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中日发生矛盾时，在中国的日本人很少有人急着回日本

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每次中日发生矛盾的时候，在中国的日本人很少听说有人急着回日本，起码表面上看，他们还是照常该干嘛干嘛。

不慌，不跑，咖啡照喝，孩子照接，生活节奏仿佛没被打断过半秒。

回头看，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风波闹得最凶的时候，不少在日中国人第一反应是想回国。

2022年中日局势再度紧绷，技能实习生和留学生群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机票热搜潮”。很多人是短期签证，租的是合租房，打的是时薪工，一旦风吹草动，没有根也没有太多牵挂，说走就走是常态。

但对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来说，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在中国，不只是“工作”这么简单。

以上海为例，日企高管常常是举家搬迁，孩子读的是日本人学校，房子不是买的就是长期租的，生活节奏已经融进了这座城市。薪资上也不吃亏，很多岗位比在日本本土还要高出50%。

你说要他们一朝撤离，代价不是几张机票，是整个人生轨迹的断层。

这其中，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人脉和稳定感。

据不完全统计，在华日本人中，常住超过10年的比例不低。他们在中国建立的，不只是事业，还有社交圈、生活习惯，甚至是对城市的一种熟悉感。

这种“深扎根”的状态，意味着撤离的成本实在太高，哪怕局势起波澜，也很难轻易动身。

反观在日中国人群体，结构则更为“轻量化”。技能实习生、短期留学生比例偏高，租房灵活，签证时间有限，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跟日本社会的联系也没那么紧密。

平时可能适应得不错，但一旦遇到极端言论、右翼游行、网络攻击或是情绪氛围变化，安全感缺失马上就会促使他们“回家避避”。

这种差异，其实也和两国的社会应对机制有关。

比如2012年中国发生反日游行时，警方提前部署，在日资企业园区和日本人学校附近增派巡逻，明确表态“保障外籍安全”，不少日本人社区也得到了有效保护。这种“政府背书”，在关键时刻显得特别重要。

而到了2022年上海封控期间，不少日籍居民所在小区还出现了邻里间的互助——有人分菜，有人翻译通告，这种细节也在潜移默化里增强了他们对在华生活的归属感。

对比之下，日本的治理体系在处理突发外交情绪上显得更被动。右翼团体游行时，警方往往“观察为主”，网络舆论又缺少管控，甚至有时助推情绪发酵。

在这样的环境下，哪怕中国驻日大使馆发了安全提醒，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在地实感”的保护网。

这对本来就处于边缘状态的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来说，是一种看不见的心理压力。

其实，很多人忽略了一个现实：在全球化时代，个体迁移早已不再只是“换个国家打工”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选择。

在华日本人之所以稳定，背后是他们在职业发展、教育资源、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收益”远高于“潜在风险”。

一旦离开，意味着失去在中国市场的机会，回日本也未必能重新接轨。

尤其对日企高管来说，中国不只是“工作地”，更是市场主战场。从汽车、电子到咨询、健康管理，中国市场的成长空间和薪资吸引力远超本土。

放弃这里，回去面对的是日本的老龄化社会、内需萎缩和职场竞争，不少人未必敢赌。

再看资产端，很多在华日本人已经在中国买房、投资、定居，孩子也在这里读书，回日本等于打乱一切安排，这些沉没成本不是说放就能放。

你让一个在古北买了房、孩子读小学、太太在社区组织里活跃的日本人听风声就回国，基本不现实。

而在日中国人，退租、退学流程相对简单，经济损失可控，回国还能接上国内的教育或工作节奏。

这就是“低门槛迁移”的优势，灵活但也意味着缺乏安全感。一旦局势有变，首选还是“跑为上计”。

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变化：在华日本人群体的“质变”。

虽然总人数在下降，2024年已经跌破10万人，但留下来的，多是愿意长期生活、主动融入的人。

而在日的中国人虽然人数在增加，但签证结构依然以短期为主，深层次融入的比例不高。这种“结构性脆弱”让他们在面对风吹草动时，更容易做出回国决定。

在情绪泛滥的互联网时代，安全感的缺失比实际风险更容易驱动行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次中日关系有起伏，回国的总是我们的人，而留下的总是他们。

并不是谁更勇敢，也不是谁更冷静，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群体结构、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逻辑，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路径。

换句话说，全球化时代的个体选择，早就不靠情绪判断，而是靠现实盘算。

谁能提供更安全、可预期、有保障的生活环境，谁就能留住人。

当安全、发展、生活稳定成为主要参考值时，能让人留下的，不是国籍，是现实。

信息来源：明查｜中国成日本“移民”主要国家？在华日本人瞄准沪苏穗？ 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