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7岁，再婚一个月就后悔了，老伴他太坏了，不是人

我今年五十七岁，拿到那本红色的再婚证，不过才一个月零三天。可这三十三天，每一天都像是在我心里磨了一遍砂纸，磨得我那点对晚年幸福的憧憬，只剩下血肉模糊的疼。

很多人都说，老了，找个伴儿，无非就是图个知冷知热，图个夜里咳嗽有人递杯水。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没想到，张卫国递给我的，不是水，是一杯冰，一杯能从喉咙一直凉到脚后跟的冰。

现在，我一个人坐在这间陌生的，被称为“新家”的客厅里，听着墙上那只老掉牙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那声音不像是在走时间，倒像是在给我这一个月的荒唐婚姻倒数。我后悔了，真的后悔了。我甚至开始觉得，那个每天对我精打细算、言语刻薄的男人，他不是坏，他根本就不是人。

故事，得从三个月前，那个看起来阳光明媚的下午说起。

第1章 一碗打了折扣的善意

我和张卫国是邻居介绍认识的。介绍人王姐说得天花乱坠，说老张这人，退休金高，有房，儿子也成家了，没什么负担，就是人老实，不爱说话。她说：“淑琴啊，你也是一个人过了这么些年，苦日子到头了。老张这条件，打着灯笼都难找，你们俩凑一块儿，往后就是享福的命。”

我叫王淑琴，老伴老刘走了快六年了。女儿琳琳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虽然时常回来看我，但大多数时候，这空荡荡的屋子还是只有我一个人。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是再热闹的电视节目也填不满的。所以，当王姐把张卫国领到我面前时，我心里是存着一丝希望的。

张卫国个子不高，微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看着确实挺“老实”。我们聊了聊，他话不多，大多是我问，他答。他说他以前是工厂的会计，对数字敏感，一辈子都习惯了精打细算。我当时觉得，这不算毛病，会过日子的男人，踏实。

我们就这样不咸不淡地处了两个月。他会偶尔提着两根蔫了的黄瓜来我家，说是自己家吃不完的。也会在傍晚约我出去散步，但路线永远是围着小区，绝不走远，因为远了要坐公交车。我女儿琳琳提醒过我，说：“妈，这人是不是有点太抠了？你可得看清楚。”

我当时还替他说话：“这叫节俭，过日子的好习惯。你爸当年不也这样？”

现在想来，我真是瞎了眼。我把刻薄当成了节俭，把算计当成了老实。

领证那天，我们没有办酒席，只是在外面简单吃了一顿饭。我提议去附近一家口碑不错的家常菜馆，张卫国当场就拉下了脸。他把我拽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外面的菜多贵啊，油又重。回家我给你下碗面条，卧两个鸡蛋，比什么都强。”

我愣住了，看着他那张认真的脸，心里第一次泛起一丝说不清的别扭。但大喜的日子，我不想扫兴，便笑着说：“行，听你的。”

可回到他家，也就是我们的新家，他从冰箱里拿出的面条已经有些粘连，两个鸡蛋在碗里打散，他犹豫了一下，又用勺子舀回去半个，嘴里嘟囔着：“一个人吃一个就够了，吃多了胆固醇高。”

那一刻，我端着那碗只有一个半鸡蛋的面条，突然就没了胃口。窗外的夕阳很美，金灿灿的，可照进这个屋子，却显得格外清冷。我看着他对面那碗同样分量的面条，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个清晰的念头：他不是在乎胆固醇，他只是舍不得那半个鸡蛋。

婚后的日子，将这碗打了折扣的善意，无限地放大了。

我搬进了他的房子，我的那套老房子就暂时空着，琳琳偶尔会回去住住。我本以为，两个人的日子总会热闹些。我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变着花样地做饭。我喜欢煲汤，以前老刘最爱喝我炖的莲藕排骨汤。我特意去菜市场挑了最好的排骨，想着也给张卫国尝尝我的手艺。

