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的变迁：地理、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和形塑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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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淮河作为地理界限催生了“淮南”“淮东”“淮西”等方位性地名，政治地理的变迁不断重构淮河流域地名的内涵：汉初淮南国确立“淮南”的政区属性，唐代淮南道拓展其地理范围，宋元政区裂变催生“淮东”“淮西”，明清跨淮设置高层政区则使传统地名群隐没。地名内涵演变同步于政治地理格局变迁，军事割据导致唐代“淮南”范围收缩，南北政权对峙强化了淮河文化符号意义。淮河自身流域变化、经济重心南移及盐政体系构建，从自然地理、经济功能层面重塑了地名内涵。淮河流域地名群经历了从单纯地理标识到多维复合概念的转型，其消长既受制于政权规划与自然地理变动，亦嵌入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折射出中国古代地名演变的动态性与层累性。

【关键词】地域名称；淮南；界限；地理变迁

淮河，古称淮水，又称东渎，位于我国黄河和长江之间，至迟在战国时期，淮河已成为时人区划认知的重要参照物之一。作为中国标志性线性自然地理实体之一，古代以淮河为参照物，形成了一系列后附方位词的地域名称。淮河地域名称群的形成与演变，映射出淮河流域在我国文化系统中地位的升降浮沉。诸多地名辞典虽语涉“淮南”等淮河流域地名，但仅是就语义层面进行阐释。已有研究虽梳理了部分与淮河相关地名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但尚未深入探讨淮河地域名称群在各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以及诸多地域名称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意在梳理汉代以来围绕淮河形成的一组地域概念的形成与演变，探讨在自然地理变动与政治形势变迁背景下地域命名以及内涵演化的内在逻辑，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

淮分南北与东西：淮河作为界限的开端

由于地理位置更接近当时的政治中心，秦汉时人对淮河流域的认知要远胜于长江流域。不论是沛县还是下相，均属淮河以北的泗水郡，故楚汉集团在指称淮河以南地区时，首选的参照物就是淮河。汉初先立六（今六安市）人英布、后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都六并王九江、庐江、衡山、豫章等郡，可见“淮南”的重要性。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将刘长时期的淮南国一分为三，以刘长三子刘安、刘勃、刘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刘安时的淮南国仅辖汉初淮南国四郡中的九江一郡。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刘安与刘赐谋反，淮南与衡山国除，入为汉郡九江郡与衡山郡。由于汉初淮南国的设置，汉代“淮南”在作为地名时，大多指“北界淮濒，略庐、衡”这一地理区域。

有“淮南”即有“淮北”，“淮北”的出现可能要略早于“淮南”。至战国末年时，“淮北”作为一地理区域的范围已较为明确，即楚考烈王初封春申君的十二县之地；而至汉武帝时期，淮北则包括沛、陈、汝南等郡。可见，随着朝代的更替及政区的改易，“淮北”所指的地域范围也在逐步扩大。“淮东”与“淮西”则晚出于“淮南”与“淮北”，汉高帝六年（前201），废楚王韩信为淮阴侯，分原楚国地为二，以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以刘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史记索隐》注“淮东”为“《汉书》以东阳郡封刘贾，东阳即临淮，故云淮东也”，《史记正义》则注“淮西”为“淮以西徐、泗、濠等州也”。淮河从盱眙至入海口的河道在当时也呈西南至东北流向，虽不如长江芜湖至南京段偏北度高，但总体趋势是一样的。故《史记正义》既注“淮北”为“徐泗等州”，又注“淮西”为“徐泗濠等州”。

历西汉至东汉献帝以前，“淮南”虽频现于东汉文献，但因当时已无淮南国建制，出于东汉时期或记载东汉时期史事的文献中的“淮南”，更多是以《淮南子》的形式出现在注文中。西汉初之淮南国地已为几经变动的九江、庐江二郡所分，故《后汉书》中的“淮南”在作地域名称时，即指这二郡之地。

