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富过17代的家族，坐拥上海近一千栋房屋，子孙大都上哈佛

“1948年冬天的外滩风大，你听清了吗？治家，靠的还是那句‘为政以德’。”父亲贝祖诒把围巾往上提，对身旁的三十一岁贝聿铭说。彼时黄浦江上汽笛此起彼伏，岸边灯火摇曳，而这句用苏州口音念出的《论语》，比江风更长久地刻进了家族记忆。

世间常讲“富不过三代”，这条定律在贝氏面前格外尴尬：从元末挑着药箱走江湖，到新世纪仍有人在哈佛朗朗读书，他们已走过整整十七代。换算一下，大约五百年，从行医到银行再到建筑，行业换了三次，家风却始终没变，这才是最难做到的事。

元末战火频仍，伤病遍野。第一位有据可查的贝氏祖先靠草药救人，也靠草药糊口。药篓里装的不只是金银，还装着一个行当的口碑。眼看明初太平，别人忙着置田买地，他却把积蓄全投在儿孙教育：识字、懂药理、会算账——三件事缺一不可。这个“知识优先”的底色，日后变成家族的默认设置。

时间来到嘉靖，贝兰堂带着家人北上苏州。他发现苏州钱多，药材却缺，立刻用家乡“浙八味”撬开市场。更关键的是，他把差价赚到手后没有去造园、斗蟋蟀，而是请师傅给孩子授课、资助族中寒门子弟读书。富余的钱重新砸进药材流通，他本人没当中医圣手，却把贝家推成苏州商帮一支重要力量。

几代之后到清代中叶，贝慕庭已经可以“坐屋里点账本”了，但家族下一步怎么走？他给出的答案是多元化：制丸厂、针灸馆、药材仓储一条龙。帝国风雨欲来，这些铺子在动荡期还能提供稳定现金流，为后来转型银行留足缓冲带。

1866年贝理泰出生，近代金融在上海滩刚露苗头。他踩着租界有利条件，开出第一家华资上海银行。不同于洋行动辄上万银元的开户门槛，他把底线降到“一元也收”，普通车夫、脚夫都能存钱。别小看这一元，成千上万枚聚到一起，就是资金池，也是民族金融抵御外资的最初城墙。

同族兄弟贝润生选择另一路：工业加地产。先做颜料，掌握染料配方后投入机器生产，再将利润砸向土地。20世纪初，他在上海静安、徐汇拼命扫楼，短短十年囤下近千幢房屋。租金滚雪球似地生长，为贝家提供了“被动收入”，这一招到今天仍被后人津津乐道。

钱有了，德行要跟上。贝家祠堂里有块木匾，上书“慎勿贪多”。据说每年腊月，族内都要清点公益账目：哪家子弟读书缺银两，哪条巷口桥梁需修补，先从租金里扣，再分红。这样的惯例，让家产在内部流动而不是外流，也避免了奢靡之风。

抗战爆发，苏州与上海相继沦陷，巨额资产遭受重创。贝理泰的五个儿子被迫南迁香港、澳门，继续金融业务。危机时刻，如果没有上一代留下的原则，家族很可能分崩离析。恰恰是那块“慎勿贪多”的木匾提醒他们：现钱能带走，房契未必；德行带得走，名声更能换来新合作伙伴。

1948年局势明朗，贝祖诒携眷赴美，他拒绝挪用中央银行一分一毫。到美国后仍在华资银行任职，薪水不高，却让子女都走学术路线。长子学经济，次子学法律，三子贝聿铭选了建筑。这里边既有个人兴趣，也有家族产业布局的考量：银行、地产饭碗已有，缺的正是空间设计。

1950年代贝聿铭事务所成立，他在设计图纸上融入苏州园林的“借景”概念：空间不必铺张，留白更能生意盎然。后来卢浮宫玻璃金字塔面世，西方媒体惊叹“东方哲思照进现代主义”。公开数据统计，他半数以上作品获大奖；不常被提及的是，他的获奖感言几乎都以中文稿本为底稿，之后才翻译。

贝聿铭给三个儿子起名“定中、建中、礼中”，用意直白：无论人在何方，心中要有那个“中国”。三个孩子在哈佛完成学业后全部投入父亲的事务所，成为公司合伙人。如今事务所更名“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s”，但办公室里仍挂着贝祖诒当年写给孙辈的字条——“凡事先问是否合德”。

2007年，家族第17代成员Olivia Pei在纽约成年舞会登场，她身着旗袍改良礼服，台下掌声持续良久。有人问她为何不用洋装，她抬抬下巴答：“家里长辈说，别忘了根。”不到二十个字，道出了贝氏五百年未变的核心密码。

回头梳理这条跨越十七代的家族曲线，行业在变，地域在变，资产形态也在变，唯有两件东西始终如一：对子弟教育的投入，以及将“德”放在金钱之前的排序。对多数家族而言，财富是一张存折；对贝家而言，财富只是标尺，丈量他们是否还配得上祖训那句“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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