汤在砂锅里“咕嘟咕嘟”地炖着，满屋子都是香气。我心里是欢喜的，我觉得这才是家的味道。

张卫国下棋回来，一进门就皱起了眉头，不是闻到香味的陶醉，而是像闻到了什么不对劲的味道。他径直走到厨房，揭开锅盖看了一眼，脸立刻沉了下来。

“你买排骨了？”他问，语气像是在审问。

“是啊，炖了汤，补补身子。”我笑着说。

“多少钱一斤？”

“三十二。”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三十二？你怎么不去抢！菜市场的筒子骨十五块钱一斤，炖汤一个味儿，你非要买那精排，钱是这么花的吗？王淑琴，我们是过日子，不是败家！”

我手里的汤勺“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我愣愣地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有些扭曲的脸，让我觉得无比陌生。我辛辛苦苦炖了一下午的汤，在他眼里，不是一份心意，而是一笔失败的采购。

“筒子骨油多，排骨香一些……”我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香？我看你是昏了头！”他“啪”地一声盖上锅盖，转身就走，丢下一句，“这日子要是照你这么个过法，趁早别过了！”

那天晚上，那锅汤，我们谁也没喝。它在灶上从滚烫变得温热，最后彻底凉透，就像我的心一样。我躺在床上，背对着他，听着他平稳的鼾声，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我五十七岁了，我想要的，不过是一份相互体谅的温暖，一个能一起好好吃饭的人。可我没想到，在新婚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因为一锅汤，看清了枕边人的凉薄。

第2章 带锁的账本

那锅排骨汤事件，像一道无形的裂痕，出现在我们看似平静的生活里。张卫国没有再提，但我知道，这事儿在他心里扎了根。从那天起，他对我花钱的监控，变得变本加厉，近乎病态。

我们家的钱是分开管的。我的退休金三千多，他的有五千。婚前说好了，生活费两家均摊。可婚后，这“均摊”就变了味。

他给我买了一个小本子，红色的塑料皮，上面印着“工作手册”四个烫金大字。他对我说：“淑琴，咱们得有个规划。以后啊，每天买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你都记在这上面。我呢，也记我的。到了月底，咱们一对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省得以后为钱闹矛盾。”

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夫妻之间，弄得跟会计做账一样，哪还有半分人情味？但我那讨好型的人格又在作祟，想着也许他就是这个习惯，会计出身嘛，严谨。我便点了头，接过了那个本子。

可我很快就发现，这不仅仅是记账那么简单。

每天晚上，吃完饭，雷打不动的“对账时间”就开始了。他会戴上老花镜，像审阅一份重要的文件一样，一笔一笔地看我记的账。

“今天买的青菜，两块一毛？不对吧，早上我路过菜市场，明明看见牌子上写的一块九毛九。”他抬起头，镜片后面的眼睛锐利地盯着我。

“可能我去的那个摊子贵一点……”

“那你为什么不去便宜的摊子买？多走两步路能累死你？这一毛两毛的看着不起眼，一个月下来就是好几块钱！”

“西红柿，四块五一斤？你买的这是金子做的吗？昨天隔壁李大妈买的才三块八！”

“今天的可能新鲜点……”

“新鲜？我看你是被人骗了！你这人，就是心软，耳根子也软，人家说啥你信啥。以后买菜，必须货比三家！”

这样的对话，几乎每晚都在上演。我感觉自己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手下一个随时可能做假账的员工。我买的每一根葱，每一头蒜，都要经过他严格的审计。有时候，为了几毛钱的差价，他能数落我半个小时。

我的尊严，就在这一声声的诘问中，被碾得粉碎。我开始害怕去菜市场，买菜时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生怕哪个菜买贵了，晚上又要挨一顿“思想教育”。我甚至开始撒谎，明明是三块钱的菜，我记成两块八，自己偷偷把差价补上，只为求得片刻的安宁。

