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14日,你还能挺住吗?”贺炳炎俯身问,那时候天色刚亮,草地的寒气正往骨头缝里钻。傅传作咬着牙,只点了下头。简单的对话,却注定了一条命的去留。
七天前,红二军团穿越扎拉亚卡山口时遭遇骑兵堵截。傅传作是四师十二团的营长,一直站在最前线指挥机枪火力。当子弹撕开他下腹那一刻,他没倒下,仍按住伤口让部队继续突围。等到短促的战斗结束,血已经透过军衣流到靴子里。医疗担架有限,加之行军紧迫,师首长噙着泪给他留下整整一百块银元,安置在山口下的一户藏族人家。那天晚些时候风雪突起,红二、六军团主力已踏上向草地深处的长路。
安置伤员并非无情。雪山连绵、补给枯竭,抬一副担架至少八个人轮换,一旦速度降下来,后面的追兵就会咬上来。按当时惯例,重伤员先留在当地,等恢复后再设法追赶部队。表面看合理,实则凶险。白匪、地方民团、鼠疫,都可能在几天内要了人命。黔东独立师政委段苏权当年也是右脚中弹,被留在山民家中,三个月后才趁夜离去。如若不是腿伤自行愈合,他可能永远与队伍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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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轮到傅传作,他却不甘被“留守”。他揣着枪,躺在氆氇毯子上心急如焚。每天听着远处枪炮声渐远,心里像被火烤。藏族大嫂给他端来酥油茶,他只喝了两口。再这样拖下去,别说赶不上队伍,命都未必保得住。
命运在第五天拐了个弯。红五师经过此地。前锋刚走进院子,便看到窗台血迹斑驳。上报师部后,贺炳炎带政委谭友林赶来。他俩扒开裹尸般的毡毯,才发现傅传作脸色灰白,却仍坚持行军。谭友林犹豫:再带上他,要拖累全师。贺炳炎只回了一句:“咱们也都是被人抬过来的。”这一句,便决定了继续抬着伤员翻山过草地的艰难。
夜深时,五师前方探子带回情报:敌骑兵又抄近路围堵。贺炳炎硬是抽调一个排,用担架接力轮换,日夜兼程。四十公里行军后,傅传作腹胀如鼓,手掌一按就疼得冒汗。贺炳炎预感事态不妙,立即发报给军团卫生部长贺彪,请他火速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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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位贺彪与贺炳炎并无亲属关系,却在卫生系统里以大胆见长。半夜,他顶着风沙赶到师指挥所。据说他第一个动作不是查脉,而是把手轻轻按在受伤腹部,随口一句:“还有救,别慌。”就这一句,担架旁的战士神经才松了半分。
条件艰苦,连手术刀都不够锋利。贺彪打开药箱,只有几支蓖麻油和少量止痛粉。他判断伤口内部受弹片划伤,血块堵塞肠道,若不尽快排出,腹腔感染将要人命。于是他命人煮热水消毒后,手套都没得换,只得把手涂满碘酒,连夜进行“掏堵”——先从口服蓖麻油促进蠕动,再用指尖一点点探入肠壁附近,把粘稠血块取出。满屋子只有火把光微微跳动,浓烈的血腥味、蓖麻油味、消毒水味混在一起,辣得人眼睛直流泪。战士们轮番在门口警戒,却没人挪步;他们知道屋里多耗一分钟,就可能多一条命。
时针逼近凌晨四点,院子头顶的星子都快淡没,屋里终于传出虚弱声音:“感觉轻松多了。”这是傅传作醒后第一句话。贺彪挥手示意别说话,又把临时包扎布条缠紧,嘱咐卫生员每两小时喂盐开水。天大亮时,他才对贺炳炎简短汇报:“度过急症期了,留意伤口感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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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行军医生的医疗记录往往只有寥寥数行,却写满了命悬一线的凭借。傅传作在五师又休整了十一天,能坐起身时,高原阳光正照进帐篷。他坚持要回四师。贺炳炎笑骂:“你那身板像根蒿草,非得折腾。”然而还是批给他一匹驮马、一名卫生员,让他赶回原部队。在曲折山道尽头,十二团哨兵远远看到那匹骡马,才明白营长竟没倒下。那一刻,不少老兵说,心里闷着的那口气终于涌了出来。
回想前前后后,贺炳炎自己身上挨过十三次枪弹,左臂更是在湘西激战里截掉。若当年没有战士停下脚步给他抢救,后面就没有“独臂将军”的传奇。他深知,救一个伤员,不只是情义,也是战斗力的再生。红军的干部、战士一次次分担担架,守住的不仅是生命,更是队伍里每个人相信“绝不丢下同志”的底线。那条底线在冰雪里、在草地上,靠着银元、蓖麻油、几支麻痛针,一直撑到了拂晓,也撑到了后来硝烟散去的那一天。
草地之行过去多年,再提起那夜,傅传作只说一句:“要不是俩贺,一文银元也买不到今天的命。”旁人听来带笑意,可懂行的人都明白,银元固然重要,更要紧的是那股子“抬也抬回来”的决心。一支队伍在最艰险的路口选择把伤员带上,才有底气谈理想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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