三国至西晋时期，在指代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时，仍习用“淮南”。建安二年（197）袁术欲称帝于寿春，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此为“淮南”作为中央直属政区名之始，也使“淮南”由地域名称变为政区名称，由原先指代淮南江北西部地区的“淮南”，在东汉末年所指地域范围缩小为仅指九江一郡之地。但因袁术败亡，“淮南尹”建制旋即消失。黄初二年（221）曹丕封（曹邕）淮南公，以九江郡为淮南国，太和六年（232），改淮南国为楚国，同年曹彪因谋反而国除为淮南郡，而在此之前的“淮南”仍指东汉时的九江、庐江二郡之地。曹魏置淮南郡后，史传中“淮南”大多仍指庐江、淮南二郡之地，王凌、毌丘俭、诸葛诞三人先后以淮南起事，皆指以曹魏的扬州刺史部之地反叛，而不仅指淮南郡一郡之地。其后南阳张悌所谓“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也印证了三者反叛之“淮南”并不指淮南一郡。

西晋大体沿袭曹魏行政区划，设扬州刺史统淮南、庐江二郡。平吴之后，又将孙吴所占庐江郡与历阳、乌江二县分别划入庐江、淮南二郡。《晋书·地理志》“扬州淮南郡”条记载了西晋时淮南郡的沿革及归其管辖的寿春、成德等十六县。同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庐江郡则统有阳泉、舒等十县。查考有关西晋史事的“淮南”文献，在单独出现且不加任何限定语时，大多指扬州部江淮之间地域，而非淮南郡。

东晋以后南北各政权在使用“淮南”时，其各自所指的地理范围则与前代有异。东晋南朝初期“淮南”，除“淮南太守”“淮南王”中的“淮南”外，作为地名一般不包括长江自南京以下江北淮南地区在内，这延续了西汉以来的“淮南”概念内涵。至南朝中后期，因南北政权双方剧烈争夺江淮之间地域，“淮南”逐渐演变为指代整个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十六国与北朝诸政权，则大多皆以“淮南”指代整个淮河以南地区。造成上述语用差异的原因在于双方文化心理与政区设置不同。仅从《南史》《北史》中所记载“淮南”（不包括“淮南王”）的情况来看，前者载55条，后者载90条。于北人而言，对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的认知，更喜以淮河作为其整体参照物。南朝又因设置豫州与南豫州，重新使用“淮东”“淮西”作为地域概念。淮东即淮河以南，淮西则对应了淮河以北。但此时期“淮东”与“淮西”内涵严格来说已与汉代有所不同。按《宋书》与《南齐书》之《州郡志》“南豫州”条在记载刘宋、南齐二代南豫州沿革时，皆言：

永初三年，分淮东为南豫州，治历阳；淮西为豫州。······时（泰始五年）自淮以西，悉没寇矣。······按淮东自永初至于大明，便为南豫，虽乍有离合，而分立居多，爰自泰始甫失淮西，复于淮东分立两豫。今南豫以淮东为境，不复于此更列二州，览者按此以淮东为境，推寻便自得泰始两豫分域也。

二书所言之“淮东”即西晋时的扬州之江西，即西汉至三国时的“淮南”；而“淮西”则属西汉时之豫州部，而汉初之“淮东”“淮西”则皆在徐州部内。南朝时之“淮东”与“淮西”，实际上已由原先指淮河下游之东西变为指淮河中上游之东西。

总之，以“淮南”为名的“淮南国”与“淮南郡”的出现，皆可体现淮河在中国王朝行政区划体系中作为重要地理界限的意义。但不论是郡还是国，唐代以前的“淮南”所指代的地理范围和其字面意思并不完全匹配，多数时期并未被用以指代整个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还包含了长江以南与淮河以北的部分区域。

二

地域的统一：高层政区创设与淮河地域名称内涵演变

隋代“淮南”作为地名时，基本延续了自南北朝后期以来用以指江淮之间地域的内涵。“（大业八年）密诏江、淮南诸郡阅视民间童女”，“（杨杲）从幸淮南，诏行江都太守事”，“（炀）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发淮南兵击之”，诸条所言之“淮南”皆包括“江都（今扬州）”在内。且《隋书·地理志》在论及“扬州风俗”时，仍以《禹贡》“扬州”为蓝本，将扬州域内的江都、弋阳、淮南、钟离、蕲春、同安、庐江、历阳等郡视为一区，以丹阳与长安、洛阳类比，以京口、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郡为一区，以豫章、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郡为一区，以岭南二十余郡为一区。可见随着北方统一政权的建立与政区的重新规划，原属两汉徐州部的江淮沿海区域，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长期被视作“淮南”地域的中心。

