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湖北一铁匠指着毛主席画像，对妻子说：这是我的结拜兄弟

1950年春，鄂东大冶果城山区，新中国的第一个春天来得格外鲜亮。

家家户户贴上毛主席画像，挂在堂屋最醒目的地方。

清晨，朱其升扛着竹篮，准备赶去下庄屋打铁。

走到铜山口岩山脚下一处茅棚，忽见门洞里赫然贴着一张彩色画像。阳光斜照，画像上那颗下巴痣格外醒目。他一怔，靠近几步，盯着那张脸看了许久。

“眼熟。”他喃喃自语，脑中翻腾着记忆。

片刻后，猛然一震：“是他！那不是我结拜兄弟吗？”

40年前的故事

朱其升一不惯张扬，也不喜多言。

即使在解放后，他依旧维持着那套山民式的低调与克制。他照常打铁、犁田、修伞、栽秧，说话不大声，走路不抬头，不插手村里的闲事，也从不主动谈及旧事。

他参加过革命军，但他从未提过这个身份，连枕边人郭兰英都一无所知。

那是1950年的春天，家家户户开始张贴毛主席画像。朱其升在村头干活途中，偶然看到一户人家新贴的彩色画像，贴在堂屋正中，光线正好，画像中的那张脸在阳光下分外清晰。

他站住了。看着那张脸，那颗熟悉的下巴痣，他陷入长时间的沉思。

当天晚上，他回到家，犹豫再三，把这件事告诉了郭兰英。

郭兰英听了，脸色突变，放下手中碗筷，劈头一句：“你别瞎说！这么大的官，你敢与他称兄道弟?”

但谣言还是传了出去。

有人笑他老糊涂了，有人说他吹牛不打草稿，更有些年轻人私下嘲弄，说朱老伯真是“猪脑壳”——连毛主席都敢攀亲。

有一日，他在大畈犁田，仍旧习惯性地把布鞋脱下挂在腰间。这是他从军时养成的旧习。

几个年轻后生路过，指着他的鞋问：“朱伯伯，你这是随时准备上京呀？”

同辈的兄弟更直接，笑他：“主席怎么没请你进中南海？还在这田里打赤脚？”

朱其升只是低头继续犁地，锄头一下一下砍入田垄，像是在翻耕沉在心里的某段回忆。

那段记忆，从头说起，要从他十二岁那年开始。

朱其升生在一个极苦的农家，兄弟姐妹多，口粮紧张。

他十二岁那年，随人去了湖南田江，投身铁匠铺做学徒，修伞、补锅、打柴刀。从早干到晚，手掌磨得血肉模糊，饭还吃不饱。

1909年，湖南水早连年，颗粒无收。

店里粮食紧张，一顿米饭分得少了，他因多吃几口被老板抓住，迎头就是几记耳光。

他站在那里，脸和脖子憋得通红，眼睛直直地盯着老板。

老板反倒发虚，骂了一句：“猪脑壳一个，滚蛋！”

当晚，朱其升背上破衣烂被，悄悄离开店铺，一路流浪到长沙。

那是深秋，他身上只裹一件破棉衣，鞋底也磨穿了。他听人说官府在招新军，便找人担保，投了军。

就这样，他成了一名湖南新军步兵第五十标左队的士兵。部队归谭延闿指挥，是响应武昌起义、光复湖南的革命军。

凭着他在铁匠铺学来的手艺，部队里修枪、擦机这些活他样样能干，不久便被提拔为上士，月饷银八元，成了班里为数不多的“技术兵”。

1911年末，长沙街头已经乱作一团。就在这个时节，一位青衣书生模样的年轻人走进了军营。他叫毛润之。

他是自己来的，说是中学学生，想投军入伍。接兵的军官却拦住了他：“不行！没人担保，不能收。”毛润之争辩，说同学都去了学生军，他偏不愿进那种队伍。他想真正参军。

争执声越吵越大，朱其升从营房走出，望见一个青年，气息不乱、话说得极利索。

他走近问：“小兄弟，怎么啦？”

毛润之转过头，说：“我想投军，但他们说没有担保不行。”

朱其升看他衣着干净，说话利落，眼中带光，便当机立断：“你要是真心来投军，我来担保。”

他带着毛润之去了副班长彭友胜那里。彭友胜有些迟疑，便问：

“你叫什么？”

