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绶光主办孙殿英案为何最后放人？老蒋亲自放话了，不放不行！

1928年，北平卫戌总司令部的灯光彻夜未熄，朱绶光手里捏着东陵盗案的卷宗郁闷不已。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销赃渠道顺藤摸瓜，把孙殿英部下师长谭温江等人缉拿归案，军事法院都已搭好审讯的架子，眼看就能给这桩震惊中外的盗墓案一个了断。可谁曾想，孙殿英把从慈禧、乾隆陵寝里盗出的奇珍异宝分了个七零八落，一半送蒋介石，一半孝敬阎锡山，硬是靠着这些烫手的宝贝打通了关节，最后竟全身而退。朱绶光对着卷宗里确凿的证据，长叹一声，满肚子的谋划和坚持，到头来成了竹篮打水，这大概是他这辈子最憋屈的一次差事。

追随老阎

朱绶光本是湖北名流，他曾两次东渡日本求学，在陆军大学吃透了军事韬略，而且还是最早的同盟会员、铁血丈夫团成员，起点之高在同辈中少见。

1925年，他朱绶光应老同学阎锡山之邀加入晋系，一到山西就展现了真本事，一手创办山西陆军辎重教练所，两年时间朱绶光就培养出六百多名后勤专业人才，硬生生解决了晋军扩充后后勤跟不上的大难题。

阎锡山深知他的才学，一路提拔他当到总司令部参谋长，北伐讨奉时，从战略制定到兵力部署，朱绶光无不参与，甚至北伐军逼近北平之时，他主动请缨先入城内“安民保侨”，让第三集团军顺利接收北平，秩序井然，这份胆识和能力，在晋军里无人不佩服。

缉私拿盗

东陵盗案爆发时，朱绶光正以第三集团军参谋长的身份坐镇平津，代行阎锡山的总司令职权，查办此案成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很清楚这案子的分量，皇陵被盗不仅是文物损失，更关乎世道人心。

于是他雷厉风行，一面让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派兵守护东陵，防止二次失窃，一面下令全国海关、警局严密监控可疑物品，堵死销赃之路。审讯谭温江等人时，他细致入微，案情很快水落石出，可就在此时，来自南京和太原的压力接踵而至。

蒋介石想拉拢孙殿英这股土匪军阀，阎锡山也不愿错失可用之兵，两人都收了好处，自然对审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朱绶光再坚持，也拗不过顶头上司和中央政府的双重默契，只能眼睁睁看着罪犯逍遥法外。

我们可能会想，朱绶光为何眼睁睁看着孙殿英在自己眼前溜走？其实了解他的性格就不难明白，晋军里都称他“老诚稳健”，甚至有“和事佬”的名声，他深知乱世之中，军事将领的抱负终究要依附于派系利益。

更何况阎锡山对他有知遇之恩，两人“共患难，同苦辛”，他既不愿违背老同学的意愿，更清楚在蒋、阎争霸的格局里，一个参谋长的坚持根本撼动不了既定的利益交换。这或许就是那个年代读书人的无奈，空有一身才学和一腔正气，却总要在现实面前妥协，朱绶光的惋惜，不仅是为一桩悬案，更是为乱世中公道的缺失。

倾全力

转过年来，中原大战的阴霾笼罩全国，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手反蒋，三方兵力云集，战事一触即发。有趣的是，晋军参谋长朱绶光、西北军参谋长刘骥、桂系参谋长张翼鹏竟都是湖北同乡，三人成了三方联络的关键纽带，一时传为军中趣闻。

此时的朱绶光此时虽已因病辞去军政部政务次长之职，但阎锡山仍倚重他的谋略，让他在幕后擘画军机。他凭借多年的军事经验，为晋军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从兵力调配到后勤补给，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晋军能在中原大战初期占据优势，朱绶光的运筹帷幄功不可没。

1930年张学良通电全国，东北军入关武力调停，中原大战最终以蒋介石一方的胜利而终结，而这也意味着朱绶光的心血再次付诸东流。

不过这点小插曲并未影响阎锡山对他的信任，1932年阎锡山复出后，立刻再次邀请朱绶光担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后来抗战爆发，朱绶光又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参与了大同会战、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等诸多战役的谋划，甚至亲临晋北前线指挥，为抵御日寇倾尽心力。

作为晋系将领的朱绶光他虽没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线将领的赫赫战功，却在幕后以智谋支撑着晋系军队的运转，就像阎锡山在他逝世后题的遗像赞那样：“君来佐，长幕宾，共患难，同苦辛，北伐成，就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