隋代还短暂设置了“淮南行台省”。“开皇八年（588）冬十月，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九年二月平陈后，旋即废除。隋代确立三省制度后，以“行台”为“行台尚书省”，省文为“行台省”。“行台省”的职能覆盖了地方事务的方方面面，只因隋代的行台尚书省因事而设、事毕即废，并未成为隋代行政区划中的一个固定层级，故难以将其视作完全意义上的地方政区。行台（尚书）省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为唐代道制提供了蓝本。自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后，淮南道名列其中，使江淮之间地域有了官方名称。“淮南”也因淮南道的设置，在至德元载（756）之前作地名时，皆指唐代淮南道管下扬、楚等十四州之地。作为地理概念的“淮南”，在唐代终成（准）高层政区之名。隋淮南郡在唐代则改称寿州，此时期以“淮南”为名的（准）政区，仅有淮南道，玄宗改州为郡也仅将寿州改为寿春郡，并未将其改回淮南郡。

天宝乱后，开元道制逐渐名存实亡，各地藩镇纷纷割据。自肃宗乾元元年（758）后，之前设置的监理道已被新的诸节度、观察、团练使等道所取代。自此以后的节度（观察）使道相较于唐前中期的监理道，是性质更为明确的高层行政区，故乾元以后之人更乐于以节度（观察）使道名称通指所辖地域。“淮南”也因由淮南监理道变为淮南节度使道而发生了所指地域范围的变化。《旧唐书·地理志》仅载“淮南节度使治扬州，管扬、楚、滁、和、舒、寿、庐等州，使亲王领之”，并未叙及各节度使道辖域在至德以后的变化，但《新唐书·方镇表》“淮南”条则记载较为详细，原属淮南监理道的濠州，在最初设置淮南节度使道时，并不属淮南节度使辖制，在此后的大部分时间内，皆与徐泗等州同属于徐泗节度使（后改为武宁军节度使）道。尽管从地域上而言，濠州也在淮河以南，但因其已不属于淮南节度使管辖，故在此后的“淮南”所指地域范围中，几乎不再将濠州包括在内。而地处淮河以北的泗州，也曾短暂隶属于淮南节度使道。而原属于淮南监理道的蕲、沔、黄、安、光、申六州，虽因淮西节度使、鄂岳观察（节度）使的设立而分属不定，但在元和十二年（817）李愬平淮西后，唐廷于次年废淮西节度使，其所领淮河以南诸州除光州外，皆被划属于鄂岳观察使管辖。淮南节度使在元和十三年后，仅辖光州与《旧唐书·地理志》所载七州共八州之地；除扬、楚二州外，唐晚期的“淮南”，其所指地理范围又约略相当于东汉的九江、庐江二郡之地。因唐代有淮西节度使之设，“淮西”也成为一个较为固定的地域名称。“淮西”节度使的设置，为入宋以后分淮南路为东西二路埋下了伏笔。

自唐末高骈以淮南节度使据淮南八州之地开始，至杨行密以淮南节度使起家，并逐步据有整个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为节点，作为政区与地域名称的“淮南”，其内涵也随着唐末五代初这一地域整合过程而发生变化。简言之，五代时期的“淮南”具有“淮南节度使辖地”“杨吴政权”“淮河以南”三层内涵。作为“节度使辖地”的“淮南”，在唐末至五代初与五代末是不同的：前者指杨行密所领的淮南节度使，而后者则指后周显德三年（956）以扬州为镇所设的淮南节度使，领扬、和等八州和天长军。若以地域而论，则此类“淮南”所指地域即为扬州节度使辖域。作为杨吴政权代称的“淮南”，由于吴政权本以淮南起家且以扬州（吴称江都府，后亦称东都）为都，故北方五代政权又以“淮南”代指吴国，在后周未取南唐淮南地区之前，五代各朝皆有以“淮南”代指吴与南唐的语例，这与前代以“江东”或者“江左”专指定都南京的政权，其语言逻辑是一致的。

三

由南北而东西：淮河作为界限的异化

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在后周末年已归属于后周，但由于周世宗未及对“淮南十四州”之地进行调整就已薨逝，故宋初在淮南江北地区基本延续了南唐的建制。宋初淮南道辖扬、和等十四州，无为、高邮等六军，共二十个统县政区，此外还辖盐城、海陵、利丰监三个特殊政区;就地域范围而言，则与贞观十道之一的淮南道一致。北宋在对淮河以南地区的（准）高层政区进行调整时，充分考虑了原先统县政区的隶属情况。按：“太平兴国元年（976），分淮南为东、西路，至道三年（997）并一路，熙宁五年（1072）复分二路”，可知在太平兴国元年之前已存在淮南路，但因《太平寰宇记》仍以唐代政区为蓝本，宋初虽设淮南转运使，但据现存文献尚难以确知宋初淮南路的区划。至道三年之前，仅见“淮西”而不见“淮东”之记载，由此可推知至道三年以前“淮南分为西路”之记载是准确的。

