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长被挖墙脚，韩先楚多次要人无果，1年多后趁机又将其调入麾下

【1948年3月末的一天，锦州郊外】 “国夫，还想回老九师吗？”韩先楚压低声音，只说这一句。徐国夫闻言，只是默默点头。两人对视片刻，又各自忙去，一切显得再平常不过。

1948年春，东北民主联军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决战，决定把辽南地方独立师扩编为第五纵队。芦苇丛尚未返青，东总机关里的气氛却已滚烫：要兵要枪，更要能打硬仗的指挥员。挑选名单时，唐凯提议：九师师长徐国夫身体恢复得差不多，该让他出院带队。唐凯熟悉九师底子，确信徐国夫的“狠劲”正是新纵队急需的。

韩先楚听到风声立刻着急。他手下的九师是“三纵拳头”，把徐国夫调走，等同拆骨头。韩先楚先找东总作战科解释，再跑到司令部申请，几回合下来，依旧没挡住调令。原因很简单：三纵老底子厚，一级级首长都觉得“割一块肉”无伤大体；而新组建的五纵，没有响亮的主力师撑场子，很难在辽沈战役中担任重要角色。

徐国夫本人心里也纠结。九师跟了他多年，攻山城，啃碉堡，彼此都把命交给对方。可组织命令面前，个人情感只能往后排。当唐凯、万毅亲自到医院谈话时，徐国夫听到“挑尖子”“打大仗”这些词，仍旧忍不住皱眉。为了安抚，他被告知：五纵不是暂编队，一旦成军，很快就会证明价值。那番话说得耐心又诚恳，多少削弱了徐国夫的排斥感。

五月，五纵在营口外的树林里成建制集合。全纵新来的人不多，缺少默契，加上装备薄弱，练兵口号喊得震天，各营却常常磕磕碰碰。徐国夫白天领队上战术课，晚上围着营房反复走动，揪出细节：“枪挂皮带太长、通讯员报数声音太飘”——这些小毛病在他眼里都会致命。有人嘀咕师长太苛刻，他抬手止住：“别怕我骂，真打起来子弹不骂人，一梭子就教训完。”

辽沈战役9月打响，五纵初期被安排在黑山、大虎山一线，主要掩护十纵主攻。外界有人看轻：“临时拼盘，当个外围差不多。”然而首场阻击战，五纵挡住国民党军一个整旅整整三昼夜，仅用山炮和步机枪。虽无漂亮包围战绩，但准时完成封锁任务，十纵得以全力突破。事后东总嘉奖，韩先楚却在后方会议上敲桌子：“九师那套硬碰硬打法，被五纵学去不少，徐国夫算带走了我的家底。”

战役结束后，五纵调番号为四十二军。平津战役中，四十二军攻丰台，四小时内连续夺取四道火车站台，彻底截断傅作义南逃通道，解放军总部点名表扬。徐国夫这才确信，新军真能立得住。他在战报空白处写一句话：“愿与此军休戚与共。”字迹极重，像是对自己说，也像对远在三纵的老战友说。

1949年夏，四十二军南下河南，却被临时改派负责豫西、鄂北剿匪。对嗜攻坚的徐国夫，这活计多少显得寡味。偏巧湖南传来消息：程潜、陈明仁已准备起义，需要可靠部队警卫谈判。徐国夫带团开赴长沙，刚一下车，就遇罗舜初。罗舜初已调四十军，见面寒暄后直击要害：“老弟，你这一身攻坚本事，在山沟抓散匪可惜了。四十军急缺参谋长，韩先楚也赞成，你愿不愿回来？”

徐国夫没有立刻答应，毕竟在四十二军也建立了战地兄弟情。他权衡几夜，最后一句“哪里能打硬仗就去哪里”说服了自己。东总批准后，他返回韩先楚麾下，担任四十军参谋长。当时正是衡宝战役准备阶段，战区情报堆成了山。徐国夫拿到地图，看线条几乎不用尺子，一拍桌子：“这样布兵，两天拿不下敌人，我负责。”

衡宝战役九月打响，徐国夫协同丁盛的135师，一个夹击、一个穿插，硬生生把桂系主力撕出缺口。大雨中，他站在指挥所门口高喊：“追！”声音沙哑，话音却干脆。总部嘉电里排在丁盛之后的，就是徐国夫。有人取笑他：“又跑回老东家，还不是要红榜？”他笑回：“榜单无所谓，只要仗痛快。”

1950年初，罗舜初因病转业，韩先楚顺势兼任四十军军长，下辖部队随后投入渡海作战。海南岛战役前夜，韩先楚把徐国夫叫到傍晚海风里，指了指对岸：“兄弟，好好打，别让我再为你跑一次调令。”徐国夫答：“首长放心。这一次，我们一起上。”

有意思的是，若无当年那条硬邦邦的调令，徐国夫也许会在三纵一路打到山海关；而韩先楚若没有失去心爱师长的焦躁，未必能后来如愿把人要回。组织需要、个人情谊、战场机缘，就这么交织在短短两年多里。一支部队的灵魂，有时正是被一来一去的“挖墙脚”反复锤炼出来。徐国夫最终留下的评价是：行军不拖，攻坚敢拚，调动时不带情绪。这样的人，在那个硝烟年代，注定会在人事表格上频繁移动，却也总能在最核心的战位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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