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中将晚年近10年不太出门，曾被闲置5年，离休从师级改为军级

“1995年深秋，兰州今天还是大晴天吧？”老将军把报纸放下，侧头问警卫员。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轻轻叹了口气，似乎那口气里夹杂着对甘肃土地的牵挂，也带着对自己人生转折的回味。

冼恒汉1916年入伍，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辗转大半个中国。1949年西北战场尘埃落定，他把行李往兰州一放，没想到这一“放”就是整整25年。冷暖干旱、风沙扑面，他与西北地区命运牢牢绑在一起。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以中将衔担任兰州军区政委，军区正职、省委书记处书记轮番压在肩头，既要养兵练兵，又得盯着民生。大军区政委一干22年，在当时的开国将帅里并不多见。

1967到1977年，是他权力最高也最难熬的十年。内部斗争暗流翻涌，外部形势千头万绪：部队要稳、地方要管、灾情要救。为了抢时间打井，他常半夜把水利厅长叫到办公室，“再往省计委跑一趟，不争这笔钱，明年春旱过不去。”这样的话在档案里留下好几页批示。当时的甘肃年财政收入不到十个亿，他硬是靠一次次申请，从国家计委挤出每年三千多万专款，黄河灌区、引洮工程接连上马。粮食产量六年翻番，进京化缘一样的跑动，换来的是返乡挑粮的队伍缩短了一半。

风光背后也有暗礁。政治风浪说来就来，1977年冼恒汉被撤职，理由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有些“帽子”意味，却让他瞬间从大军区政委跌成待业干部。这位在沙场摸爬滚打出的硬汉突然闲在北京，一呆五年。朋友劝他出去走走，他摇头，“干惯了活，突然无事，心里空得慌。”那几年，改革开放的气息在街头巷尾蔓延，他却一天到晚抱着书本背政策，只为保持“随时能上岗”的状态。

1982年，中央决定让他回兰州，处理历史遗留的“文革问题”。调查结论下来，责任有，但并不足以抹掉功劳。通知发到病房，他心口又紧又疼，医生测出是老毛病——心脏病复发。尽管如此，组织部还是给出“离休”决定，待遇暂按师级。对于曾经的军区一把手来说，落差不小。可老将军没吭声，只说一句：“能学习文件就行。”

三年后，情况有转机。随着老干部政策细化，参照大军区正职生前最后岗位，他的待遇被调为正军级。审批表下来的那天，警卫员看到他在书房里站了半个多小时，神情淡淡，像完成一次例行军姿。有人问他感受，他只是摆手：“政策多变，我看得开。”语气里既有坚硬，也有被岁月磨出的钝感。

真正的改变是身体。心脏病、高血压夹击，一出门就头晕，他索性待在家。书、报、电视成了全部世界。近十年，他的脚步范围以家门为圆心，半径不超过两公里。偶尔到院子里走几圈，就把天气预报的播音声量调大，盯着“降雨”两字。兰州下雨，他就笑；遇上连续晴天，他把眉头拧得死紧，低声嘟囔：“又要旱了，麦子咋办？”

日子看似波澜不惊，过去的老部下却常来汇报西北的变化：高速公路修到陇南、石羊河治理见效、粮仓不再缺粮。每听到这里，他眉角舒展，“好，好。”一句“好”，分量很重，也很轻，像在对当年的坚持作注脚。岁月沉淀到晚年，他最在乎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甘肃人吃饱没，二是部队战备行不行。后者他已无力多管，只能偶尔打电话给军区的年轻指挥员：“训练要扎实，别把老底子丢了。”

遗憾的是，身体越来越弱，他仍拒绝搬到气候适宜的南方。医生问原因，他沉默良久，说道：“人要守在自己耕过的土地。”这种执拗，不少老西北人都懂——一辈子把根扎进黄土，再干旱也不挪窝。90年代末，中央军委给老将军颁发从师级改为正军级的离休证书时，他已无力亲自前往，只让警卫员把证件放进抽屉，外面贴张不干胶，上面写着“照顾政策，谨收”。

2000年，他的生命走到尽头。葬礼很简单，家属遵照遗愿把骨灰安放在兰州北山，面朝黄河。没有隆重的军礼，没有繁杂的挽词，只有山口呼啸的风和奔流的水。他曾多次提到的引黄灌区，如今阡陌纵横，稻浪浮金；他牵挂的兵，正带着新式装备穿梭戈壁。历史记录了他的高峰，也没回避他的低谷。有人评价他“功过皆显”，也有人替他鸣不平。可翻完档案、重走荒滩的人都知道，这位晚年不出门的中将，用最好的年岁和最执拗的方式，把自己钉在西北这块盐碱地上。雨下也好，天晴也罢，他都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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