元丰时期，淮南东路领扬、亳等十州，西路领寿、庐等八州与无为一军。《宋史·地理志》所载有宋一代之制，所记之政区建制虽有异于《元丰九域志》，但就二路辖域而言，终北宋一朝未变。而北宋时人所指的“淮南”地域范围即合东西二路辖域。《宋史·地理志》在“淮南路”一条不仅概述了淮南东西二路与《禹贡》九州的关系，还指明了北宋将亳、宿、泗、海等淮北四州划属淮南路的主要原因，即“皆便水运”。故北宋时期的“淮南”，因其已含淮河以北之地，从其字面意思来看，已与实际不符。北宋人诗文中的“淮南”在作地域名称时，所指范围与北宋“淮南路”辖域也是相符的，这由宋人文集中的“淮南”用例可资印证。如欧阳修《辞宣徽使判太原府第六札子》“辞淮南一州，则领淄、青九州”所指一州为亳州，又如苏轼《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引发运司奏章“淮南宿、亳等州灾伤”一语，二者都将地理上位于淮河以北的亳州并属于“淮南”。

南宋与金长期划淮而治，以临安为行在，虽不似建康府直接沿江，但长江一旦失守，临安也会随之崩溃。这使南宋人以“守江必守淮”为指导思想，在沿淮沿江地区置帅府、设沿江制置大使等，旨在防御金人南侵。淮南东西二路在南宋时因军务与庶务繁重，其建制更须保留。南宋时最稳定的淮南东、西二路建制，可以《宋史·地理志》为准；与北宋时的区别在于，原属于淮南东路的宿、亳、泗、海四州之地因位于淮河以北，自南宋初年没入金朝，这使南宋“淮南”政区的辖域与名称达成了一致。故南宋时人所言之“淮南”，其所指地域范围即淮南江北的二府九州四军之地。

元初征宋，先是至元十年（1273）以山东都元帅塔出、董文炳行淮西等路枢密院事，后于十一年改淮西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旋即复改行中书省为行枢密院；十二年，又以中书右丞博鲁欢为淮东都元帅设淮东都元帅府。当时，元与南宋各占淮南二路部分地区，淮西行院与行省皆是为了攻占南宋淮西路而设。至元十三年初，元与南宋仍在淮南东西二路对峙；二月，元军攻下临安；三月，“淮西制置夏贵以淮西诸郡来降，······淮西路得府二、州六、军四”；六月，“立行尚书省于鄂州、临安，设诸路宣慰司，以行省官为之，并带相衔，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七月，淮东路原未投降的通、滁、高邮等处也随之降元，“淮东路得州十六”。此后，元初所设淮西行省或行院被改为宣慰司，扬州因有淮东行省之设置，故未设宣慰司。至元十五年十一月，行中书省自扬州移治杭州，方于扬州立淮东宣慰司。至此，南宋的淮南东西二路，在元代完成了由转运司路向宣慰司道的制度转变。

至元二十三年（1286），罢淮东、蕲黄宣慰司，以黄、蕲、寿昌隶湖广行省，安庆、六安、光州隶淮西宣慰司；至元二十九年，“复割湖广省之德安、汉阳、信阳隶荆湖北道，蕲黄隶淮西道，并淮东道三宣慰司咸隶河南省”。此后，元代两淮地区大多数时期皆隶属于河南江北行省。这一建制，在元代历时最长；直至元末，由于河南江北行省爆发红巾军起义，这一建制才被打破。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元廷立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扬州。但元末淮南江北行省自创设之初就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政区，而只是元廷用以镇压叛乱的一种临时建制。行省的创设并未稳定元末两淮地区已经糜烂的局势，故元廷又在至正十五年立淮南行枢密院于扬州。但不论是设行省还是行院，皆难以挽回局势，故元末的淮南江北行省（行枢密院）实际并未发挥太多功能。

