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容忍！婚前同居虐待算家暴，精神摧残也追刑责！

2025 年 11 月 25 日 “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新闻发布会掷地有声地传递出法治进步的信号：# 长期冷暴力也是家庭暴力 #，# 稳定婚前同居恋人也是家庭成员 #。

这一司法界定的明确，不仅回应了社会生活方式多元化带来的法律适配需求，更打破了传统家暴认定的局限。

数据显示，2021 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已批准逮捕涉家暴犯罪嫌疑人 2800 余人，起诉 3400 余人，家暴案件批捕率高于普通刑事案件近 10 个百分点，近五年 500 余名情节恶劣的施暴者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彰显了国家严惩家暴犯罪的坚定立场。

马某某虐待案作为典型案例，将稳定婚前同居关系中的精神虐待纳入刑法规制，为反家暴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范本，也推动着全社会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实现从 “身体伤害” 到 “全面侵害”、从 “婚姻内” 到 “亲密关系中” 的深刻转变。

一、一场始于同居的精神虐待

马某某与苗某的悲剧，始于 2021 年 12 月确立的恋爱关系，却在 2022 年全年的稳定同居生活中演变为一场漫长的精神摧残。

二人租房共同生活期间，不仅见过双方家长、参与家庭聚会，更有着明确的结婚意愿，形成了经济上相互扶持、精神上彼此依赖的紧密关系。然而，这份看似走向婚姻的亲密关系，却成为马某某实施控制与虐待的温床。

马某某以 “缺乏安全感” 为借口，通过多种手段对苗某进行精神操控：限制其出国进修、删除异性微信、要求实时报备行踪，彻底剥夺了苗某的个人发展空间与人际交往自由；同时，长时间、持续性的辱骂、无端指责与人格贬损成为常态，不断摧毁苗某的自我认知。

这种精神虐待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呈现出持续性、反复性的特征，最终导致苗某三次自杀，前两次经抢救脱险，第三次则因马某某在酒吧饮酒时的微信辱骂彻底精神崩溃，服药身亡。

案件发生后，司法机关的处理过程体现了严谨的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公安机关立案后，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全面调取证据：通过外卖记录、网购记录等证实二人共同生活状态；以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固定精神虐待事实；凭诊疗记录与性格变化证据链，明确虐待行为与自杀结果的刑法因果关系。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定二人构成事实上的家庭成员关系，马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虐待罪，依法批准逮捕并提起公诉。

最终，法院以虐待罪判处马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两个月，既回应了被害人的正义诉求，也向社会传递了 “同居非法外之地，精神虐待亦属犯罪” 的明确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案件并非个例。在最高法同期发布的牟某虐待案中，同样是稳定婚前同居关系下，牟某因纠结女友过往性经历，高频次、长时间辱骂对方，导致被害人两次自杀未遂后最终不治身亡，法院同样以虐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两个月。

两起案件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稳定婚前同居关系中的精神侵害，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家暴新形态，亟需法律的明确规制与司法的强力介入。

二、婚前稳定同居家暴的法律界定

最高检的司法界定与典型案例，为 “婚前稳定同居家暴” 提供了清晰的法律轮廓。结合《反家庭暴力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可从主体范围、行为类型、核心特征三方面明确其内涵。

从主体范围来看，婚前稳定同居家暴的核心是 “事实上的家庭成员关系”。传统观念认为家庭暴力仅存在于婚姻登记后的夫妻之间，但随着同居成为普遍的婚前生活方式，法律对 “家庭成员” 的认定已突破形式婚姻的限制。

司法实践明确，只要双方处于稳定的婚前同居状态，具备共同生活事实，且存在经济扶持、精神依赖的紧密联系，具有组建家庭的明确意愿，即便未办理结婚登记，也应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 “家庭成员”。

这种认定并非扩大解释，而是对 “家庭成员” 本质特征的回归 —— 亲密性、稳定性、扶持性，而非单纯的法律登记关系。

就行为类型而言，婚前稳定同居家暴涵盖身体暴力与精神虐待、经济控制、冷暴力等多种形式。最高检明确指出，家庭暴力绝非仅限于拳打脚踢等直接身体伤害，更包括长期冷暴力、精神虐待、经济控制等隐性侵害。

