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7日凌晨,川西平坝依旧湿冷,60军178师搜索连在简阳南侧的水塘壁前停下脚步。石壁被掏出一个半人高的洞,里面蜷着一具已渗血成黑褐色的遗体,枪眼数不尽。辨认后,官兵沉声道:“是朱主任。”话音落下,所有人的拳头都在颤。
消息沿着军用电话线冲进成都。陈赓听完报告,重重摔下耳机,只丢下一句:“二十万火急,立刻围山!”隔线那头的川东军区司令王近山立即调转地图,圈出巫山、龙泉、资阳三处,命令两万机动兵力分三路猛插。电话短促,怒气却像电流一样传遍指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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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朱向离为何能让陈、王二人如此动怒,缘起并不在这场匪患,而在十二年并肩的情谊。1938年冬,他在太岳深山第一次为386旅运来情报时,陈赓就对副官低声感叹:“这小子心细,胆子更细。”从那以后,“朱情报”几成部队暗号,往往代表着准确无误的情报包。
时间再往前拨。1911年,朱向离出生于山西平遥的晋商家庭,家境殷实,母亲却行事简朴。成成中学求学期间,他常跑去听左权、薄一波在平遥地下党小组的秘密演讲。1933年被捕后,他与组织失联,却每天在牢里写“工作计划”,连洗漱盘都刻满暗号。狱友回忆:“他像在备考。”
1939年秋,祁县、太谷之间的山形像两只对峙的狮子,日本扫荡队却硬闯其中。朱向离潜入“大汉义军”伪部,获悉日军将组织观光团。情报送达太岳军区后,第16团提前埋伏,王近山一声令下,先击毙日旅团长服部直臣,再歼百余军官。战后,王近山只说了一句:“幕后那人最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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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敌后到前沿,朱向离的身份数次更迭:敌工部副部长、178师政治部主任、即将赴京候任的“特殊外交官”。1949年底,西南战役收尾,他负责接洽起义部队,常常带着翻译、手枪和两支香烟盒在川黔公路穿梭,没想到这条路最终成了绝路。
1950年2月5日午后,178师师部的吉普驶到简阳高店子时,被约三百匪徒封锁。朱向离见百姓夹在枪口间,下令“能不放就别放”。他亲自带警卫走向对方,希望谈判。匪首巫杰却挥枪大叫:“要的是脑袋!”枪声骤起,朱向离身中二十四弹,警卫全数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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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60军、川东军区、地方公安纵横交错的部队同时发起追剿。巫山云深处,山道仅一肩宽,工兵炸点次第响起,堵死退路;龙泉驿一线,骑兵绕后,一天急行军百里;资阳境内,民兵封锁粮道水源。巫杰匪部一万余人四散成股,无处可依。
3月上旬,巫杰在龙潭寺被捕。公审那日,群众把被抢的粮布摆在刑场边作证,他低头不语。判决宣布后,现场没有掌声,只有压抑的沉默,那是对无辜死者最肃穆的敬意。
剿匪告捷,60军将士却喜不起来。川西几十处土匪窝点虽被连根拔起,朱向离却再也回不到队伍。陈赓命人整理朱向离遗物,只有一份未寄出的报告,开篇写道:“川西匪患,若不速剿,必为民患。”末尾空留署名处,再无补笔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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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此役之后,西南各地的清剿全面提速:一连串小股土匪被摁灭,散兵游勇或投诚或消失。简阳乡绅感慨:“走夜路终于不用揣把短刀。”这并非夸张,而是真正的安全感。
遗憾的是,情报战线上失去了一位难得的行家里手。对60军而言,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对川西老百姓而言,却换来了真切的安宁。历史不会刻意歌颂每一次牺牲,但它会记下鲜血带来的代价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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