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他对我的退休金的觊觎。

有一次，我女儿琳琳给我买了一件羊毛衫，让我天冷了穿。我高高兴兴地拿回家，张卫国看见了，摸了摸料子，第一句话就是：“多少钱？”

“琳琳买的，没花钱。”我随口说道。

他冷笑一声：“你女儿的钱就不是钱了？她一个月挣多少？还不是得养家糊口。你跟她说，以后别买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把钱折现给你多好。”

我气得浑身发抖：“这是孩子的一片心意！”

“心意能当饭吃？”他瞟了我一眼，话锋一转，“对了，你的退休金卡呢？拿来我帮你保管吧。你这人花钱大手大脚，我帮你存着，以后咱们有个大病小灾的，也能有个保障。”

我看着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的钱，我自己会管。”

他的脸当场就沉了下来，一连好几天没和我说一句话。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他不做声，却用行动表达着他的不满。他开始自己做饭，但只做他一个人的量。我下班回家，锅里是空的，碗里也是空的。他一个人坐在饭桌前，慢条斯理地吃着，看都不看我一眼。

那是一种无声的暴力，比争吵更伤人。我饿着肚子，回到房间，听着客厅里他吃饭的吧嗒声，心里一片冰凉。

我终于明白，他想要的，根本不是一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儿。他想要的是一个免费的保姆，一个能为他洗衣做饭还不用花他钱的保姆。他甚至还想连这个保姆自带的工资（退休金）也一并吞掉。

那个红皮账本，他后来甚至给它配了一把小小的铜锁。每天对完账，他就“咔哒”一声锁上，钥匙挂在他自己的钥匙串上，仿佛那里面锁着的不是柴米油盐，而是什么天大的机密。

我看着那把锁，觉得它锁住的，是我对这段婚姻最后的一点幻想。

第3章 女儿的眼泪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和算计中，一天天挨了过去。我瘦了，眼窝深陷，镜子里的自己，憔悴得像一棵被秋霜打过的蔫白菜。我强撑着，不想让女儿琳琳看出来，怕她担心。每次她打电话来，我都装作很高兴的样子，说张叔叔对我很好，日子过得很舒心。

可有些东西，是装不出来的。

那天是周末，琳琳带着我三岁的小外孙乐乐来看我。我提前一天就跟张卫国说了，想中午做顿好吃的。他“嗯”了一声，没表示反对，但也没给我好脸色。

我起了个大早，去超市买了很多菜。排骨、大虾、新鲜的鲈鱼，还有乐乐最爱吃的鸡翅。花了两百多块钱，我没敢记在那个红皮账本上，是我自己掏的腰包。我只想让女儿和外孙来的时候，能感受到一点家的温暖。

琳琳和乐乐一进门，家里立刻就热闹起来。乐乐奶声奶气地喊着“外婆”，像个小炮弹一样冲进我怀里。我抱着他软软的小身子，连日来的阴霾仿佛都被驱散了。

张卫国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头都没抬一下，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琳琳有些尴尬，但还是笑着喊了一声：“张叔叔。”

我赶紧把琳琳拉进厨房，不想让她看到张卫国的冷脸。

饭菜上桌，琳琳看着满桌的菜，心疼地说：“妈，你做这么多干什么，我们俩也吃不了多少。”

“没事，乐乐正在长身体呢。”我一边给外孙夹鸡翅，一边笑着说。

张卫国也坐了过来。他没动那些大鱼大肉，只夹自己面前的一盘炒青菜。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咀嚼很久，眼睛却时不时地瞟向那盘清蒸鲈鱼和大虾。

乐乐不小心，把一块鸡翅掉在了地上。我刚要弯腰去捡，张卫国突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异常刺耳：“真是浪费！这么好的东西，说扔就扔了。你们年轻人，就是不知道粮食金贵。”

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琳琳的脸“唰”地一下白了，抱着乐乐的手也收紧了。乐乐被他严厉的语气吓到了，扁着嘴就要哭。

