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十大根据地的创始人，都是谁？

“1930年冬夜，井冈山的一间茅屋里，袁文才压低嗓音对毛泽东说：‘山高林密能容我辈，但终不能只守这一隅。’”一句朴实提醒，道出那段岁月的核心——根据地必须像星星之火般迅速蔓延。1927年至1937年，十年时光里，红色政权在各省迅速扎根，十块根据地先后成形，与其说是地域的划分，不如说是一张革命网络的雏形。网络背后，每一根支点都由鲜明性格的创始人撑起，今天就沿着时间与地理的交叉坐标，再梳理一次他们的身影。

先把目光投向广东。1927年5月，海风裹着咸味吹进东江两岸，彭湃在海丰宣布武装暴动，东江根据地由此诞生。这位“农民运动大王”出身地主，却毅然散尽家财，带着几千名农军占领县城。几年后他在狱中就义，但东江地区留下了他的组织架构，令敌对势力始终无法彻底剿灭。彭湃之于东江，如同船首破冰——方向定了，其余人只需跟进。

火种沿着秋收起义部队北上，闪进井冈山。袁文才、王佐原本是南岭深处的山大王，毛泽东、朱德带队上山后，地方武装与工农红军实现“拼图式”合并，井冈山根据地就此坐稳“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名号。对井冈而言，袁文才是土生土长的保护神；对整个革命体系而言，他的角色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工农武装与地方武装互补”的大门。

1928年8月，罗霄山脉向东，闽西传来枪声。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三人分工明确：邓子恢主抓土地法，张鼎丞领兵打仗，谭震林协调各县。闽西根据地的出现，使井冈山南翼不再暴露。不得不说，闽西的成功在于“政令、枪杆、粮秣”三条线齐头并进，三人配合好得像一台严密的机器。

差不多同时，湘赣边界出现另一条红色走廊。李立三与王首道把各自带出的矿工、铁路工人组织成队伍，湘鄂赣根据地因此成形。两位都是工人运动里摸爬滚打的行家，深知“工运＋农运＋武装”三位一体的重要性，因而在边界线上建立了数量惊人的地下交通站，这为后续红军战略机动提供了通道。

往东北方向走，赣东北山岭里出现了方志敏的名字。此人不仅打仗狠，文字也好，他写下《可爱的中国》时尚在押解途中。赣东北根据地规模不算最大，却拥有严密的群众组织网络。外界对方志敏的评价常在“铁血”与“理想”之间摇摆，二者兼而有之，恰是赣东北红军韧性超群的原因。

再北，湖北、河南、安徽交界的大别山腹地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大块头”。郑位三、李先念、董必武、戴季陶等人在此创立鄂豫皖根据地，面积仅次于中央苏区。山谷纵深、村落密布，为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诞生提供了绝佳天然屏障。值得一提的是，李先念后来成为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军事履历基本都写在大别山里。

与大别山隔江相望的洪湖水面，周逸群、贺龙、段德昌建起湘鄂西根据地。洪湖根据地的特质颇有几分“水上游击”意味：白天躲进芦苇丛，夜里划船偷袭，灵活得难以捉摸。贺龙最终被授予元帅衔，周逸群、段德昌却先后牺牲，这个反差映照出革命的残酷。

向南拐进海南岛，1927年10月，王文明、符明经等人发动琼崖起义。一岛一省，孤立无援，外界原以为坚持不过几个月，结果琼崖根据地硬生生撑到抗战爆发，号称“孤岛坚城”。王文明被称作“琼崖第一人”并不夸张，他将山兰稻田、疏影椰林改造成补给体系，证明海岛同样适合游击战。

同时期，西北高原也变得热闹。刘志丹、谢子长、马明方在陕北、陕甘边扫荡土豪劣绅，奠定西北根据地雏形。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才发现刘志丹早已让这片黄土地“红”得发亮。这里最终变成长征结束后的落脚点，是巧合，也是战略眼光的交汇。

最后提到的，是川陕根据地。1932年秋，张国焘、陈昌浩率从鄂豫皖突围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徐向前会合，迅速扩张到嘉陵江、巴山之间。川陕根据地在鼎盛期辖区居民超四百万，红军人数逼近十万，是名副其实的“第二中央苏区”。张国焘日后选择分裂道路，这段历史因此常被淡化，但川陕根据地的军事、政务、后勤制度，至今仍被档案界反复研究。

十块根据地，十组创始人，背景各异：有豪绅子弟彭湃，也有矿工出身的王首道；有山大王袁文才，也有书生方志敏。把他们排列在同一张时间轴上会发现一个有趣事实——十座根据地成立的先后差距不过五年。短短五年里，中国北起陕甘，南至海南，皆有红旗。若无这五年艰难播火，后来的长征、抗战、解放根本无从谈起。

这些创始人中，有人在1955年受勋章熠熠生辉，有人倒在黎明前的暗夜，名字只能刻在纪念碑上。评价功过自有史料，但有一点无需争论——正是他们的决断、血性与组织能力，把一个又一个小小“山头”缝合成全国性的革命网络，为后来的胜利打下最原始、也是最坚实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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