按《元史·地理志》，元代河南江北行省辖淮西江北、江北淮东等四道肃政廉访司，原南宋的淮东、淮西二路虽几度改隶行省，但作为政区兼地域名称的“淮东”“淮西”却保留了下来。故在元初的大部分时间内，常见“淮东”“淮西”之名，而少见“淮南”。直到元末设淮南行省（行枢密院）时，“淮南”之名才频现史籍中。由此可知，元一统后虽在河南江北地区设置（准）跨高层政区（即行省）来辖制淮南东西二道，但是在（准）高层政区（宣慰司、肃政廉访司等）一级则大多延续了南宋以来的路制。考《全元文》中“淮南”之记载，出现时间与《元史》中的情况类似，主要分布在元初与元末两个时期，内涵也与《元史》中“淮南”前后的内涵一致。而在元代政区较为稳定之后，“淮南”则指淮东淮西道宣慰司辖域（即二道肃政廉访司辖域）。如姚燧等人文中皆有“淮南”，姚燧《戍守邓州千户杨公神道碑》“战淮南，破光、庐两州，及安丰军”，以光州、庐州与安丰军隶于“淮南”；吴澄《鲁国元献公神道碑》“既而公目疾作，辞官退居淮南之高邮”，以高邮府隶于“淮南”；邓文原《淮东淮西道同知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王氏世居淮南之天长县”，以淮安路泗州天长县隶于“淮南”等。由引文可知，元代的“淮南”与北宋以来的“淮南”内涵大致相同，皆指淮南一路（省）或淮（南）东、西二路（道）地区，此与北宋时的淮南路辖域并非全在淮河以南的情况相同。

四

界限的“消失”：淮河地域名称群在文献中的隐没

明代重划疆理，大部分时间分全国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南京（南直隶）直接管辖元末所设的淮南江北行省与江浙行省下辖的江东、浙西二道肃政廉访司部分地区。这不但直接改变了我国历来以长江为政区界限的传统，也改变了自宋代以来分淮南为两路（道）的传统。这极大地改变了淮河流域的区划，也产生了一定的弊端。后人从军事地理层面探讨明代政区设置的弊端时，曾指出：

合河南、河北为一，而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江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浙江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

这话虽有一定道理，但却是以后视前，没有考虑到明初设置南京的主观意愿，以及除军事以外的其他因素。实际上朱元璋十分重视天下地理形势，并非不懂山川形便，顾祖禹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分析了南直隶辖域地跨江淮南北的原因：

太祖诚明于缓急之势哉！是何也？敌在淮南，而长江之险吾与敌共；敌在上游，而长江之险乃制之于敌矣。虽然，淮南亦未可轻也。人亦有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规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明初规画畿辅，跨江逾淮，幅员最广，夫亦保江者不在江南，保淮者不在淮南之意乎？

可知明初建都南京，遵循的也是自宋以来形成的“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思想。所以不但要将淮河以南之地纳入畿辅，出于长远考量，还需将淮河以北的徐、邳、泗等占据军事地利的州一并辖制。清人的立论未及这一层面，故只认为明代南京辖域的设置是政区擘画上的一大失误。除此以外，明代南京并未将地理上属于淮河以南地区的蕲州、黄州二府，与汝宁府光州、信阳二州划入，这可见元末诸多势力割据及淮南行省的设置对明代在江淮地区政区设置是有影响的。

明代不但在高层政区层面跨越地理界限，即使某些统县政区也一样跨越。以南直隶为例，直辖应天、凤阳、安庆、庐州、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十四府及广德、和州、滁州、徐州四州。在这十八个统县政区中，应天府地跨长江南北，凤阳、淮安二府辖域跨淮河南北。正因为明南京及其下辖的个别府境地跨淮河南北，使明代的“淮南”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的高层政区名称，这也使“淮南”在明代不再作为一个常用的地域名称。

明代虽无以“淮南”为名的政区，但是却沿袭了元代设都转运盐使司掌管诸路盐政的制度。元代设有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置司于扬州。明代则在全国设置了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山东、福建六个都转运盐使司，两淮又设泰州、淮安、通州三个分司。两淮盐专卖于南京之应天、宁国、太平、扬州、凤阳，庐州、安庆、池州、淮安九府与滁、和二州，江西、湖广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宁、南阳三府及陈州；淮河以北的徐、邳、宿三州则行山东盐。因为有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的建制，使“两淮”常见于明代文献中。