我心里又气又急，连忙打圆场：“哎呀，小孩子嘛，不小心的。我再去给他拿一个。”

“还拿？”张卫国把筷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拍，“盘子里这么多菜，都是钱买来的！你们今天这一顿，顶我们老两口半个月的伙食费了！王淑琴，你就是这么当家的？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

他这是在指桑骂槐，当着我女儿的面，给我难堪。

我所有的忍耐，在那一刻都到了极限。我站起来，看着他，声音都在发抖：“张卫国！这是我女儿，我外孙！我花我自己的钱，给他们做顿饭，碍着你什么事了？你至于吗？”

“你的钱？”他冷笑，“你嫁给了我，你的钱就是我们这个家的钱！每一分都得花在刀刃上！不是让你拿去这么糟蹋的！”

“妈！”琳琳站了起来，眼圈红了。她把我拉到身后，对着张卫国，一字一句地说：“张叔叔，我妈的钱是她自己的，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们今天吃的这顿饭，就算是我请我妈的。这是我买菜的钱。”

说着，琳琳从钱包里抽出三百块钱，拍在了桌子上。

“我们不吃了。妈，你跟我走。”

琳琳拉着我，抱起乐乐，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个家门。我被她拽着，浑浑噩噩地跟在后面，甚至忘了回头看一眼张卫国是什么表情。

下了楼，琳琳再也忍不住，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她抱着我，哭着说：“妈，你受的这是什么委屈啊！你怎么能过这样的日子！他根本就没把你当人看！”

我看着女儿的眼泪，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攥住了，疼得无法呼吸。我一直以为，我的忍耐，是为了维持一个家的表象，是为了不让女儿担心。可到头来，我所有的伪装，都被张卫国毫不留情地撕碎了。我不仅自己受了委屈，还连累了我的女儿和外孙。

那天，我没有回那个所谓的“家”，我跟着琳琳回了她那里。晚上，琳琳睡着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想起了很多事。我想起了我和张卫国相亲时的情景，想起了那碗只有一个半鸡蛋的婚后面，想起了那个上了锁的红色账本，也想起了我死去的丈夫，老刘。

第4章 回忆里的那碗汤

老刘不是个多浪漫的人，他也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一辈子勤勤恳恳，话不多，但心热。我们结婚三十年，没吵过几次架。日子过得清贫，但心里是暖的。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得了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那时候琳琳还小，在上小学。老刘急得团团转，他不会做饭，平时都是我伺候他。他笨手笨脚地给我熬了一锅白粥，端到我床前，一勺一勺地喂我。粥熬得稀汤寡水的，米是米，水是水，可我却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东西。

他看我没什么胃口，就问我想吃什么。我迷迷糊糊地说，想喝莲藕排骨汤。

那个年代，排骨是稀罕物，得凭票供应，还贵。可老刘二话没说，披上大衣就出门了。他在寒风里跑了好几个副食品店，又跟邻居换了肉票，才买回来一小截排骨。

他不懂怎么炖汤，就站在厨房门口，一步一步地问我。先焯水，还是先放姜？莲藕要不要去皮？火要开多大？我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指挥着，听着他在厨房里叮叮当札地忙活，心里特别踏实。

汤炖了很久，他怕我着急，时不时就跑进来跟我汇报进度：“淑琴，出香味了！”“淑琴，藕好像烂了！”

等他把那碗热气腾腾的汤端到我面前时，我看见他额头上全是汗，冻得通红的鼻尖上也挂着汗珠。他小心翼翼地吹凉了第一勺，递到我嘴边，眼睛里满是期待和紧张，像个等待老师表扬的小学生。

我喝了一口，味道其实很一般，盐放得有点多，火候也不太对。可我笑着对他说：“真好喝，比我做的好喝。”

