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女儿嫁澳门富商家，叶剑英叮嘱廖承志：问问周总理同不同意

1949年12月，华南海面阴雨不断。一支不起眼的民用货船从澳门驶向湛江，船舱里塞满了粮食、汽油与五金器材。物资的提供者是年仅三十岁的澳门商人马万祺，接收方是正率部解放广西、海南的叶剑英。这一次秘密运送，使两个人虽未谋面却早已心生信任。后来谈起那段往事，叶帅笑言：“风浪再大，也挡不住同舟共济。”

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经济恢复刻不容缓。1950年春，中央决定请港澳工商界人士到内地考察。马万祺踊跃报名，带着数十位同行从香港启程，第一站就选在广州。抵穗那天，叶剑英和方方、古大存等省领导到火车站迎接，并安排他们住进迎宾馆。夜里，叶帅与马万祺对坐喝茶，从边贸谈到侨务，两人皆感“素昧平生却似旧友”。马万祺当天写下七言诗，称“迎宾馆叙家常话，赢得侨胞仰慕情”，足见双方情谊之深。

参观团原定直奔东北，但因为广州款待周到，行程被硬生生多拖了四天。期间，马万祺提出利用澳门与东南亚的渠道采购粮食，解决广东饥荒。叶剑英当即拍板，让广东贸易部门与马氏公司建立长期通道。事实证明，这条“澳门粮路”在随后的三年里为华南稳定物价发挥了关键作用。

马万祺的商业天赋可追溯到少年时。1934年父亲病逝，他被家族推举掌管马合成堂产业。两年后，他在广州创办广大糖厂，产品一度供不应求。抗战爆发后，糖厂毁于炮火，他辗转香港、澳门，再度起家。与许多纯粹逐利的商人不同，马万祺更看重民族大义。他曾在澳门开设葡法银行，为抗战物资提供结算；也曾冒险组织海上运输线，把解放区土特产运往港澳换回药品、布匹。正因如此，他与中共地下交通站的柯麟结成深交。

1960年代的政治风浪并未中断这条友谊。马万祺的两个儿子都在内地求学，极左思潮蔓延时，造反派欲藉子女之口“挖叶帅黑材料”。叶剑英获悉后，将兄弟俩接到府上，每日讲史读报，既护人也护心。马万祺写信道谢：“承蒙叶公庇护，家室无虞，铭感五内。”

时间跳到1970年8月，叶帅七十四寿辰。马万祺夫妇专程从澳门飞京，晚宴间叶帅引用曹操《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马氏听后颇为动容，回赠一幅行草条幅，同样写着“志在千里”，并托人裱于叶府客厅。

三年后，一桩姻缘悄然酝酿。柯麟夫妇在北京替马万祺幼子马有恒物色对象时，得知荣毅仁的幺女荣智婉尚未订婚。两位小辈一见面便投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眼神对上了”。但在当年特殊氛围下，没有长辈点头，婚事难保稳妥。马、荣两家虽都乐见其成，却仍存顾虑。

1973年仲夏，马万祺拜访叶剑英时，叶帅主动提起：“听说二马和荣家姑娘谈得不错？这可是件喜事。”马万祺爽朗回应：“若叶帅乐为主婚，一切便妥当。”叶帅沉吟片刻，转头吩咐廖承志：“去问问总理，看他意下如何。”廖承志赶赴中南海复命，周恩来道：“通二姓之好，和合之举，我同意。”短短一句，定下一门佳偶。

1973年8月8日，北京饭店八楼灯火通明。婚宴嘉宾里既有中央领导，也有港澳乡亲，还有从香港赶来的新闻界朋友。最吸睛的是主持人阵容：叶剑英证婚，廖承志致辞。叶帅话音不高，却掷地有声：“此乃家事，更是国事；两家联姻，情义相通。”新人行礼，礼成时全场掌声雷动。有人感慨，彼时社会气候尚寒，能在京城办成如此婚礼，既凭人脉更赖信任。

婚后，马万祺往返京澳更为频繁。1974年至1986年的十余年里，他几乎每次赴京必至玉泉山探望叶帅，或围炉煮茶，或并肩散步。叶帅身体抱恙时，马万祺送来南洋燕窝及广东凉茶；叶帅思念岭南风味时，他又托人空运鲍参鱼肚。有人统计，马氏寄往北京的包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超过百箱，足见情谊真挚。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逝世。噩耗传到澳门，马万祺几乎当夜动身，携妻儿赴京吊唁。追悼会结束后，他在叶帅书房静坐良久，只留下八字挽联：“肝胆照人，风范长存。”此后每逢赴京开会，他都会抽出时间到香山脚下的小院走走，说是“看看老朋友还在的地方，心里就踏实”。

1995年4月20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叶剑英传》出版座谈会。马万祺应邀发言，回忆四十余年的交往细节。他引用岭南俗语：“人同此心，水隔亦亲。”随后补上一句：“若无叶帅当年成全，荣马两家如今或各自天涯。”会场内外，无不动容。

世人多记得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却往往忽略更早的民间纽带。叶剑英、马万祺、荣毅仁三家因战火、因贸易、因姻亲紧密相连，既加深了港澳与内地的互信，也为后来“一国两制”积累了成功范例。正如当年周总理那句批示——“我同意”——短短三个字，道出了时代背景下最难得的理解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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