但明代的“两淮”已不同于宋元时期的“两淮”，当作为地域名称时，明代的“两淮”指的是淮南、淮北，而宋元时的“两淮”则指的是淮（南）东、淮（南）西，两者所指的地域范围是有差异的。而当涉及盐政与盐法时，明代的“两淮”则又与“淮南”等同。作为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的“淮南”，因其行盐区域包括了凤阳、淮安二府，使得其地域所指并不能与其语义完全吻合。但正如北宋的淮南路也跨淮河南北一样，明代的“淮南”在被有限地用作地域名称时，也是因其施政区域而定，而非追求字面语义与实际内涵的统一。

除“两淮”以外，明代山东淮扬巡抚的设置，则使“淮扬”完全取代了“淮南”，成为南直隶江北诸府州之地的地域总称，且此名称较“两淮”更通行。自宣德五年（1430）始置山东淮扬巡抚开始，“淮扬”之名就频现于明代诸多文献中。至正统十四年（1449）析为山东、凤阳（也作“淮扬”）二巡抚后，人们仍习用“淮扬”而非“凤阳”来指代其巡抚辖地。淮扬巡抚辖制时间最久的是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四府与徐、滁、和三州，其间安庆府也偶尔归其节制。如此一来，使得南直江北之地大部分时期隶属于同一巡抚辖区，用“淮扬”当然比“淮南”更易于准确表达地域范围。这从《明实录》载“淮扬”420余条、《国榷》载“淮扬”160余条可见一斑。

清初虽改南京为江南省，设布政使司，后又分江南为安徽和江苏两省，淮河流域在高层政区层面被一分为二。但清代并未以淮（南）东西来称呼二省，“淮东”“淮西”也失去了再次成为地域名称的机会，“淮南”“淮北”则比较频繁地出现于清代文献中。

清代不但将明代南直隶一分为二，还将其下辖统县政区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调整最大的是将凤阳府一分为三，其次是将扬州、淮安、庐州三府各自一分为二。清政权稳定后虽未再设置统领江北淮南之地的（准）高层政区，但亦延续了明代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的建制，并且还在乾隆二十四年设置了淮南、淮北二监掣同知。但清代的“淮南”与明代一样，大多仍指的是行盐区，而非地域。考清代文献所言之“淮南”，大多皆与盐务相关，且其淮南、淮北盐引所及皆有定制。如《清史稿》所记“时天下盐课两淮最多，······淮南宁国、太平、池州等府，及两浙、山东、广东、福建，先后增引，利获三倍”，但清代的淮南盐引所及并不包括凤阳、淮安等跨淮府州，而是将以上府州盐务划属淮北，这是明清两代不同之处。

清代的江南分省，使“淮南”彻底退出了地域名称系统，后人虽偶用“淮南”，但大多皆用于叙述沿革，而不作为当代地域名称。取而代之的则是安徽、江苏等省名。民国时并未对安徽、江苏两省的统县政区进行大的调整，加之盐政大变，使“淮南”作为行盐区的名称也不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煤矿的发现，在凤台县地设立了淮南煤矿特别行政区，又一步步升格，至1952年6月建立省辖淮南市，使得“淮南”作为行政区名称再次出现。但1949年后的淮南市辖域也是跨淮河南北的，且因其仅是一统县政区，故“淮南”在今日已不再是一个为人熟知的地域名称。

五

以淮河为参照物的地名演变特点及影响因素

以淮河为参照物的地域名称群在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的特点。其内涵从单纯的地理概念逐渐扩展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概念。这一演变过程既受到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也与政治格局、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总结来看，淮河地域名称群的演变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由地理概念向政治概念转变。以“淮南”为例，最初仅为“淮河以南”的地理指称，但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成为政区名称（如淮南国、淮南节度使）和政权代称（如杨吴、南唐），体现了从地理到政治的内涵拓展。

其二，由地理概念向文化概念转变。汉代淮南国的设立为《淮南子》的编撰埋下了伏笔，使“淮南”成为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符号。此后，“淮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反映了地域名称的文化衍生性。

其三，由地理概念向经济概念转变。自汉代盐铁专卖制度实施以来，“淮南盐”因其产地而得名，并在历代沿袭。盐业经济的发展为“淮南”赋予了经济内涵，使其成为重要的经济符号。