其中，精神虐待是此类案件中最常见的形态，如马某某案中的情感操纵、持续性辱骂、人格贬损，牟某案中的高频次指责与侮辱，均属于典型的精神虐待行为；

经济控制则通过掌控财物、限制消费等方式剥夺被害人的经济自主权，使其丧失独立生活能力；长期冷暴力则以漠视、疏远、拒绝沟通等方式，对被害人实施精神孤立与心理折磨，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

婚前稳定同居家暴的核心特征体现为三个维度：一是关系的紧密性，基于恋爱与同居的双重联结，双方相处空间高度重合，施暴者的控制更易实施，被害人难以躲避；

二是行为的持续性，虐待行为并非偶然发生，而是长期反复进行，形成 “施暴 - 隐忍 - 变本加厉” 的恶性循环；

三是危害的隐蔽性与严重性，精神虐待、冷暴力等行为无明显身体伤痕，难以被外界察觉，但其对被害人心理健康的摧毁力极强，往往导致被害人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甚至引发自杀等极端后果，其危害程度不亚于身体暴力。

三、重塑认知边界，筑牢反家暴防线

婚前稳定同居家暴的司法认定与处理，曾面临主体资格模糊、证据收集困难、因果关系认定复杂等多重挑战。而马某某案等典型案例的办理，展现了司法机关破解难题、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的创新路径。

（1）证据收集是办理精神虐待类家暴案件的核心难点，司法机关通过 “多元化取证 + 专业化固定” 破解这一困境。

针对精神虐待无物理痕迹的特点，办案机关拓宽证据收集范围，将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社交媒体内容等电子数据，邻居、亲友的证人证言，被害人的诊疗记录、心理评估报告，甚至外卖订单、居住证明等间接证据纳入证据体系。

同时，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全面固定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确保精神虐待行为能够被精准认定。

马某某案中，正是通过整合聊天记录、诊疗记录、性格变化证言等多种证据，才有力证明了虐待行为的真实性及其与自杀结果的因果关系。

（2）在法律适用与责任追究上，司法机关坚持 “罪刑法定 + 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对于稳定婚前同居关系中的虐待行为，符合虐待罪构成要件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或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同时，针对精神虐待导致被害人自杀的情形，明确认定 “情节恶劣”，并依法确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避免施暴者以 “被害人自愿自杀” 为由逃避责任。

这种处理方式既坚守了法律底线，又充分考量了家暴案件的特殊性，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3）对社会而言，需要构建 “认知普及 + 多元救助” 的反家暴支持体系。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不仅聚焦刑事追责，还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工作，促使马某某等施暴者认罪服法；

媒体应加强对家暴新形态的宣传解读，让公众了解精神虐待、冷暴力的表现形式与危害，破除 “家暴仅指身体伤害” 的传统认知；

社区、妇联等基层组织应建立常态化排查机制，对稳定同居群体给予更多关注，及时发现家暴隐患；医疗机构在接诊疑似家暴受害者时，应履行强制报告义务，为受害者提供诊疗记录等关键证据支持；心理服务机构可设立家暴受害者专线，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帮助其走出创伤。

结束语

从马某某案的悲剧到司法机关的公正裁判，从最高检的明确界定到全社会的认知觉醒，我国反家暴工作正迈入更加全面、精准、有力的新阶段。将稳定婚前同居关系中的精神虐待、长期冷暴力纳入家暴范畴，不仅是法律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更是对个体尊严与权利的充分保障。

家庭暴力从来不是 “家务事”，而是侵犯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亲密关系从来不是施暴的 “保护伞”，而是需要法律守护的美好联结。

随着法治防线的不断筑牢、社会支持体系的日益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潜在的家暴受害者将获得勇敢说 “不” 的底气，更多施暴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反家暴之路任重道远，但每一次司法突破、每一次认知进步，都在推动社会向更加平等、安全、和谐的方向迈进。

唯有全社会形成合力，让法律的刚性约束与社会的柔性关怀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消除家庭暴力的阴影，让每一段亲密关系都建立在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之上，让每个个体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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