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冬,延安王家坪的油灯下,一名警卫员忍不住问:‘首长,红二十五军究竟换过几位军长?’”时间的指针由此拨回到土地革命战争最激烈的那些年,四个名字先后闪现在史册的扉页——旷继勋、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
1931年初夏,皖西的山风带着燥热。旷继勋率一支不足三千人的队伍,开进霍山以南的河口镇。这里离南京只隔数百里,国民党正规军防线密布,稍有差池就可能全军覆没。旷继勋偏要在此“当面锣”地组建红25军。短短数周,地方游击队、赤卫队、矿工武装陆续并入,新军番号正式启用。第一次亮相就发生在双桥镇,他利用河道和堤坝阻敌,大雾弥漫之际猛插敌侧翼,歼灭一个师,俘虏五千余人。枪声停歇,缴获的六千支步枪码成小山,这支“新丁”一夜之间威名远播。有意思的是,当地百姓都以为中央主力到了,其实仅是一支刚成立的独立军。
胜利接踵而至,但政治漩涡更险。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内部斗争白热化,旷继勋被张国焘扣以“闹独立”罪名,在四川通江的洪口场被秘密处决。枪声只响了一次,红25军的第一任军长从此定格在38岁。若非这场意外,皖西那支锐气逼人的部队或许会得到另一番命运。
旷继勋倒下,红25军并未消失。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川陕,根据地只剩下零散部队。吴焕先留在鄂东北,接过零碎番号,将残余的红四军、红六军及游击队重新整编,再次打出“红25军”的旗号。新县大别山深处,人称“吴大胆”的他住的是民房、吃的是红薯,却能在会师前夜鼓动战士:“不管番号换几次,解放穷人这面旗不倒。”当地老人至今记得他那双总握着纸烟的手,一旦听见枪声便掐灭烟头冲上前线。
吴焕先的“二次创业”保障了鄂豫皖苏区的火种。仅一年,他指挥长岭岗、罗田、太湖等战斗,分散、袭扰、敲打,硬是在围剿圈里掀出缺口。1934年4月,中央根据地派遣红28军并入红25军,吴焕先主动让贤,担任政委,把帅印递到徐海东手中。他说:“让徐老虎当军长,我心里才踏实。”一句玩笑,却点出未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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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上任时年仅32岁,前线将士送他个外号“拼命三郎”。同年夏天,他带部队在齐云山设伏,四小时解决敌“清乡”主力团;秋天夜袭鸡公山,整排机枪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徐海东后来回忆:“那阵子,战士每天都在擦新枪。”但连连捷报也掩不住战略危机,国民党对鄂豫皖的围剿圈愈收愈紧。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决定让红25军北上求生。
1934年11月11日,中央红军已经踏上湘江血战的征程,红25军则在罗田县晓霜岭举行干部会议。程子华由中央派来,接任第四任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为政委。“三驾马车”就此配齐。程子华毕业于黄埔四期,作战思路强调速率,他提出:“不打硬仗,专打命门。”随即带队离开鄂豫皖,翻越大别山,踏出一条人迹罕至的北上通道。两个月内,先后突破敌人堵截两次,杀出包围圈。
跨过黄河前夕,天气骤冷,部队仅剩七千余人,棉衣、粮盐短缺。吴焕先在永丰镇组织突围时,被流弹击中腹部。他强忍剧痛,只说一句:“别管我,向北!”随行卫生员为止血无效,28岁的“红25军守护者”长眠在豫西山谷。战士们短暂停留,磕头为他盖上石板,刻下名字便急行军北去。两周后,他们在陕南与刘志丹的红26军、红27军会合,延安以南的星火终于连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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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徐海东已升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依旧硬气;程子华率晋察冀骑兵纵队奔波太行,被日军列入“头号剿杀对象”。抗战后期,徐海东因旧伤复发返回延安疗养,但淮北、冀中仍频现“徐老虎”的临时署名电文,精神鼓舞不减当年冲锋。1955年授衔时,徐海东成为大将第一列——是四位军长中军衔最高者。程子华则因职务序列未列入授衔名单,遗憾与军衔擦肩,却担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国务院林业部部长,依旧是共和国的重要骨干。
旷继勋、吴焕先先后血洒征途,徐海东、程子华迎来抗战胜利、解放战争与新中国建立,各人际遇迥异,信念却无二——让红25军番号在烽火间抢出一线生机。部队几经易帜,核心精神却从大别山传到陕甘宁,再到东北、华北,最终汇入人民解放军的序列。倘若问那位延安警卫员,红25军几任军长?答案并非单纯的“四”,而是一个用生命接力并最终写成胜利篇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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