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案公审时，2个主犯判刑上有争论，有人主张死刑，审判者压力大

【1980年12月，北京会场外】“到底是枪决还是死缓？”警卫悄声问旁边的工作人员，寒风把这句低语吹进夜色。

两案的审理自1980年11月启动，庭审一共四十二次，持续两个多月，资料堆满了一小库房。公开审判是建国以来罕见的大场面，数以千万计的听众通过广播、报纸同步关注。人们盯住的不只是罪状，更是最终量刑的尺度。

42份起诉书、200余份证据材料、数百名证人证言，事实部分并不疑难。难在如何宣判。江、张作为首犯，罪行累累；社会情绪先声夺人，“杀！”的标语在街头不时出现。另一方面，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新方针，也要求所有裁量必须有法可依。情与法的拉扯，把主审人员推到聚光灯下。

公审前夕，审判员们进行了多轮非正式讨论。有位年近七旬的老干部一句话击中了核心——“若全凭仇恨，法律的权威何在？”他的声音不高，却让屋子安静数秒。有人反驳：刑法第二条规定，危害国家、人民者，依法应处最高刑；如今不杀，民众情绪难以平复。针锋相对，僵持不下。

值得一提的是，外电同样在放大这一僵局。多家西方通讯社预测会出现极刑，以证明“北京春天仅是口号”。国内外舆论交错，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对于刚刚成立两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指导委员会，这是一次干货十足的压力测试。

会议记录显示，江华与伍修权提出“死缓”方案的那晚，已近凌晨一点。讨论持续七小时，结论却只是“暂定意见”。第二天清晨，审判员中有人讲了句大白话：“历史不是一阵子，是一辈子。”一句朴素提醒，再次把众人拉回冷静。

从法律角度看，死缓与立即执行在程序上差别并不大，但象征意义天壤之别。死缓留下两年考察期，若无新罪可减为无期，为未来留下回旋空间；立即执行则一锤定音，没有转圜。对于刚刚颁布的刑法与刑诉法，如何开出第一张极刑罚单，关乎体系稳固与否。

此时“舆论法庭”火药味愈浓。地方来电、群众来信、报社评论版，大多直指“血债血偿”。更尖锐的问题是：若法条允许死缓，是否向“阶级敌人”心慈手软？这一质疑让审判机构感受到罕见压力。以往政治运动一锤定音，而今必须让法锤先落。

在政治局层面，讨论显得更为谨慎。多数成员赞成死缓，理由主要有三：一是慎用死刑可凸显新时期法治原则；二是为对外形象加分，表明中国新政治气候；三是保留活证据，必要时可再审或补充调查。也有人坚持死刑，认为“民气可用”。意见分歧，相持近十天。最终拍板：江、张二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具体执行方案通过后，还要再回到合议庭。伍修权向同僚解释：“法律面前不谈阶级成分，只谈事实责任。”这句原本平淡的法律常识，在当时听来颇具冲击力。合议庭随后对量刑列表做出了最终调整：王某无期徒刑，姚某二十年，其余五人十六至十八年不等。

宣布当天，人民大会堂气氛凝重。法槌落下的一瞬间，会场内外杂音戛然而止。这不是普通的宣判，它宣告文革十年以国家司法程序正式收尾。

有意思的是，量刑结果公布后，社会反应并没有失控。一部分群众失望，仍有人高呼“怎能不杀”；另一部分则认可“依法处理”。情绪在几周内趋于平缓。后来有学者分析，当年那场全国范围的“杀声”更多是一种情感宣泄，而非真正求极刑。司法决策者的谨慎，恰好给了公众一个冷却期。

需要补充的细节是，死缓不是一纸空文。1983年，对江、张的减刑申请被驳回，维持无期；1994年，江病逝狱中，张因癌症入住监区医院，直到2005年去世。两份终结报告分别记录：未发现再犯罪行，也无重大悔罪表现。换言之，死缓走完全程，实际效果与无期相当。

关于这场量刑争论的影响，法律界至今仍在回味。第一，它让“罪刑相适应”原则真正落地，形成后来对贪腐与暴力犯罪区分处理的先例。第二，它让公众慢慢适应“法不向怒者屈”这一观念。第三，它悄悄推高了死刑适用门槛。1980年代初期死刑案件大幅减少，正与此案余波相吻合。

遗憾的是，资料披露仍有空白。例如政治局争论的具体表态没有完全公开，合议庭会议记录只保留概要。等到档案限制期结束，或许能看到更多细节。

两案审判带来的另一重意义，是职业法官群体的自信心提升。当时不少审判员出身于部队、机关，并非学院派。通过这场硬仗，他们确立了对法律文本而非政治口号的依赖。一个制度，只要有第一例成功实施，就会产生第二例、第三例，这是后来“严打”“反贪”得以依法推进的制度土壤。

审判落幕四十余年，如今再看判决书，“死缓”二字不再带有当年的悬念，却依旧提醒后人：情绪可以汹涌，法律必须从容。无论时代如何激荡，总得有人把手里的法槌握住，不疾不徐地敲下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