他一下子就笑了，那种满足和开心的笑容，我记了一辈子。他把一整碗汤都喂我喝了，自己一口没舍得尝，只是把锅里剩下的几块莲藕吃了。

后来我们的日子好过了，我经常炖莲藕排骨汤，每次都炖一大锅。他总是吃得心满意足，一边喝汤一边说：“还是你炖的好喝，我那次炖的，咸得齁人。”

我笑着说：“我那时候是饿了，吃什么都香。”

他却摇摇头，认真地说：“不是。因为那汤里，有心意。”

是啊，有心意。

老刘走了以后，我很少再炖那锅汤了。因为我知道，那个最懂得欣赏这锅汤的人，已经不在了。

此刻，坐在女儿家安静的客厅里，我想起老刘，想起他笨手笨脚为我炖汤的样子，眼泪又一次模糊了视线。同样是一锅排骨汤，老刘看到的是对我的心疼和爱意，而张卫国看到的，却是三十二块钱一斤的“败家”和浪费。

人和人，真的不一样。

我一直以为，年纪大了，找个伴儿，不过是搭伙过日子，不需要什么爱情，只要能相互照应就行。可我现在才明白，我错了。搭伙，也需要最基本的尊重和温情。如果连这点都没有，那不叫搭伙，叫合租，甚至还不如合租。合租的室友，至少不会干涉你花自己的钱，不会对你的亲人恶语相向。

张卫国的“坏”，不是那种打人骂人的坏。他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私和冷漠。在他的世界里，只有钱，只有他自己。他娶我，不是为了找一个共度余生的伴侣，而是为了找一个能给他省钱、还能顺便把她的钱也变成他的钱的工具。

他对我所有的“好”，都是明码标价的。他给我买蔫了的黄瓜，是因为便宜；他约我散步，是因为不花钱；他给我下那碗面，是因为他舍不得那半个鸡蛋。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钱”字。

我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我这一个月，都活在怎样一个人的身边？我竟然还天真地以为，我的忍耐和付出，能换来他的真心。

我真是太傻了。五十七年，我活得太糊涂了。

第5章 无声的摊牌

在女儿家住了两天，我的心绪渐渐平复下来。琳琳和女婿什么都没多问，只是默默地照顾我，给我做我爱吃的菜，陪我看电视。外孙乐乐也总是黏着我，把他的小玩具都堆到我面前。这种被家人包围的温暖，让我几乎要忘了张卫国和那个冰冷的家。

这两天，张卫国一个电话也没打来。

我心里清楚，他不是在担心我，他是在跟我赌气，在用冷暴力逼我低头。他笃定我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离了他，就没地方可去，最后还得乖乖地回去给他当牛做马。

第三天下午，琳琳去上班了，女婿带着乐乐去了游乐场。我一个人在家，手机响了。是张卫国的号码。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接了。

“喂。”我的声音很平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他理直气壮的声音：“你还知道回来吗？在女儿家住上瘾了？家里一大堆活谁干？”

没有一句关心，没有一句问候，开口就是质问和命令。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张卫国，我们谈谈吧。”

“谈什么？有什么好谈的？你要是想通了，就赶紧回来做饭！不想通，就在那待着吧！”他说完，就要挂电话。

“等一下！”我叫住了他，“我下午会回去，但不是回去做饭的。我是回去拿我的东西。”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他冷冷地说：“随你便。”然后“啪”地挂了电话。

我收拾好自己的情绪，跟女儿发了个信息，告诉她我要回去一趟，让她别担心。然后，我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推开门，张卫国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茶几上摆着一碗泡面，旁边还有几瓣蒜。他看我进门，眼皮都没抬一下，依旧盯着电视屏幕。

这个家，我才住了一个月，却已经感到无比的压抑和窒息。我没有理他，径直走进卧室，拿出我来时带的那个行李箱，开始收拾我的衣物。

我的东西不多，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些洗漱用品。我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叠好，放进箱子里。整个过程，我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屋子里只有电视的声音和他吃泡面时发出的“吸溜”声。

