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不缺诡辩，缺的是共情

微博上有人感叹，无法理解体制内的人怎么能对自己护照被收走反应如此平淡，难道安稳的生活就是一切？

底下有人揶揄：“‘平淡地接受’，这个段位，低了。我见过以收走护照为自豪的。原话是：‘他居然能自由出入国门而不受管理，可见社会地位也就那样。’”

自然也有人不以为然，有一位“real谷智轩”（不知是不是那位时政评论员本人）反唇相讥：

有一位在旁观这场骂战后，不屑地认为上述对立双方都不过是陷在自己茧房里的可怜虫：

网上不少人都说这场论战着实精彩，但这其实是诡辩。

当 有人批判一种现象时，诡辩者的策略不是讨论现象本身，而是攻击批判者的姿态——这其实是向壁虚构的，难道批判体制内对护照态度的，就一定是什么矫揉造作的“世界公民”吗？而把这两种不同的立场看作是不分彼此、互为镜像，又进一步搅浑水，最后消解了批判的意义。

当“三旬木”批判这一现象时，其论述有问题吗？无疑是有的。

他的“震惊”意味着，他内心无法理解体制内的朋友为何能对护照被收走如此反应平淡，进而将之解释为一种麻木：这些人满足于已到手的安稳，“ 如果一切偶尔顺利，比如没有加班，正常放假，相亲碰到平平无奇但是正常的人，他们甚至觉得幸福”。

问题就在这里：他不自觉地采取了一种“外部视角”，这既让他显得“旁观者清”，却也表明他无法从内部视角出发去体会和理解当事人的处境。本来，他的“震惊”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他却停留在这门口，并没有走进去，多问一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好比你看到一个女性深陷在痛苦的婚姻里，却又难以挣脱，此时仅仅震惊于她没能像你期望的那样做出明智的决定，那说不定适得其反，因为她需要的不是傲慢的“旁观者清”，而是慈悲的共情理解：她之所以无法离开，肯定有着复杂的原因。

各国持有有效护照的人口比例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手里有护照的中国人还不到12%（截至2025年7月，全国共1.6亿本普通护照），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出过国，也没觉得这是多重要的权利——这就好像你本来就对那些高档餐厅没什么兴趣，那要是有一天被禁止去就餐，你可能也没啥感觉。

如果本来也难得出国，那么护照被收走，对体制内的人来说，只不过是小小的不便，但如果力争自持，必然就要跟单位闹翻，自此办任何申请都拿不到在职证明，护照到期也无法换新。也就是说，收益很小，代价却很高昂：你得在旅行自主权和体制内工作之间二选一。何况，本来进入体制就得放弃掉一部分自主权，再多放弃掉一点又怎么了？

当然，在“平淡接受”的外表之下，同是体制内的人，心态也形形色色：有的人将之视为必须遵守的纪律；有的人本来就无意出国，真心拥护；有的人只是无奈接受；确实也有人自豪地看作是特殊待遇，但也有人不过是自嘲……不论如何，就像我一位体制内朋友说的，这样的事多了，你就会觉得，“不然又能怎么样呢？”

这与其说是那种“争取权利，活出自我”的做派，不如说是一种生存之道：让渡一部分自己的权利，找到能安稳度日的一个萝卜坑，熬过这漫长的一生，太太平平就好。

人都有自我合理化的本能，因为无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不能认同这种活法，那必然会相当痛苦，因而每个人都会生出一种自发的冲动，说服自己相信那就是最好的。然而，如果你心底里清楚这并不是真正好的，那么这种自我欺骗是无法承受真实的：当被人戳破时，难免感到分外刺痛。

对中国人来说，“过日子”具有存在论的意义，他们想听到的是理解，而不是那种“你这活法不对”的批判，这会被自动视为对他整个人格的否定，为了避免内心坍塌，本能的反应就是直接攻击批判者，因为这是恢复心理平衡的最简单办法。

这样，彼此处境的差异，最后往往使得争论焦点模糊，偏离了方向，陷入鸡同鸭讲的境地。因为诡辩者的目的并不是争论问题本身，而是在表达一种情绪，是“对人不对事”的——当他把批判者扭曲成一个可笑的形象时，就获得了一种自我安慰：我无须听这种人说三道四。

也就是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提出问题的人，哪怕他们自己也知道有问题，但你说出来，他们就疑心你不怀好意，旨在让他们丢脸，于是反过来质疑你没有资格批评。

2005年冬，我第一次去东北，在去长春的火车上，邻座得知我是上海来的，感慨“上海好啊”，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数落长春这些年来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转型缓慢、经济缺乏活力、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听到后来，我都有几分尴尬，说：“其实上海也有自己的问题，像长春这样的小城市自有其好处。”他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声：“长春再怎么说，也是三百来万人的大城市，怎么在你们上海人眼里，就成小城市了？”

这是我后来在各地访谈中一再遭遇的现象：很多地方的人并非不知道本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时甚至自己也有尖刻的批评，但你务必小心翼翼照顾他们的自尊心，因为批评家乡乃是他们留给自己的一项特权——同样的一番话，他们自己说是“爱之深责之切”，从我嘴里说出来，就难逃被讥讽“上海人的优越感”。

不得不承认，这种模糊问题焦点的战术，在现实中确实有效，然而这一成功却是有代价的：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问题本身仍然没有解决——如果连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那谈何成长与进步？

到最后，针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任何批判，都会被消解成“无意义的争论”，因为在一些看客们眼里，彼此都不过是半斤八两，谁也没比谁更高明——这表明，这些看客尽管抱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心理优越感，但实际上早已丧失了相应的判断力。

理解当事人的处境当然有必要，因为缺乏内部视角的批判，常常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难以准确地击中问题的关键。然而，如果公共讨论的目标是为了通过批判现实、促进反思，那么，重要的就不是谁在说、有没有资格说，而是他说得对不对。

现代社会早已不是传统那种熟人社会，单看一段陈述，你很难猜中对方是由于什么样的经历、又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单凭自己一厢情愿的想像，除了迂回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怨怼之气，其实没什么意思，那甚至根本谈不上“辩论”，却徒然增加了沟通成本。

出现这种状况，缺乏公共讨论的规则当然是首要原因，但更直接的原因也是因为能好好说话的人太少。“好好说话”并不只是脾气好，那是一种能力，意味着此人能不卑不亢地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立场，但也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异议，简言之，这是人格成熟的外显。

我当然也清楚，到如今，人与人之间的处境相去甚远，想要让参与公共讨论的人有耐心去共情他人，不免强人所难，太多人都不过是直觉反应，发泄一下情绪罢了，但我相信，真诚的表达，自会有人看见——正因当下的舆论场如此一言难尽，我们才深知找到一个能好好说话的人有多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