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司机住院，他拿出300元稿费，6年后又送去200元

1964年4月的一天，北京仍带着料峭春寒，中央办公厅财务人员送来一沓稿费清单。毛泽东签字后并没有立即合上笔记本，他的目光停在数字上，轻轻说道：“还是那几位同志要紧。”

工作人员没听明白，只得静静站在旁边。不久，车子发动，毛泽东赴钓鱼台会见外宾。在路上，他忽然问副警卫周福明：“朱师傅现在情况如何？”

这句突兀的提问让车厢内安静下来。朱德魁肝病住院的消息并未主动上报，毛泽东却已知晓。周福明只好坦言：“病房靠近太平间，吓得他夜里睡不着。”

“换环境。”毛泽东语气肯定，“让他回家，好好休养。”接着，他从公文包抽出一张白纸，写下那句熟烂于心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顺手把纸递给周福明，“拿去给他看看。”

车抵钓鱼台前，他又示意会计留下，翻开稿费夹，从中抽出300元现钞。“这是生活费，让他安心。”钱被装进一个小信封，没有任何批条。

朱德魁拿到信封时，愣了半晌，只说出一句：“主席让我转告各位，谢谢。”后来他遵嘱离院，在家静养，病势果然缓了不少。

毛泽东给身边人员“雪中送炭”的事并非孤例。稿费在那个年代是稀罕收入，他却几乎不做私用，常被拆零，分给有困难的工作人员。

两年后，李银桥也面临调动。汪东兴事先做了沟通，可真正开口的是毛泽东。夜里灯下，他握着李银桥的手，“天津那边锻炼机会多，到地方去长见识。”

李银桥难掩情绪，眼圈发红。毛泽东见状，自嘲似地笑了笑：“老李，别哭，男子汉顶天立地。”随即拿出一个厚实牛皮纸袋，“路上开销大，800元，不许推辞。”

“主席，这……”李银桥低声。毛泽东抬眼：“拿着！”短短两个字，不容分辩。

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对公款、公物格外谨慎，却对自己稿费的支配毫不吝啬。只要谁家里真有急难，他总有办法“凑出一包钱”。有人笑称那是“特殊基金”，却没人敢乱花。

1969年，中央警卫团调整，伙食管理员缺人，吴连登被临时抽调。周福明汇报他的家庭困境：农村父母、五个弟妹，全靠他31元工资维系。

毛泽东没有多问，照旧向财务要来账本，默默撕下一页便签写下“300元”。便签贴在一个小牛皮信封上，交由周福明：“告诉小吴，家里捉襟见肘就先解燃眉。”

钱不算多，却抵得上一年学费和口粮。吴连登后来回忆，那几百元像一根竹杖，把他一家从现实的泥潭里挑了出来。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很少在众人面前谈论这些事。对他而言，解决同志困难是顺手之劳，张扬反而让人难堪。他最忌讳的词只有两个：摆谱、做秀。

1970年春节，主席突然想到朱德魁，吩咐护士长吴旭君跑一趟。吴旭君赶到司机家，将200元生活补贴放在桌上。朱德魁握着信封，半天没有说话。

他最终只说一句：“照主席吩咐，好好养身。”这句简单回应，等同于向这份情谊行了一个庄严军礼。

细心的人会发现，毛泽东钱虽给得痛快，背后却是严格的原则：第一，不用公家经费；第二，从不搞特殊供应；第三，金额适度，务求解急。事实上，他曾多次对秘书强调：别让谁谁再伸手来要中央财政，“那是人民的钱”。

试想一下，在物资紧缺年代，300元等于普通工人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毛泽东出手如此大方，却严格限定来源，既照顾情面，也守住规矩。

1973年以后，毛泽东身体状况下滑，仍坚持把稿费簿子放在床头。遇到熟人家中生病、子女上学，他就让卫士转交几百元。护士长回忆，那本簿子边角卷曲，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备注，像一部私人微型账册。

不少人以为领袖生活奢华，其实毛泽东的卧室陈设简陋，最显眼的物件就是那本账簿与一叠稿纸。稿费款项多次被“挪用”，他本人穿的仍是补丁睡衣。

前后十多年，毛泽东用稿费帮助过的工作人员、司机、警卫、医务人员，加起来超过三十位。被记住的不仅是数额，更是一种体恤：困难时不会被遗忘。

周福明曾说：“主席对人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张随时能兑现的钞票。”这句话在工作人员中流传甚广，也最能说明毛泽东“言行合一”的作风。

追溯那300元与200元，看似数字简单，却映出领袖与普通工作人员的真实关系：既严肃又温暖，既有组织和制度的边界，也有血肉相连的情分。

对当事人而言，钱解决的是医药费、路费、学费；对后来者而言，留下的是一份做人的尺度——在职位再高的人，也要记得身边那位随时需要搀扶的普通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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