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空军三大旅长，都是谁？

“老刘，你那B—24的发动机声真像咱们的冲锋号！”——1951年2月，西郊机场塔台里，一位地勤士兵半开玩笑地冲即将升空的旅长刘善本喊道。寥寥一句，折射出人民空军在草创之时的昂扬与窘迫：飞机少、油料紧，却挡不住飞天的劲头。

时间稍稍拨回到1949年11月11日。那天，北京下着小雪，刘亚楼、萧华、王秉璋在西长安街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签下人民空军成立的文件。文件很薄，难题却很厚——遍数全国，不过百余架能飞的军机；而教材、仪表、油料，全靠“东拼西借”。于是，编制被压缩到旅一级：旅－团－营－大队。正是在这种逼仄框架里，三支旅先后亮相，三位旅长也就此走到聚光灯下。

先说第三旅。1950年9月，华北军区209师机关改旗易帜，番号变为“空三旅”。首任旅长方子翼，安徽金寨人，14岁进红军。1937年，他被送往新疆航校，成为红军里最早驾机升空的年轻面孔之一。江河日下的旧中国里，他学到了操纵苏制教练机的本事，也悟到了空中力量的威力。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方子翼大多戴着“航空教官”的肩章，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是：“打仗不靠天上那点家当，将来还得添。”建国后，他总算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批前线飞行员——多是从陆军炮排改行的青年。他给部下立三条铁规：早操必跑，晚点必讲，空地对照必重演。有人嫌烦，他摆手：“旅长也得跟着跑，年轻娃娃还怕啥？”

空三旅里，夏伯勋是代理旅长，高厚良是政委。三人分工泾渭分明：方子翼盯训练，夏伯勋跑前线，高厚良管思想。朝鲜局势突紧，他们白天练编队，晚上钻地堡研究雷达信号。1951年初，空三旅率先完成转师准备，为后来“空三师”奠下班底。

再把镜头切到空二旅。1950年11月，华东军区抽调教导旅骨干，在南京大校场飞机场挂牌“空二旅”。旅长刘善本的履历颇能唤起飞行迷的兴趣：山东昌乐人，1938年进笕桥中央航校学轰炸，未毕业即被推上战场；1943年赴美换装B—24，“四发庞然巨怪”让他直呼痛快。抗战胜利没多久，他觉察到旧政权气数将尽，1946年毅然驾机飞延安，被称为“驾机起义第一人”。进入新序列后，他一头扎进教学——计算尺模型、领航学、仪表学，大半夜还在灯下改教材。西方飞行术语多，他干脆“土译结合”，凭着一把山东腔喊“Flaps就叫襟翼！”这些看似琐碎的技术手册，后来成了空军院校的底色教材。

空二旅刚组建时只凑够两个团，飞机种类五花八门：日制“九九”、美制P—47，还有苏制拉小涡轮螺旋桨机。刘善本给出的方案是“异型混编，规矩先行”。每次出动，他都戴着秒表，站在跑道尽头掐时间——错一秒，回炉重练。有人质疑他太苛刻，他淡淡一句：“战场上，错一秒就是被对手打掉。”

最后谈空四旅。时间排在1950年春末，番号一度悬而未决，因为人员由数所航校优秀毕业生拼成。组建伊始，旅长是聂凤智——东北边墙子村出身的“陆地猛虎”，塔台里经常能听到他沙哑的嗓音：“空军照样要有敢拼命的虎胆！”然而，作战局势需要他回陆军统筹野战，空四旅旅长的袖标随即交给方子翼兼任。这样一来，“三旅两翼”，方子翼要在三旅训练与四旅整编之间来回跑，肩膀上压着两副担子。夏伯勋临时顶上空三旅，聂凤智则留下一套近距支援的训练思路，成为后来志愿军空军入朝的参考。

有意思的是，三位旅长性格迥异，却都把“缺”当驱动力。飞机缺，就拆旧机做教具；仪表缺，就用墨水在玻璃片上刻度；航油缺，就把飞行时长拆成“起落＋短途＋模拟”三份。不少老飞行员回忆，“那时候，谁都怕油表指针跳到红线，但更怕旅长的眼神。”

1951年秋，全国空军旅级单位陆续扩编为师：空二旅改称空二师，空三旅更名空三师，空四旅顺次升格。紧接着，第五师到第二十八师陆续挂牌，部分师直接对接莫斯科援助的米格战斗机。也正是从那个节点起，“旅长”这一头衔淡出视线，可那三张熟悉的面孔却在新序列里继续闪光——刘善本掌教材研究局，方子翼挂空三师师长兼军区副参谋长，聂凤智转战高炮、又回陆军。

短短两年，从无到有；从旅到师；从杂牌拼凑到成体系。三位旅长各怀所长，既守住了起步线，也拉高了起飞线。试想一下，如果当年缺乏他们对训练细节的“较真”，后来的米格机群或许难以在鸭绿江上空划出漂亮的“剪刀”动作；如果少了他们把各路旧机型拆解归类的耐心，后来的国产教练机恐怕要走更多弯路。建国初期的空军，是在一筐缺陷里拧出来的铁军，而三大旅长，正是那把最先旋紧螺丝的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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