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中间一代”的逃避正将日本拖入深渊

编者按：高市早苗所代表的日本政治、社会思潮从何而来？11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在“丁刚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表示，没有认真反思军国主义为何能在日本这片土壤里生长壮大，也就没有建立起防止历史重演的免疫机制。日本很有可能再次走上那条曾经把整个国家拖入深渊的危险道路。现将文章发布如下： （全文约2900字，预计阅读时间8分钟）

凯拉从楼上跳下去的时候，内心一定充满了绝望。

这个12岁的德国孩子，在1947年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毒死了父亲之后，从残破不堪的高楼上跳了下去。

这是电影《德意志零年》最后的镜头。

多年过去，这个镜头依然让人心悸，因为它刺穿了一个最残酷的问题：当发起战争、兽性掠杀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孩子拒绝或回避反思，后代们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今天重新想起这部影片，是因为从高市早苗这一代所代表的日本政治、社会思潮，正在经历一场更加隐蔽、却同样危险的代际传递。

谈起那场战争，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认为，那是“爷爷们打的仗”，似乎与他们无关。

在这些年轻人接受的教育中，南京大屠杀、劳工、慰安妇这些词汇只是“历史上有这个事情”，没有对错，不涉及感情。

日本整个二战历史教育的核心只有一个：日本是原子弹的受害国。

这种单向度的历史记忆，让反省和和解根本无从谈起。而今天的日本政界正处于新老年代更替的阶段，反省的问题更加复杂。

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已经过去八十年，至少三代人在历史的传送带上依次登场。而最关键的，恰恰是那承前启后的“中间一代”，那些在战后废墟中长大、本应承担起反思与清算责任的一代人。

正是他们的态度，决定了历史的伤口是被认真清创，还是被匆匆包扎后继续化脓。

德国有施罗德和科尔这样的“中间一代”，他们用沉重的自省为后代铺平了道路；而日本的“中间一代”，却在历史责任面前选择了集体性的逃避与沉默。

于是，他们的后代，今天的日本年轻人和政客才会理直气壮地说出“那是爷爷的事”，仿佛历史可以像旧衣服一样被随意丢弃。

《德意志零年》的力量在于，它毫不留情地展现了“中间代”面对的残酷选择。

影片摄于1947年，新现实主义大师罗西里尼在真实的柏林废墟中完成拍摄。

镜头里是350万人在贫困与饥饿中挣扎，凯拉一家四口的悲剧浓缩了整个德国的精神困境：父亲患病卧床，哥哥因当过纳粹不敢自首躲在家里，姐姐沦为娼妓，12岁的凯拉为了养家糊口四处找活，甚至做过掘墓人。而一位地下贩卖法西斯宣传品的老师，在不知不觉中把纳粹思想灌输给了这个孩子。

当父亲劝说哥哥去自首时，凯拉竟毒死了父亲。目视父亲的遗体被收尸车拉走后，他紧闭双眼，纵身跳下。

这个结局令人窒息，但它引发的疑问更加尖锐：是什么让一个孩子变得如此疯狂？法西斯主义仅仅只是道德的失误吗？德国人如何才能重新成为人类的一员？

片名“零年”本身就象征着德意志民族在现实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归零重启。

凯拉选择了自杀，但更多的同龄人——那些在战后废墟中长大的“中间一代”——选择了勇敢地承负历史的责任。

当父辈们渐渐从历史中淡出，正是这一代人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后代，向欧洲和世界表明：凯拉的悲剧不能再重演。

施罗德、科尔这样的人物，走出了凯拉没能走出的心理阴影，他们为父辈的罪责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也用自己的责任感为后辈树立了标杆。

有了这代人的反思，德国才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动力，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波兰人、法国人、荷兰人愿意与他们“集体承担共同的记忆”。

对照德国，日本“中间一代”的失职就显得格外刺眼。

那些在战后成长起来、如今已年过七旬离开政坛的一代人，本应承担起凯拉的同龄人在德国所承担的历史清算工作，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逃避。

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喧嚣中埋头向前，用“发展”和“重建”的叙事掩盖对过去的追问；他们在美国的战略安排中享受着和平红利，却从未真正向下一代解释：为什么军国主义能在日本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最终长成吞噬一切的怪物。

他们给后代留下的，不是德国式的深刻反省，而是一种模糊的、不痛不痒的历史记忆，甚至是一种受害者的叙事——“我们也被原子弹炸过，我们也是战争的牺牲品”。这种叙事巧妙地将加害与受害混为一谈，让历史责任在相对化中被稀释殆尽。

今天的日本年轻人和政客，就在这片被前辈刻意留下的历史真空中成长起来。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从上一代那里接受过严肃的历史教育，“南京大屠杀”只是教科书上冷冰冰的几个字，“慰安妇”是可以争论真伪的历史议题，而“侵略战争”则被重新包装成“大东亚战争”或“自卫性质的冲突”。

在这样的认知结构下，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那些都是“爷爷们的事”，与自己毫无关系。更危险的是，这种态度不再局限于普通民众，而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政治家身上。

高市早苗这样的政治人物，就是这种代际失职的典型产物。

她们这一代人，既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痛苦，也没有从“中间一代”那里继承到任何深刻的历史自省，却在民族主义和“正常国家化”的话语中找到了政治资本。她们高举“爱国”、“捍卫国家尊严”的旗帜，对战争责任、历史侵略轻描淡写甚至公开否认，把战后体制视为“束缚”，把和平宪法当成“障碍”。

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日本不是加害者，而是被战后秩序“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日本不需要反省，而是需要“夺回应有的地位”。

最可怕的是，这种代际传递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

“中间一代”的逃避，导致新一代对历史缺乏敬畏；新一代对历史的漠视，又让政客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篡改叙事、鼓吹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话语一旦成为主流，日本的重新武装、重新强大就没有任何道德负担。

这个逻辑链条环环相扣。

没有认真反思军国主义为何能在这片土壤里生长壮大，也就没有建立起防止历史重演的免疫机制。日本就很有可能再次走上那条曾经把整个国家拖入深渊的危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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