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发报机的一个二极管烧坏，潜伏在戴笠身边的她，暴露了

“快，机器不亮了！”——1940年4月12日深夜的重庆军统本部，值班员被一股焦糊味呛得后退两步，他盯着那只冒烟的二极管，声音在走廊里来回震动。

发报机突然罢工，在军统属于头等事故。无线电是戴笠赖以窥探天下的眼睛，任何闪失都可能引发高层震怒。更糟的是，这台设备掌握在一个叫刘安的年轻技术员手里，而刘安隶属的电台小组，暗中听命于另一位女同事——张露萍。

刘安当即拆机检查，越忙越慌，他听见队长破口大骂：“你是不是吃里扒外？”一句话像冷枪，击碎了他的镇定。他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完了，恐怕被怀疑通共。他连夜逃离宿舍，临走带不走任何线索，只粗暴地把几页通讯草稿塞进枕套，想回头再取。

结果枕套没来得及拿走。次日，戴笠闻讯，下令保密局三处彻查，刘安的住处被翻了个底朝天。床板下面，一份成员名单清晰写着七个人的代号与联络暗号——张露萍，“001”，赫然在列。行动从一开始就定位为最高机密，因此直到数百公里外的广汉，正在老家陪护生病母亲的张露萍，仍浑然不知。

谁能想到，一颗烧坏的二极管成为导火索，而真正的“芯片”——张露萍，此刻正守在油灯下喂粥，心里惦记的仍是返回岗位的日子。她离开岗位仅十天，却不知道战场已剧变。

时间倒退到1938年冬天。张露萍抵达延安中央党校报到，年仅十六。家境没给她留下多少念想，倒是“苦难”两个字刻得极深。纺纱、挑水、背枪，她样样肯学。后来组织发现她手指细长、反应快，适合无线电，于是送往通校，专攻电讯。

技术有了，渠道还缺。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需在军统内部建立稳定耳目。”短短十二字，白纸黑字。正头疼谁能出面，张露萍递上一封自荐信：家在四川，有个川军师长做姐夫，可借此跳板。叶剑英批示两个字：准行。

1939年春，她化名“张青”进军统电台部。军统里少见既懂电讯又懂德文的年轻女性，戴笠注意到她，直接调去代码翻译处。凭着勤快与机敏，她半年连升两级。职位越高，情报就越多；同年冬，她把军统选派“三人小组”赴胡宗南防区的全部行程和密码表，分三段密报送出。那次截获，西安站连人带料被端，胡宗南气得拍桌，却摸不到任何尾巴。

成功次数多了，风险也随之放大。电台小组七个人，既是利剑，也是倒钩，一旦折断，全部牵动。张露萍日常最怕两件事：设备故障和成员情绪失控。延安时期教官反复警告过——无线电跟炸药一个脾气，偏偏她请假时，两件事一起砸了下来。

4月下旬，她踏进重庆办事处，院子里静得有点怪。岗哨并未向她敬礼，而是把枪横在胸前。三分钟后，她被请进二处小黑屋。审讯官摊开名单，不再客气：“说吧，你认识这些人吗？”张露萍盯着那张纸，知道退路全部封死。

软硬兼施随即展开。先端来咖啡、香水与高薪合同；拒签之后，老虎凳、水牢、电刑轮番上。她咬牙不吭。一次深夜，审讯官冷笑道：“年轻貌美，何必替共产党卖命？”她抬头回了三个字：“信得过。”

无法突破，军统决定长期囚禁。看守换了一批又一批，没人听她多说一句多余的话。六年间，她从磁器口监狱调到渣滓洞，再到白公馆。每到一处，她都得重新背诵岗哨路线、守则规定，像在心里画地图，时刻防止口风泄露。

1945年7月14日，笼罩重庆的硝烟将散未散。日军败局已定，戴笠却下令：处决拒不招供的张露萍及其同案。行刑前，她向一起关押的刘安要求一支木梳，“把发髻理顺，省得路上笑话。”刘安手发抖，还是给她梳好了。行刑车开动，她站在铁栏后，目光直直，像在穿过浓雾寻找清晨的第一束光。

刽子手扣动扳机前，她用并不高的声音说：“代码已销，信仰留存。”随后七枪齐响。官方记录年龄：十八岁零七个月。

在秘密战线上，胜败往往由一枚零件、一次情绪和几分钟延迟来决定。二极管可以烧毁，无线电台可以被拆卸，但训练成钢的意志、对目标的绝对忠诚，却难以破解。张露萍没有赶上硝烟散尽后的欢呼，她把青春押注在看不见硝烟的暗战上，把生命定格在最危险的那一行坐标。

对潜伏者而言，最高奖赏是敌人永远不知道他们存在；可一旦东窗事发，唯一能依靠的便是信念和纪律。张露萍的选择，或者说牺牲，本质是一场对抗极限的人性实验。她用成败未卜的暗棋，换取后来者更宽阔的棋盘——这就是她留给历史的注解与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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