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末的一天,锦州郊外】 “国夫,还想回老九师吗?”韩先楚压低声音,只说这一句。徐国夫闻言,只是默默点头。两人对视片刻,又各自忙去,一切显得再平常不过。
1948年春,东北民主联军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决战,决定把辽南地方独立师扩编为第五纵队。芦苇丛尚未返青,东总机关里的气氛却已滚烫:要兵要枪,更要能打硬仗的指挥员。挑选名单时,唐凯提议:九师师长徐国夫身体恢复得差不多,该让他出院带队。唐凯熟悉九师底子,确信徐国夫的“狠劲”正是新纵队急需的。
韩先楚听到风声立刻着急。他手下的九师是“三纵拳头”,把徐国夫调走,等同拆骨头。韩先楚先找东总作战科解释,再跑到司令部申请,几回合下来,依旧没挡住调令。原因很简单:三纵老底子厚,一级级首长都觉得“割一块肉”无伤大体;而新组建的五纵,没有响亮的主力师撑场子,很难在辽沈战役中担任重要角色。
徐国夫本人心里也纠结。九师跟了他多年,攻山城,啃碉堡,彼此都把命交给对方。可组织命令面前,个人情感只能往后排。当唐凯、万毅亲自到医院谈话时,徐国夫听到“挑尖子”“打大仗”这些词,仍旧忍不住皱眉。为了安抚,他被告知:五纵不是暂编队,一旦成军,很快就会证明价值。那番话说得耐心又诚恳,多少削弱了徐国夫的排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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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纵在营口外的树林里成建制集合。全纵新来的人不多,缺少默契,加上装备薄弱,练兵口号喊得震天,各营却常常磕磕碰碰。徐国夫白天领队上战术课,晚上围着营房反复走动,揪出细节:“枪挂皮带太长、通讯员报数声音太飘”——这些小毛病在他眼里都会致命。有人嘀咕师长太苛刻,他抬手止住:“别怕我骂,真打起来子弹不骂人,一梭子就教训完。”
辽沈战役9月打响,五纵初期被安排在黑山、大虎山一线,主要掩护十纵主攻。外界有人看轻:“临时拼盘,当个外围差不多。”然而首场阻击战,五纵挡住国民党军一个整旅整整三昼夜,仅用山炮和步机枪。虽无漂亮包围战绩,但准时完成封锁任务,十纵得以全力突破。事后东总嘉奖,韩先楚却在后方会议上敲桌子:“九师那套硬碰硬打法,被五纵学去不少,徐国夫算带走了我的家底。”
战役结束后,五纵调番号为四十二军。平津战役中,四十二军攻丰台,四小时内连续夺取四道火车站台,彻底截断傅作义南逃通道,解放军总部点名表扬。徐国夫这才确信,新军真能立得住。他在战报空白处写一句话:“愿与此军休戚与共。”字迹极重,像是对自己说,也像对远在三纵的老战友说。
1949年夏,四十二军南下河南,却被临时改派负责豫西、鄂北剿匪。对嗜攻坚的徐国夫,这活计多少显得寡味。偏巧湖南传来消息:程潜、陈明仁已准备起义,需要可靠部队警卫谈判。徐国夫带团开赴长沙,刚一下车,就遇罗舜初。罗舜初已调四十军,见面寒暄后直击要害:“老弟,你这一身攻坚本事,在山沟抓散匪可惜了。四十军急缺参谋长,韩先楚也赞成,你愿不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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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夫没有立刻答应,毕竟在四十二军也建立了战地兄弟情。他权衡几夜,最后一句“哪里能打硬仗就去哪里”说服了自己。东总批准后,他返回韩先楚麾下,担任四十军参谋长。当时正是衡宝战役准备阶段,战区情报堆成了山。徐国夫拿到地图,看线条几乎不用尺子,一拍桌子:“这样布兵,两天拿不下敌人,我负责。”
衡宝战役九月打响,徐国夫协同丁盛的135师,一个夹击、一个穿插,硬生生把桂系主力撕出缺口。大雨中,他站在指挥所门口高喊:“追!”声音沙哑,话音却干脆。总部嘉电里排在丁盛之后的,就是徐国夫。有人取笑他:“又跑回老东家,还不是要红榜?”他笑回:“榜单无所谓,只要仗痛快。”
1950年初,罗舜初因病转业,韩先楚顺势兼任四十军军长,下辖部队随后投入渡海作战。海南岛战役前夜,韩先楚把徐国夫叫到傍晚海风里,指了指对岸:“兄弟,好好打,别让我再为你跑一次调令。”徐国夫答:“首长放心。这一次,我们一起上。”
有意思的是,若无当年那条硬邦邦的调令,徐国夫也许会在三纵一路打到山海关;而韩先楚若没有失去心爱师长的焦躁,未必能后来如愿把人要回。组织需要、个人情谊、战场机缘,就这么交织在短短两年多里。一支部队的灵魂,有时正是被一来一去的“挖墙脚”反复锤炼出来。徐国夫最终留下的评价是:行军不拖,攻坚敢拚,调动时不带情绪。这样的人,在那个硝烟年代,注定会在人事表格上频繁移动,却也总能在最核心的战位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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