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5军有四任军长，除了大将徐海东，另外三人是谁？

“1945年冬，延安王家坪的油灯下，一名警卫员忍不住问：‘首长，红二十五军究竟换过几位军长？’”时间的指针由此拨回到土地革命战争最激烈的那些年，四个名字先后闪现在史册的扉页——旷继勋、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

1931年初夏，皖西的山风带着燥热。旷继勋率一支不足三千人的队伍，开进霍山以南的河口镇。这里离南京只隔数百里，国民党正规军防线密布，稍有差池就可能全军覆没。旷继勋偏要在此“当面锣”地组建红25军。短短数周，地方游击队、赤卫队、矿工武装陆续并入，新军番号正式启用。第一次亮相就发生在双桥镇，他利用河道和堤坝阻敌，大雾弥漫之际猛插敌侧翼，歼灭一个师，俘虏五千余人。枪声停歇，缴获的六千支步枪码成小山，这支“新丁”一夜之间威名远播。有意思的是，当地百姓都以为中央主力到了，其实仅是一支刚成立的独立军。

胜利接踵而至，但政治漩涡更险。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内部斗争白热化，旷继勋被张国焘扣以“闹独立”罪名，在四川通江的洪口场被秘密处决。枪声只响了一次，红25军的第一任军长从此定格在38岁。若非这场意外，皖西那支锐气逼人的部队或许会得到另一番命运。

旷继勋倒下，红25军并未消失。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川陕，根据地只剩下零散部队。吴焕先留在鄂东北，接过零碎番号，将残余的红四军、红六军及游击队重新整编，再次打出“红25军”的旗号。新县大别山深处，人称“吴大胆”的他住的是民房、吃的是红薯，却能在会师前夜鼓动战士：“不管番号换几次，解放穷人这面旗不倒。”当地老人至今记得他那双总握着纸烟的手，一旦听见枪声便掐灭烟头冲上前线。

吴焕先的“二次创业”保障了鄂豫皖苏区的火种。仅一年，他指挥长岭岗、罗田、太湖等战斗，分散、袭扰、敲打，硬是在围剿圈里掀出缺口。1934年4月，中央根据地派遣红28军并入红25军，吴焕先主动让贤，担任政委，把帅印递到徐海东手中。他说：“让徐老虎当军长，我心里才踏实。”一句玩笑，却点出未来的走向。

徐海东上任时年仅32岁，前线将士送他个外号“拼命三郎”。同年夏天，他带部队在齐云山设伏，四小时解决敌“清乡”主力团；秋天夜袭鸡公山，整排机枪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徐海东后来回忆：“那阵子，战士每天都在擦新枪。”但连连捷报也掩不住战略危机，国民党对鄂豫皖的围剿圈愈收愈紧。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决定让红25军北上求生。

1934年11月11日，中央红军已经踏上湘江血战的征程，红25军则在罗田县晓霜岭举行干部会议。程子华由中央派来，接任第四任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为政委。“三驾马车”就此配齐。程子华毕业于黄埔四期，作战思路强调速率，他提出：“不打硬仗，专打命门。”随即带队离开鄂豫皖，翻越大别山，踏出一条人迹罕至的北上通道。两个月内，先后突破敌人堵截两次，杀出包围圈。

跨过黄河前夕，天气骤冷，部队仅剩七千余人，棉衣、粮盐短缺。吴焕先在永丰镇组织突围时，被流弹击中腹部。他强忍剧痛，只说一句：“别管我，向北！”随行卫生员为止血无效，28岁的“红25军守护者”长眠在豫西山谷。战士们短暂停留，磕头为他盖上石板，刻下名字便急行军北去。两周后，他们在陕南与刘志丹的红26军、红27军会合，延安以南的星火终于连成燎原之势。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徐海东已升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依旧硬气；程子华率晋察冀骑兵纵队奔波太行，被日军列入“头号剿杀对象”。抗战后期，徐海东因旧伤复发返回延安疗养，但淮北、冀中仍频现“徐老虎”的临时署名电文，精神鼓舞不减当年冲锋。1955年授衔时，徐海东成为大将第一列——是四位军长中军衔最高者。程子华则因职务序列未列入授衔名单，遗憾与军衔擦肩，却担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国务院林业部部长，依旧是共和国的重要骨干。

旷继勋、吴焕先先后血洒征途，徐海东、程子华迎来抗战胜利、解放战争与新中国建立，各人际遇迥异，信念却无二——让红25军番号在烽火间抢出一线生机。部队几经易帜，核心精神却从大别山传到陕甘宁，再到东北、华北，最终汇入人民解放军的序列。倘若问那位延安警卫员，红25军几任军长？答案并非单纯的“四”，而是一个用生命接力并最终写成胜利篇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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