当我收拾到床头柜时，我看到了那个红色的塑料皮账本，旁边还挂着那把小小的铜锁。我拿起它，摩挲着上面“工作手册”四个字，心里五味杂陈。这一个月的所有屈辱和辛酸，仿佛都浓缩在了这个小小的本子里。

我拿着账本，走到客厅，把它放在了茶几上，就在他的泡面碗旁边。

他终于有了反应。他放下筷子，抬起头，看着我，又看了看那个账本。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语气不善。

“没什么意思。”我平静地看着他，“张卫国，这一个月，我每天买菜花了多少钱，你都记在这上面了，一清二楚。我也不占你便宜，这个月的生活费，该我出的那一份，我一分不少地给你。”

我从钱包里数出一千块钱，放在了账本上。“我不知道具体花了多少，但这些肯定够了。多的，就当是我谢谢你这一个月的‘照顾’。”

他盯着那一千块钱，眼睛里闪过一丝贪婪，但随即又被愤怒所取代。他大概是觉得，我的这个举动，是对他最大的羞辱。

“王淑琴！你把话说清楚！你到底想干什么？”他站了起来，声音也大了起来。

“我想干什么，你不是早就清楚了吗？”我看着他，第一次觉得，我一点也不怕他了，“我要搬走。这个家，我住不下去了。”

“搬走？你凭什么搬走？我们是领了证的合法夫妻！”

“合法夫妻？”我笑了，笑得有些凄凉，“张卫国，你扪心自问，你把我当过你的妻子吗？在你眼里，我不过是一个会做饭、会打扫、还自带退休金的保姆。你算计我买菜的几毛钱，你嫌弃我给外孙夹鸡翅，你甚至想让我把退休金卡都交给你。你对我，有过一丁点的尊重和情分吗？”

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脸涨得通红，半天才憋出一句：“我……我那是会过日子！勤俭节家有什么错？”

“勤俭节家没有错！”我提高了声音，“但勤俭不是刻薄，节家不是算计！你对你自己，对你儿子，也这么‘勤俭’吗？你不过是把你的自私，包装成了一个好听的词而已！”

我说完，拉起我的行李箱，转身就向门口走去。

“你站住！”他在我身后吼道，“王淑琴，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你就别想再回来！”

我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我轻轻地说：“这个门，我本来就没想再回来。”

我打开门，外面的阳光照了进来，有些刺眼。我拉着箱子，一步一步地走了出去，没有丝毫的留恋。身后，是电视机里传来的嘈杂声，和他气急败坏的咒骂声。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第6章 一张没有温度的床

搬回自己那套老房子，关上门的那一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屋子因为许久没人住，落了些灰尘，但空气里熟悉的味道，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这里，才是我的家。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把屋子彻底打扫了一遍。擦桌子，拖地，清洗窗帘。当傍晚的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洒进来，照在地板上，我累得坐在沙发上，心里却是一种久违的踏实和宁静。

晚上，琳琳不放心，特意过来看我。她给我带来了晚饭，陪我一起吃。

“妈，你真的想好了？”她小心翼翼地问。

我点点头：“想好了。琳琳，妈以前总觉得，人老了，有个伴儿，日子才不算孤单。可现在我明白了，如果那个伴儿不能让你变得更好，反而让你每天活在委屈和压抑里，那还不如一个人过。高质量的独处，胜过低质量的婚姻。”

琳琳握住我的手，说：“妈，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你还有我，有乐乐。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再委屈自己了。”

女儿的理解，是我最大的慰藉。

接下来的日子，张卫国又打来过几次电话。第一次，是破口大骂，说我不知好歹，给他丢了人。我没等他说完就挂了。

第二次，他的语气软了下来。他说他知道错了，以后会改，让我回去。他说：“家里没你不行啊，我这几天天天吃泡面，胃都快坏了。你回来吧，我保证以后不管你花钱了。”