“毛润之，润是湿润的润，之是之乎者也的之。”

“哪儿人？”

“湘潭韶山冲。”

“父亲呢？”

“毛顺生，种田的。”

“来部队前干嘛？”

“读书。我们学校的同学都去学生军了，我不愿进学生军。”

朱其升在一旁说道：“这人我看得准，有胆有识，我们营里全是大老粗，缺的就是这样的文化人。”

彭友胜点了点头，写了份回条，递给上司。很快，毛润之入伍成功，编入朱其升所在班，成为正式列兵，月饷银七元。

这，就是他们故事的开始。

在军营里的相处

在军队里，朱其升和毛润之两人编在同一个班，住一个屋，干一样的活。

一入军营，毛润之的“寒酸”就暴露出来了。棉衣没有，被子也没有。新兵发的军装是照尺寸批量做的，他个头高，穿起来吊在腿肚子上，夜里冷得发抖。

朱其升把自己那件新发的蓝棉衣让给了他，还把棉被一分为二，两人同铺而卧。

半夜里，朱其升醒得早，看到毛润之把被子蹬到了床尾。

他轻手轻脚地拉回来，盖到他肩上，然后又缩进自己的一半棉被里接着睡。

朱其升是苦出来的，他知道什么叫“冻夜难熬”。

军营伙食不宽裕，日子清水寡淡。难得打一次牙祭，发了两小块红烧肉。

朱其升明里拿着自己那份，暗地里悄悄拨出几块放进毛润之的饭钵。

毛润之察觉了，想推回去，朱其升皱眉一句：“吃了，省得饿得没劲。”

训练开始之后，情况更明显了。毛润之是读书人，步操不熟，动作僵，枪也不会握。朱其升不笑，也不训，每天下午操课后抽出一个时辰，带他从“立正”“稍息”“踏步走”开始，一样样教。

举枪、瞄准、卧倒、起身，全是手把手教出来的。

毛润之聪明，学得快。基础虽然薄，但心静手稳。后阿里打靶，他打出得成绩非常好。

可这学生兵，也确实还是学生脾气，尤其讨厌拆洗枪械。每次训练结束，别人都在刷膛、擦油，他把枪往铺上一搁，拉起被子看书。

朱其升也不吭声，等他走后，把那杆枪拿过来，三五下拆开，用煤油洗了，又拿棉纱一点点擦干净。等毛润之回来，他装好交回去。

有一次毛润之拿枪练动作，没留神把机头卡死了，板机怎么也扣不动。他皱着眉，琢磨半天也搞不清毛病，朱其升一看，走过去说：“让我来。”

他拿过枪，拆开机头，洗得干干净净，擦得透亮，再重新组装。十分钟不到，枪又灵了。

毛润之接过来，试了试，眼睛一亮：“你这是能工巧匠，得收我当徒弟。”

朱其升笑了笑，说：“我家里穷，十二岁起跟人打杂做徒工，吃过几年铁锤的亏。学这点手艺，不值钱。你们这些念书人，脑袋里才是正经本事。”

他拍了拍毛润之的肩膀：“你以后要走的路长得很，我是看得出来的。”

毛润之一听，认真了。他伸出手：“咱俩说好了，将来你我不管谁走多远，谁都不能忘了这一铺炕。这年头兄弟难得，‘苟富贵，勿相忘’，记下。”

这话说完，朱其升眼睛亮了一下。他想了想，又跑去找了彭友胜——三人坐在红枫坡上，烧了几根树枝当香，撮了土做炉，就地结义。

毛润之说：“山上无桃园，咱就叫‘红枫坡三义’。日后，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上报社会，下安黎民。”

结义之后，三人走得更近。

毛润之喜爱历史，特别偏好讲古。每到晚上熄灯前，总爱和他们聊《三国》《水浒》《隋唐》。讲起“曹操煮酒”“张飞长坂桥”，兴致来了手舞足蹈，像个说书人。

朱其升文化不高，但听得起劲，常常听得一脸认真，偶尔还追问一句：“那后来呢？”