地域名称作为人们主观建构的产物，其内涵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与变化，并不存在某一决定性因素。但是生活在特定时空中的人，其主观建构的过程，必然是以其所处时空的诸多客观条件为背景。作为以淮河为参照物、用以指代较大地域的地名，“淮南”等地域名称的内涵既随其命名者的变化而变化，也随其参照物的变化而变化。概括而言，淮河地域名称群内涵的演变与政治地理格局演变同步，既受淮河自身流向及流域区位变化的影响，也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其一，政治中心迁移与（准）高层政区的设置，深刻影响淮河地域名称的命名与地理范围。先秦至秦汉时期，黄河济水以南的政治活动集中在淮泗流域，以淮河为参照的地域名称如“淮南”成为政区名称的典型。唐代中后期，随着淮南节度使道的设立，“淮南”一词频繁出现，其地域范围也明确为节度使道管内诸州。此后，“两淮”成为总括淮东、淮西的常用名称，反映了淮河流域在高层政区层面的分合变化。五代时期，“淮南”内涵进一步丰富，既指节度使道，也与杨吴、南唐政权的地域范围相关，逐渐涵盖唐贞观淮南道的大部分地区。明代南直隶的设置标志着淮河地域名称的重大转变。“淮南”逐渐淡出地域名称系统，“淮东”“淮西”也不再作为常用地域名称，取而代之的是“两淮”（由“东西”并立变为“南北”并立）和“淮扬”（涵盖南直隶江北府州）。以“淮南”为名的高层政区不复存在，新的政区名称成为主导。这种变化反映了统一政权下政区划分的调整，以及地理参照物从淮河向长江的转移。

其二，淮河作为线型地理实体，天然具有对地域进行区隔的作用。从现代地理信息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以河流为参照物的地域名称，皆可被视作紧耦合广义地名，与紧耦合广义地名相关的地理要素，又可分为不可知觉要素和可知觉要素两类。不可知觉要素，主要指基于人类的常识性地理空间认知即可识别的地理要素。河流正属于紧耦合广义地名中的不可知觉要素，这使以相对淮河的空间关系而得名的“淮南”等地域名称，会天然地以其初始的内涵作为其衍生内涵的底层基础。地域名称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增加不少新的内涵，但皆衍生自其最初的地理内涵。但地域名称的地理内涵，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往往以某一时期官方层面承认的内涵作为其在该时期的主要内涵。

其三，淮河流域的变化影响淮河地域名称群本体的变化。前辈学人曾指出，在对地名进行整理时，需要参照地形，因为有相当多的地名是因地理环境而命名的，这一类地名在长时段的使用过程中，会因地理环境发生变化，而显得名实不相符，所以需要根据地理环境演变的过程来探索此类地名的内涵变化过程。作为以淮河为参照物的地域名称，在淮河干流发生变化时，实际上也就是地域名称的参照物本身发生变化。在此情况下，依附于参照物的方位也会随之变化。自南宋初年黄河决堤改道南流以后，先夺泗水、后夺淮河河道汇入黄海，原先存在于河、淮之间的地域，尤其是淮河下游地区在元明清时期大多处于黄河以北。这使淮河作为地域参照物的条件不如黄河，故元初以河南而非淮南来划分行省。黄河南徙改变了淮河与黄河流域的自然属性，也深刻影响了淮河地域名称群的演变。

其四，文化传统对淮河地域名称群历史内涵的延续。自汉武帝设立扬州刺史部开始，直至西晋，扬州刺史部一直包括了汉初淮南国的大部分地域，这使“淮南”在此期间常指整个扬州部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魏晋时期即使设置了淮南国与淮南郡，也并未改变“淮南”在汉代就已成型的内涵。这与《淮南子》一书的广泛传播具有极强联系。这说明“淮南”作为地理概念并衍生出文化内涵后，在历史文化传统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记。

总之，从淮河自身的流域状况而言，相较于黄河与长江，在地理上的显著性要稍逊一筹，故在自然地理形势与政治形势皆存在较大变化的背景下，附着于淮河存在的一系列地域名称内涵的变化情况要比其他江河地名群复杂得多。另外，在北方人数次大规模的南迁之后，长江流域发展水平逐渐提升，最终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核心区域，而黄河流域则长期作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区域，使介于江河之间且流域面积与长度均逊于二者的淮河不得不屈居其后。这也使以淮河为参照物的地域概念逐渐湮没于历史潮流中，并逐渐为“皖北”“苏北”等地域概念所取代。今日之“淮南”，不但所指地理范围大大缩小，且已不再为人熟知。

作者：董振华 毛曦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25年第3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耿 曈

校对：宋柄燃

审订：汪鸿琴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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