部分不可继承。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和给付机制更加灵活普惠，主要覆盖未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城镇非就业居民及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月养老金待遇由两部分构成：月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由政府全额支付）全部由财政补贴（中央+地方）承担，不依赖个人缴费；国家设定最低标准（如2024年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月约103元，部分地区如上海、北京等地可达1400元以上），各地可在国家标准基础上自行提高，经济发达地区普遍更高。

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包括个人历年缴费、以及政府对个人缴费对应的补贴。

（3）从给付机制差异看两国基本养老金特点

美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特点，强调“公平”导向的收入再分配功能，采用累退式替代率（0.9/0.32/0.15）设计，低收入者获得更高的个体替代率，高收入者替代率显著降低，体现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属性。

通过全国统一的计算公式和筹资机制（联邦社会保障税），确保制度公平性和横向可比性。给付标准全国一致，有利于劳动力跨州流动，维护统一劳动力市场。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账户体现社会共济与再分配，既参考社会平均水平，也反映个人贡献。

个人账户体现激励与积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增强参保积极性。

终身保障与政府托底责任明确，即使个人账户余额领完，仍由统筹基金继续支付原标准养老金，确保终身领取、待遇不减。

参保人身故后，个人账户余额可继承，体现财产权保障，统筹部分不可继承，突出其公共属性。

双轨覆盖，普惠性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面向正规就业群体，制度设计较复杂。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非就业、灵活就业及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由财政全额负担，具有强普惠性和兜底功能，降低参保门槛，扩大覆盖面。

简言之，美国制度更侧重“横向公平”与收入再分配，通过累退设计保障低收入者基本老年生活，制度刚性强、全国统一。

中国制度更具“混合型”特征，在职工养老保险中融合社会共济与个人激励，在城乡居民保险中突出财政兜底与普惠覆盖，整体体现出多层次、广覆盖、强托底的中国特色。

（二）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不同

中美两国基本养老金给付机制不同，直接导致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存在差异。

美国基本养老保险一直维持着低缴费、低给付与“大锅饭”的制度属性，其退休金水平反映了底线保障的“平均主义”思想，低缴费率与低替代率相匹配，替代率始终维持在39%左右。

而中国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则由2000年近80%，下降到2024年的38%，现在与美国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基本持平。

这表明，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以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为主，美国比较均衡，三个支柱起的作用都比较大。

2000-2024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复合增速高达11.4%，而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支出增速为8.4%。

由上图可知，两国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基本相同，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二第三支柱的替代率上，当然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的发力点，尤其是第三支柱。

（三）基本养老金的缴费率不同

美国基本养老金雇主和雇员的缴费率均是6.2%，缴费基数为员工工资。而中国基本养老金单位缴费率为16%，职工为8%。

中国企业支付的缴费率16%，要比美国的6.2%高。其实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年金要比美国低，因为我们的企业已经在第一支柱上承担了较大的缴费。只有那些特别挣钱的企业，或者ROE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企业，才有能力去做第二支柱。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比较三个支柱的高低，还有研究背后的机理和原因。

也许第一支柱和第三支柱才是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发展方向。

（四）基本养老金运行的财政负担不同

尽管如此，美国基本养老金“保基本”的设计特点，使其运行几乎不需要联邦政府的财政补贴，当前联邦财政补贴规模不足0.2亿美元。

2024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各级政府财政补贴占总收入约1.2万亿元，占基金收入的比重为15%。

如果将财政补贴从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中扣除，那么很多省份养老保险基金当年已经入不敷出。

需要补充解释的是，中国基本养老金高额财政补贴的背后，核心源于历史制度遗留问题、人口结构变化、地区发展失衡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同时也是保障养老金待遇稳步提升、维护制度可持续运转的必要举措。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中国基本养老金肩负着更重的社会责任，企业单位 16% 的缴费率显著高于美国企业的 6.2%。

从数据上看，我国养老金第二支柱余额规模看似较高，但背后存在特殊逻辑。这主要是因为，仅有盈利水平突出、ROE 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企业，才有能力建立第二支柱。

目前该支柱仍处于“积累多、领取少”的阶段，且覆盖范围狭窄。比如，2024年参保人数仅3242万，占基本养老金参保职工总数的比重仅为8%。

因此，不能简单对比三大支柱的表面规模，还需深入探究其背后的运行机理与形成原因。

综合来看，核心结论如下：

我国第一支柱养老金替代率与美国基本相当，既承担着“保基本”的核心职责，也肩负着较重的收入再分配使命。

我国第二、三支柱养老金替代率显著低于美国，而企业已在第一支柱承担较高缴费负担，导致有能力参与第二支柱的企业数量有限，覆盖人群难以扩大。

第三支柱是未来养老金体系发展的重点方向，优化整体养老金替代率，需将核心发力点放在第三支柱的培育与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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