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王季范迁居北京，拜托主席给他找工作，主席：早已替你盘算好

1950年初秋，北平的夜风里还裹着残留的暑气，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翻检旧信时，看到一封落款“季范”的家书。信纸微黄，字迹仍挺拔——这封信成了他当晚最牵挂的事。十几天后，一封洋溢着亲情的回信从中南海发往苏北海陵，邀请王季范进京。同年九月中旬，这位年逾花甲的老教师踏进紫禁城外的新华门，正式打开了人生的全新篇章。

银灰色的长衫、竹质手杖、厚边眼镜，王季范甫一下车，便显得与周围警卫的军装格外不同。一位陪同人员悄声感叹：“真像走出画里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不止是毛泽东的姨表兄，更是主席学生时代的施教者；三重身份叠加，让他注定会在中南海留下独特的身影。

毛泽东接见时握住王季范的手，细看片刻，道了一句：“二十三年不见，湘音还在。”王季范轻轻一笑，用常德口音答：“粉笔没丢，人却老咯。”短短一句，勾起往昔师生共读《孟子》的课堂光景。彼时，毛泽东常因筹办学运缺钱向王季范借银元，王季范总会把新领的薪水一半塞给他，连同一包细茶。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王季范此行原本只打算探亲，却在与主席几次交谈之后，萌生“趁还能动，应为国家多尽力”的想法。于是，他试探性地说：“若真有差事，可否分一点？”毛泽东朗声答：“早已替你盘算好。”一句轻描淡写，其实经过周恩来、陈云多次磋议——政务院参事这一岗位既不脱离文化教育，又需要履历深厚之人，最合适不过。

对于待遇，王季范坚持“从俭”。周恩来提出配车配秘书，他连连摆手：“腿脚还行，字也写得动，国家的钱紧要得很。”自那以后，北京街头常见一位拄杖老人，清晨七点由西四北小巷步行到中南海，一路慢而稳。资料多了，眼睛酸胀，他便摘下眼镜、合目片刻，复又伏案抄录。有人打趣：“参事大人像科举时代的举人老夫子。”他只是笑，没有应声。

得益于数十年教学生涯，王季范对教育经费、师资结构了然于胸。参事任内，他先后起草三份关于“师范院校布局”和“中小学校舍复建”的建议案。不得不说，这些报告日后在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被引用，为新政权节省了大笔开支。周恩来批示时特意用红笔圈出“节用”二字，可见分量。

节俭贯穿他的全部生活。一日，湖南老乡专程探望，带来两罐腊肉。王季范摇头：“两块就够，再多吃不完，浪费。”他唯一主动嘱托的物件，是家乡棕叶编的长柄刷子。“张妈锅底刮不净，总说少了这个。”老乡次日便送到。小院门口，王季范把玩良久，笑得像孩童。

1971年1月，毛泽东健康欠佳但精神尚旺，约王季范全家午聚。在那顿并不丰盛的家常菜间隙，主席忽然询问：“想回湘乡走一遭否？”王季范眼神一亮，却仍谨慎：“公事要紧。”主席挥手：“调研也是公事。”于是，一份“南方教育现状考察”批件迅速办妥，王季范得以成行。

回到韶山冲，乡亲们抬着板凳坐满堂屋。有人问他“北京见到主席了吗？”王季范扶杖而立，只说一句：“见了，他身体比我硬朗。”乡音绕梁，让许多老人红了眼眶。考察之外，他把自己记忆中的读书经历、教学心得整理成小册子留给湖南省教育厅。

春末返京时，王季范的步伐比去时更慢，胸部偶有闷痛，却依旧按时出勤。1972年7月20日晨，他在住所书桌旁突感不适，倒下前还攥着未写完的批注纸条。噩耗传入中南海，毛泽东卧病榻上，执意命人备花圈，挽联亲笔写下：“九哥千古”。“九哥”二字，外人或许陌生，却是他早年离家求学时对这位表兄的私密称呼。

追悼会当天，雨丝如麻，道路湿滑。核心领导、文化界学者、曾经的学生挤满八宝山礼堂。老同事低声议论：“他在北京十二年，不曾增一件好家具。”这一评价并不夸张；王季范逝后，公家入室清点，仅有旧式书橱两架、手稿若干、零钞不足三元。

历史资料显示，他留下的三十余万字《教育备忘录》后来被教育部选编入《新中国教育史料（1949—1955）》。学界评论，许多数据翔实得惊人，旁人难以复刻。

毛泽东在病榻上得知这些后，沉默良久，只淡淡一句：“家教严，根深。”简单四字，道尽两代知识分子清廉自守的共同气息。

王季范离世半世纪后，政务院参事这一头衔已被新机构替代，但从档案里仍可见当年手写呈文的密密行楷。它们不仅是一位老教师对国家的奉献，也是那个特殊年代“能省一分是一分”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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