我听着他毫无诚意的道歉，只觉得可笑。他想念的，根本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做的饭，我打扫的屋子，是我这个免费保姆的功能性。

我淡淡地告诉他：“张卫国，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钱，是尊重。你给不了我，我也就不强求了。我们还是分开吧。”

“分开？你想离婚？”他的声音又变得尖锐起来，“我告诉你，王淑琴，离婚可以，你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我为了跟你结婚，里里外外花了不少钱！”

我气得笑出了声。他花了什么钱？不过是请我吃了那碗只有一个半鸡蛋的面条。

“好啊，”我说，“你去法院起诉吧。正好，我也想让法官评评理，看看我们这一个月，到底是谁损失了。”

说完，我挂了电话，把他拉进了黑名单。

我以为他会就此罢休，没想到，他竟然找到了介绍人王姐，让她来做说客。

王姐在我家坐了半天，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淑琴啊，老张就是那个脾气，一辈子跟钱打交道，人死板了点，心不坏的。”“夫妻嘛，床头吵架床尾和，哪有不磕磕碰碰的。”“你都这把年纪了，再折腾，图什么呢？忍一忍就过去了。”

我给她倒了一杯茶，静静地听她说完。

然后，我问她：“王姐，如果你的丈夫，每天像防贼一样防着你，你买根葱他都要盘问半天，你给自己的女儿外孙做顿饭，他能当着客人的面把桌子拍了。这样的日子，你能忍吗？”

王姐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我又说：“他不是心不坏，他是心里根本没有我。那张床，我睡了一个月，没有一天是暖的。因为躺在旁边的那个人，心里是冰的。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再过了。”

王姐看劝不动我，只好悻悻地走了。

从那以后，我的世界，彻底清净了。

第7章 五十七岁的重生

没有了张卫国的日子，我的生活仿佛重新被注入了色彩。

我开始学着为自己而活。我把退休金规划了一下，一部分存起来，一部分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我给自己报了一个老年大学的书法班，每周去上两次课。我从小就喜欢写毛笔字，但为了生活，这个爱好被搁置了几十年。现在重新拿起毛笔，在宣纸上写下横平竖直的方块字，我的心感到无比的平静。

我还加入了小区的舞蹈队。每天晚饭后，和一群年纪相仿的姐妹们，在广场上跳跳舞，出身汗，聊聊天。她们都不知道我那段短暂而失败的婚姻，只知道我是一个开朗爱笑的王大姐。我喜欢这种感觉，不被过去定义，只做当下的自己。

琳琳和乐乐还是会经常来看我。我依然会给他们做一大桌子好吃的菜，再也不用担心有人会因为一块掉在地上的鸡翅而拍桌子。看着外孙吃得满嘴是油的样子，我笑得比谁都开心。

偶尔，我也会想起张卫国。我不再恨他，只是觉得他可怜。一个一辈子被金钱和算计捆绑的人，他从来没有体会过真正的温暖和爱是什么滋味的。他以为他守住了他的钱，却不知道他为此失去了多少更宝贵的东西。

至于离婚的事，我咨询了律师，准备走法律程序。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裁决。

一个月前，我以为我的人生，会在一个冰冷的屋檐下，在日复一日的争吵和算计中，走向终点。我感到绝望和后悔。

而现在，我一个人住在我那洒满阳光的老房子里，写字，跳舞，给家人做饭，我觉得我的新生，才刚刚开始。

我五十七岁，再婚一个月就后悔了。但现在，我很庆幸我后悔了，庆幸我勇敢地走出了那段错误的关系。人生不怕走错路，怕的是没有勇气回头。

我看着窗外，楼下的广场舞音乐已经响起了。我换上我的舞鞋，准备下楼。我知道，未来的路，或许依然会有孤独的时刻，但我再也不会为了逃避孤独，而将自己投入另一个冰冷的怀抱。

因为我终于明白，真正的温暖，不是向外索求，而是源于自己内心的丰盈和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