冬训暂停那阵子，大雪封路，营里闲了下来。毛润之干脆抓住机会，在营房里支了块板，拿炭笔教朱其升和几个识字不多的兵认字。

训练外的日子里也并非太平。年底，营队接命向城东开拔，途中在一处山坳遇上小股清兵，发生交火。地面结冰，树丛湿滑。朱其升带着毛润之钻进一片低矮松林，蹲在一个土坑里。

没过多久，一颗炸弹在他们不远处爆炸。朱其升反应快，拉着毛润之滚下旁边山沟。再回头看，那棵松树已经被炸断，雪片飞溅，枝叶横斜。

这一仗不大，却是毛润之第一次真正经历炮火。

战后，营队未再遭遇大规模战斗。

1912年春，南北议和，湖南新军接到命令，予以遣散。

上级发了三个月饷银，让大家各自回家，三个月后是否重编，另行通知。

临别那天，毛润之提着包裹站在营口，朱其升在他身边，两人交谈许久。

后来朱其升回到乡里，重操旧业，种田打铁为生。他从未再提起那段兵营旧事。

40年后，相见恨晚

1950年春，朱其升一如往常，背着工具，从家中出发，前往几里外的下庄屋铁铺打工。

就是在这里，他一眼看见了一张刚贴上去的彩色画像。

他盯着那张脸，细看眼神、额角、鼻梁，再到下巴的那颗熟痣。那一刻，他脱口而出：“这不就是润之？”

那声“润之”，他压在心底四十年。

朱其升回到家，坐在灶前许久。他想写信。但又怕——怕认错，怕写错，怕这份记忆出了岔子。

整整一个春天，他都在犹豫。直到1951年清明过后，万物渐暖，他才终于动笔，写下第一封信。

他等了一个月，没有消息。

他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第五封。信一封封写出去，石沉大海。

1952年春，朱其升已头发花白。终于，他找到了一位能帮忙的人——夜校教师孟淑纯。

孟老师是汉口人，曾是新四军第五师战士，又与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是老乡。她听完朱其升的讲述，没有轻视。她详细询问了当年长沙入伍、班排编制、训话细节、结义过程，朱其升都一一回答。

从征兵处的争执，到军营里共盖一床被子；从红枫坡三结义，到散伙饭那天的叮嘱；他甚至记得，润之爱吃红烧肉。

孟淑纯帮他提笔，以严谨朴实的语言写了一封信。信不长，但言之有据，情之真切。落款后附了朱其升的家庭住址，邮政编码，单位信息。

信发出后，朱其升每日早起后都要走一趟镇上的邮政所。有时只是站在门口望一望，有时走进去问一句“有没有寄北京的信来？”

他不抱希望，但也不放弃。

1952年8月底的一天，镇邮员送来一封盖有“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印章的信。牛皮纸信封，字迹工整，收件人一栏写着：朱其升 亲启。

他颤着手撕开信封，纸上寥寥数语：

“其升兄：
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旧币，即现今二百元面值），聊佐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
顺祝 兴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读到“其升兄”三字，朱其升已是老泪纵横。

1952年10月，朱其升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乘坐火车北上。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离开中南大地如此之远，第一次进北京。

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他。老朋友相见，没有客套，只有实话。

毛主席一见面便说：“你来迟了。去年春天彭友胜写了信来，我回了。你怎么现在才来？你若早些写信，我早请你来。”

他们坐下，谈起1911年那段军营旧事，从兵营的操场聊到夜间卧铺，从打靶成绩聊到当年锅里的那点红烧肉。

主席说起往事，时而凝神，时而失笑，说得最多的一句是：“那时候真苦啊。”

饭后，毛主席留朱其升在中南海住下，还让工作人员安排他去香山、故宫、颐和园看看。他说：“你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得看看天安门，别只看我。”

朱其升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

临行那日，主席从稿费里抽出五百万元旧币（即五百元新币）给他做路费和生活补贴。

朱其升回到汉口后在街头找到几个补锅、修伞、补鞋的老手艺人，筹建了一家“和平油布雨伞厂”，自己担任经理。

1954年夏，他再度赴京看望主席。依旧是谈笑风生。

离京那天，主席特意嘱咐：“以后有空常来看看我。或者，有事就写信来。乡下的情况，我也得靠你们这些老朋友来告诉我。”

1956年盛夏，朱其升突患胃癌。病来得急，没来得及再写信，就在汉口病逝。

亲属将其遗体火化后，沿长江经黄石，送回老家安葬。

不久，毛主席得知噩耗，沉默良久。

参考资料：

毛泽东与铁匠朱其升的交往
石功彬
青年毛泽东的一次从军经历
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毛泽东的第一次从军生活
吴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