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诡事录之长安》：唐玄宗好心办坏事！仵作大赛为何变凶案？

在《唐朝诡事录之长安》中，借龄者是全剧的第七个单元。和康国金桃、盛世马球等朝堂斗争的故事不同，借龄者的故事相对简单，一切都要从长安城的仵作大赛说起。

在长安城内，耿无伤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仵作，他的两个徒弟钟士载与殷腰也是业界的翘楚、圈内的名人。

为了能够跻身大赛三甲、顺利实现脱籍上岸，师兄弟两人费尽心思、穷尽手段。钟士载借刀杀人，一箭双雕除去董越和郑好两个直接竞争对手；殷腰使用借寿邪术，希望通过连环凶案，为身患重病的师父续命，换取自己保送的资格、直通前三名。

从庙堂到底层，从权力的游戏到人性的挣扎，连续作案的师兄弟无疑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但在真相大白、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才会惊奇地发现，催生师兄弟疯狂作案的导火索，居然是唐玄宗钦定的仵作大赛。

在去天尺五案件结束后，李隆基重新阅读西行归来后卢凌风所呈的奏折，不禁为拾阳县仵作独孤羊之死感到唏嘘。他说，仵作是有关部门破案缉凶中的关键一环，却又不能没有公务猿的编制，甚至还是贱籍出身，不能参加大唐的科举考试。

此时的唐玄宗，正是胸怀天下、意气风发的年龄，独孤羊的悲催遭遇深深地刺痛了他。仵作没有社会地位，缺乏晋升通道，这让皇帝认识到了制度层面的缺陷。

于是，他就下令雍州府举办仵作大赛，获得前三名的选手不但能够进入政府部门，成为专职的法医，同时他们的后人也能脱去贱籍，参加全国高考、进入体制内工作。

李隆基张张嘴，雍州府跑断腿。为了不折不扣地落实皇帝的旨意，大唐长安杯第一届法医大赛就此正式启动。

不过，由于录取名额有限、竞争空前激烈，最终为了确保能够考公上岸、顺利入职，耿无伤的两个弟子这才动了歪心思、使用盘外招，最终走上了杀人的不归路。

坦率地讲，钟士载与殷腰，两人本就不是良善之辈，沦为犯罪分子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在抛去师兄弟自身的凶残之外，唐玄宗的圣旨，本就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不可否认的是，唐玄宗举办仵作大赛，给全长安的法医一个进入体制内的跳板。但是，在赛制的设定上，金口玉言的皇帝却还是忽略了现实因素。

在这场仵作大赛中，皇帝只给了三个脱离贱籍、进入公廨的名额。正是由于名额有限、竞争激烈，这才让耿老的弟子们跃跃欲试、蠢蠢欲动，最终催生了一系列凶案的发生。

唐玄宗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是限定名额的前提条件，必然会让长安城的仵作心生嫌隙、彼此不睦，最终陷入同行火并、底层互害的悲剧。

自古至今，同事是对头，同行是冤家。就像郭德纲说的那样，演戏盼着能得奖，说相声盼着死同行。任何一个行业，一旦进入到存量争夺的阶段，最终博弈的结果只能是你死我活。

无论什么时候，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出台都要避免陷入存量的争夺，零和博弈的终点没有赢家。作为一国之君、大唐之主，李隆基的仵作大赛很有一种拍脑门决定的即视感。他像是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翅膀，无意间就掀起了长安仵作界的腥风血雨。

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和解珍解宝猎虎的不同遭遇，就是最直观的对比。

作为骨灰级粉丝，金圣叹对《水浒传》倍加推崇。在他看来，《水浒传》中就是一本令人眼花缭乱的花式炫技大赛，有草蛇灰线、有绵针泥刺，其中还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

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和二解争虎就是开头十分相似、结局完全不同的两个故事。

先说我们熟悉的景阳冈打虎。武松在景阳冈下喝了十八碗酒之后，乘着酒兴、趁着夜色，在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了老虎，最终坐着轿子、戴着红花，在前呼后拥里来到了阳谷县衙。

那家伙、那场面，简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招展、人山人海，当场就成了知县眼中的红人、县城里的刑警队长。

反观解珍解宝兄弟，手执闰土同款的钢叉，在山林里蹲坑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射中老虎一头。最终，却被地方黑恶势力毛太公父子设计陷害，不仅被抓进了大牢，还差点陪上了性命。

武松与二解，明明都是梁山的好汉、打虎的英雄，但命运的轨迹、人生的际遇却完全不同。在相同的外衣下，为什么施耐庵却讲述了两个不同的故事呢？

阳谷与登州地方政府的细化措施的差异，直接左右了双方的命运。

在阳谷县的告示中，主要有两条内容——一是告知过往客商行人要白天结伴过冈、不要独自行动；二是限定当地村长猎户们要限期捕杀老虎、否则将被罚。

同样是政府的榜文，到了登州府却是另一番光景，不仅当地猎户要捕杀老虎，连山前山后的村长们也背着捕虎的指标，如果完不成任务就是押解官府、游街示众。

两相对比，我们就能发现两地政策的区别。

阳谷县的政策是警示为主、动员为辅，并没有过于严厉的惩罚措施。武松与猎户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因此才不会为了完成任务而陷入内斗争抢，最终成就了打虎武松的威名。

再看登州府的行文，则是妥妥的全员捕虎、强制指标，把捕杀老虎的责任层层压实到每一名猎户和基层管理者的身上。严苛的政策和指标的压力，最终让同样背负捕虎指标、面临业绩考核压力的毛太公一家动了贪念，用恶意构陷的卑鄙手段，将解家兄弟送进了大牢。

底层互害，本就是人世间最丑陋的现象；何况，完不成捕虎的指标，毛太公一家也要受罚。因此，中了毒箭、落在后院的老虎就成为了毛太公父子规避惩罚、谋取利益的工具。

毛太公的恶行，根源在于登州府严苛的政策；耿无伤的徒弟，杀人缘于唐玄宗不合理的赛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仵作大赛的悲剧并不是无法避免的。只要将同行比拼、排定座次的比赛变成全国仵作证资格考试，所有通过考试的仵作统一发放证书、安排工作、脱去贱籍、参加科举，一切的难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一旦没有了名额的限制，同行之间就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自然不会有血案的发生。

思路一变天地宽。双输变双赢，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