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免职13年，回陕西生活靠接济度日，1982年再接通知要求他离休

“1970年3月，你还是回去吧，安心养病。”电话那头，南京空军机关的工作人员声音压得很低，李赤然握着听筒，没有吭声。十分钟后，他把电话轻轻搁回座机，屋里只剩台历翻页的沙沙声。

那一年，李赤然56岁，穿着褪色的呢子大衣，手下再无兵马，身边也没有警卫。他在东郊机场附近租的平房里收拾行李：一口旧军箱、几件单兵装、几本教案笔记。行李不沉，心却重。两张隔票横跨陇海线，目的地——西安。组织口径是“休养”，实际已被免职。

七年前，他的名字还挂在空军南京军区政委候补的位置上。更早一点，1955年国防部给他戴上二级红星功勋奖章，理由是“在抗日根据地创建防空火力时表现突出”。那枚红星至今色泽明亮，可身份说变就变。1967年，有人罗列了他“三反”材料，甚至编造“盐城兵变未遂”一说，着实荒诞，却让他从此离开部队一线。

坐火车回陕的途中，他反复琢磨1960年代空军的体制巨变。防空军1955年独立，竟与陆海空、公安军并列；两年后又并入空军。苏式框架搬进来容易，合起来却磕磕绊绊。矛盾多了，官职就成了敏感点。1960年他升任空2军政委，本以为打通了上升通道，1962年却因人事角力被“要”到南京，仅做副政委。这样的背景，让他后来在运动漩涡里变得异常脆弱——职务尴尬，派系寡淡，保护伞寥寥。

有意思的是，1969年底，吴法宪派代表找他，话说得漂亮：“空军缺你这样有群众基础的老同志，能不能回来挑担子？不想回空军，大军区副职也可以。”李赤然病后身体虚弱，但头脑清醒。他看穿了“降帽又拉拢”的套路，当场回绝：“我不想折腾，只想回瓦窑堡。”对话不到三分钟，双方笑容礼貌，转身已是陌路。

到西安后，陕西省革委会确实给他安排了一处五十年代修建的两层小楼，还安了电话、配了小吉普。纸面待遇看似不低，实则每月只有维持生活费，没有任何职务津贴。那台吉普因无油票常年停在院角，灰尘能抹厚指。省军区知情的老兵隔三岔五送点杂粮、鸡蛋，靠接济过日子——“日子紧着过，总还能过下去。”李赤然对探望的老战友这样解释。

1972年至1977年，他几乎与世隔绝，最爱做的事是晚上伏案抄旧体诗，白天到西关城墙根遛弯。空闲时给陕西师范大学航空系写点讲义，稿费微薄，却让他重新摸到教育的余温。

1978年，中央开始系统纠错。南京空军先行一步把材料送到总政，结论简单：“诬陷，立即平反。”恢复军衔、补发工资、退还扣款——文件一纸到手，九年沉疴算是揭开。对于重新启用，他笑言：“能有个名誉就行，真让我回去主持工作，恐怕拖人后腿。”

进入1980年代，军队干部离休制度逐步完善。1982年1月，空军司令部正式签发命令：李赤然离休，享大军区副职待遇，落户兰州空军干休所。通知写得十分客气，却把他原本270平方米住房指标压缩到180平方米。“这点小事不费心，活着比什么都好。”他在批示栏只有一句话。

干休所的楼紧挨市区主干道，夜里卡车轰鸣直灌房内。窗户单层玻璃，隔音差。夏季垃圾车不到点来收，气味窜进走廊。老首长们偶尔吐槽，李赤然却习惯拨珠算账：每天抄字两百，练拳三趟，午睡半小时，雷打不动。

不得不说，他对晚年生活还有追求。省老年书协请他任名誉会长，上任那天，他穿一件布面旧中山装，拎个帆布包就进门。秘书介绍他时，他只摆手：“我写字不算好，今天主要来同大家交流防空史。”台下先是一愣，随即爆发掌声。后来，省、市机关、群众团体陆续邀请他当顾问，他从不推诿，只要求安排在周六周日，不占平日练字时间。

1989年之后，他开始整理个人档案。数十本笔记、六大盒照片、十数封战地电报，内容横跨陕北红军、防空军组建、空军院校授课。他花三年做成目录，并手写了数万字的说明，为的是方便后来人查阅。资料最终存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未署姓名。问及原因，他淡淡一句：“这些东西属于部队。”

李赤然晚年身体硬朗，直到1996年夏天突发心梗离世，享年82岁。治丧委员会根据他生前嘱托，一切从简，灵柩覆盖那面饱受风霜却洗得干净的八一军旗。追悼会结束，有老兵在门口自发列队，轻声喊了句口令：“向老政委——敬礼！”队伍整齐，动作干净，没有号哭。

从副政委到被免职，从西安靠接济到兰州离休，十三年错位岁月几乎夺走了他的职场高度，却没有磨灭他的军人准则。或许，这就是那代人最质朴的写照：授衔时心里没什么骄傲，被误解也不抱怨，离休后再普通不过，却始终把组织、把部队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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