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受伤被安置老乡家，贺炳炎路过将他带上，贺彪亲自动手转危为安

“1936年9月14日，你还能挺住吗？”贺炳炎俯身问，那时候天色刚亮，草地的寒气正往骨头缝里钻。傅传作咬着牙，只点了下头。简单的对话，却注定了一条命的去留。

七天前，红二军团穿越扎拉亚卡山口时遭遇骑兵堵截。傅传作是四师十二团的营长，一直站在最前线指挥机枪火力。当子弹撕开他下腹那一刻，他没倒下，仍按住伤口让部队继续突围。等到短促的战斗结束，血已经透过军衣流到靴子里。医疗担架有限，加之行军紧迫，师首长噙着泪给他留下整整一百块银元，安置在山口下的一户藏族人家。那天晚些时候风雪突起，红二、六军团主力已踏上向草地深处的长路。

安置伤员并非无情。雪山连绵、补给枯竭，抬一副担架至少八个人轮换，一旦速度降下来，后面的追兵就会咬上来。按当时惯例，重伤员先留在当地，等恢复后再设法追赶部队。表面看合理，实则凶险。白匪、地方民团、鼠疫，都可能在几天内要了人命。黔东独立师政委段苏权当年也是右脚中弹，被留在山民家中，三个月后才趁夜离去。如若不是腿伤自行愈合，他可能永远与队伍失联。

如今轮到傅传作，他却不甘被“留守”。他揣着枪，躺在氆氇毯子上心急如焚。每天听着远处枪炮声渐远，心里像被火烤。藏族大嫂给他端来酥油茶，他只喝了两口。再这样拖下去，别说赶不上队伍，命都未必保得住。

命运在第五天拐了个弯。红五师经过此地。前锋刚走进院子，便看到窗台血迹斑驳。上报师部后，贺炳炎带政委谭友林赶来。他俩扒开裹尸般的毡毯，才发现傅传作脸色灰白，却仍坚持行军。谭友林犹豫：再带上他，要拖累全师。贺炳炎只回了一句：“咱们也都是被人抬过来的。”这一句，便决定了继续抬着伤员翻山过草地的艰难。

夜深时，五师前方探子带回情报：敌骑兵又抄近路围堵。贺炳炎硬是抽调一个排，用担架接力轮换，日夜兼程。四十公里行军后，傅传作腹胀如鼓，手掌一按就疼得冒汗。贺炳炎预感事态不妙，立即发报给军团卫生部长贺彪，请他火速前来。

有意思的是，这位贺彪与贺炳炎并无亲属关系，却在卫生系统里以大胆见长。半夜，他顶着风沙赶到师指挥所。据说他第一个动作不是查脉，而是把手轻轻按在受伤腹部，随口一句：“还有救，别慌。”就这一句，担架旁的战士神经才松了半分。

条件艰苦，连手术刀都不够锋利。贺彪打开药箱，只有几支蓖麻油和少量止痛粉。他判断伤口内部受弹片划伤，血块堵塞肠道，若不尽快排出，腹腔感染将要人命。于是他命人煮热水消毒后，手套都没得换，只得把手涂满碘酒，连夜进行“掏堵”——先从口服蓖麻油促进蠕动，再用指尖一点点探入肠壁附近，把粘稠血块取出。满屋子只有火把光微微跳动，浓烈的血腥味、蓖麻油味、消毒水味混在一起，辣得人眼睛直流泪。战士们轮番在门口警戒，却没人挪步；他们知道屋里多耗一分钟，就可能多一条命。

时针逼近凌晨四点，院子头顶的星子都快淡没，屋里终于传出虚弱声音：“感觉轻松多了。”这是傅传作醒后第一句话。贺彪挥手示意别说话，又把临时包扎布条缠紧，嘱咐卫生员每两小时喂盐开水。天大亮时，他才对贺炳炎简短汇报：“度过急症期了，留意伤口感染即可。”

不得不说，行军医生的医疗记录往往只有寥寥数行，却写满了命悬一线的凭借。傅传作在五师又休整了十一天，能坐起身时，高原阳光正照进帐篷。他坚持要回四师。贺炳炎笑骂：“你那身板像根蒿草，非得折腾。”然而还是批给他一匹驮马、一名卫生员，让他赶回原部队。在曲折山道尽头，十二团哨兵远远看到那匹骡马，才明白营长竟没倒下。那一刻，不少老兵说，心里闷着的那口气终于涌了出来。

回想前前后后，贺炳炎自己身上挨过十三次枪弹，左臂更是在湘西激战里截掉。若当年没有战士停下脚步给他抢救，后面就没有“独臂将军”的传奇。他深知，救一个伤员，不只是情义，也是战斗力的再生。红军的干部、战士一次次分担担架，守住的不仅是生命，更是队伍里每个人相信“绝不丢下同志”的底线。那条底线在冰雪里、在草地上，靠着银元、蓖麻油、几支麻痛针，一直撑到了拂晓，也撑到了后来硝烟散去的那一天。

草地之行过去多年，再提起那夜，傅传作只说一句：“要不是俩贺，一文银元也买不到今天的命。”旁人听来带笑意，可懂行的人都明白，银元固然重要，更要紧的是那股子“抬也抬回来”的决心。一支队伍在最艰险的路口选择把伤员带上，才有底气谈理想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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