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中国方志发展简史

中国方志发展简史

国史、方志与谱系,乃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源流,这是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的一个普遍认同。

方志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周王朝。当时王朝中央和各诸侯国,分别设有五史官职,其中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负责记载各侯国风土人情和历史沿革。孔子周游列国,最感兴趣的就是历览了近二十国的这类宝书,史志界称之为“国别史”,它不同于之后历代封建王朝主持编修的“国史”,而是方域之史,是方志的雏形。

秦汉一统政权建立后,形势要求“宰郡国需胸中全具一郡国,宰天下须胸中全具一天下”的治理能力,于是地理志、地记和图经这类志书应运而生。汉武帝时,朝廷命地方官把记载山川、物产、贡赋等情况的资料,时称“地志”,随“计书”(记载贡赋之类的文书)一同报送中央。兰台令史班固利用这些资料编纂了第一部系统的全国性地理总志一一《汉书·地理志》。这部书不仅记载了各郡、县和侯国的山川、地产、人口和民俗,内容十分丰富,是地志著述的集大成者,而且为二十四史开设地理志带了个好头。后汉以来,地记蓬勃兴起,推动方志转型发展。东晋穆帝时期,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人常璩编纂《华阳国志》,首次融地理、历史、人物于一体,开方志“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综合性记述范式之先河,后世评“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

受地理志的影响,隋唐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图经,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修志日盛,隋炀帝兴之所至,下令“普诏天下诸君,条其风俗、产物、地图,上于尚书。"并目敕秘书学18人修一郡志。编成800卷,炀帝嫌不够,遣回重修,遂成《宇区图志》1200卷,炀帝大为高兴,赏锦300段,命其收于府库。这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的志书。唐代官修志书逐步形成制度,朝廷明确规定州郡每3年(后改为5年)编修一次图经报尚书省兵部职方,内容要求备载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经费一律从州县杂罚钱中列支。唐代图志,有图有说,以说为主,与过去的以图为主,以说为附大有创新。《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全书40卷,以当时关内、河南、河北等地10道为纲,分别记述各府州县的户口、疆域道里、形势险要、地理沿革、山水湖泊、丘墓古迹、贡赋物产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舆论图经,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宋代是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其特点首先是朝廷重视。从宋太祖至宋徽宗诸位皇帝均曾下诏修志并于大观元年创设九域图志局,开国家设局修志的先河。其次是形成传统和规模。宋代郡县必修志,如果一个地方没有修志或编修不及时,地方主管就会被定为失职而罢官,所以“今僻陋小郡、偏远小邑,亦必有记焉”。第三数量多、卷帙繁,巨志名作迭出。《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统计,宋代方志800多种,大大超过前朝历代方志总和。其中太平兴国年间乐史引用大量图经编纂的《太平寰宇记》200卷,祥符年间李宗谔、王曾编纂的《祥符州县图经》达1566卷,府州县志方面,超过20卷的数不胜数。

元代方志虽无大的发展,却全面完成了从图经向方志的过渡,创修了全国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也出了一批如《延祐四名志》《至元嘉禾志》之类的名志。明清方志全面进入兴盛时期,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一年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16则,规定志书内容应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廓、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解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24类,同时规定了各类目的编写原则,以便统一各州县志书的内容和体例。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足见明王朝对方志的重视和普及的程度。万历年间的张邦政在《满城县志·序》中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据统计,明代所修方志达到2892种,比宋代差不多增加3倍,今尚存992种。广西也于弘治、嘉靖、万历年间三修《广西通志》,并有《广西志略》《广西附志》和《广西图经》各1种问世。

清代,方志编纂进入鼎盛时期,无论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完备、内容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其显著特点,一是朝廷颁例诏修,皇帝亲审志书。康熙二十二年,礼部奉命檄催各省设局修志。雍正帝颁令各省、府、州、县志书每60年重修一次,要求根据志书的好坏给予必要的奖惩。乾隆帝最在意《一统志》的编纂,史臣进呈稿本,都亲自审阅,严加批改。二是大批学者参与修志,推动方志学的建立。仅江苏武进、阳湖两地,就有500多学者参加了全国各地的修志活动,形成了以乾嘉时期一流学者戴震、洪亮吉为代表的考据派,主张修志要厚古薄今,贵因而不贵创;以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与考据派针锋相对,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涉及方志的性质、编纂范围、体例、章法和修志工作等方方面面,创立了方志学。三是方志编修空前普及。据记载,现有的清代方志5701种,约占现有全国方志总数8200余种的70%,全国除新疆等省份外,几乎所有县及以上行政单位都修了志书,部分省还修有乡镇志、卫生志、土司志、里志等。广西也大兴志事,省、府、州、厅、县、土州、土司志共202种,其中不少是多次续修或重修,如《广西通志》四修,《浔州府志》七修,《钦州志》《宾州志》《北流县志》均五修。谢启昆修、胡虔纂的《嘉庆广西通志》以新颖的体例和博洽的内容备受赞誉,梁启超称“其为省志楷模”。即使在政局动荡、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方志编修仍未断续,而且在某些局部有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方志工作很受重视。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成为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地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先后建立了三级修志机构,全国参与编纂的工作人员总数超过10万。至2004年正式出版的新方志仅省、市、县三级就达5000部以上,还有1.2万多部乡镇志、部门志、专业志、厂矿企业志、学校志以及相当数量的年鉴、地情书。在数量上远超历朝历代。2006年国务院颁发《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每20年左右修一轮方志,为修志开辟了法律通道,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方志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博大精深!

来源:重庆地方志(据《广西地方志》期刊、平顶山党史方志)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