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沙往事-谈沙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之二

张箴

张箴，解放初期任中共沙市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2年8月调离沙市，现为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级离休干部。

我们进城之时，工厂停工停产，商店关门歇业，组织复工、复业、复课迫在眉睫。市委、市政府组织全体进城干部，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深入工厂、商店和学校，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推进复工、复业、复课工作。工作组进驻相关场所后，积极启发群众觉悟，消除资方顾虑，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切实解决复工过程中面临的资金、原材料短缺等困难。由袁崇德副市长亲自负责财经工作，经过两三个月的不懈努力，停工的工厂重新开工，商店基本恢复营业，大批失业工人获得工作机会，人民生活状况开始逐步好转。

学生复课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派驻到各中、小学的工作组，首先深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学校教职员工的意见，向他们宣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并组织教师学习《社会发展史》《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内容，积极推进课程改革，修缮校舍，筹备课本。对于个别经济确实困难的私立学校，政府酌情给予帮助。到8月底、9月初，全市中、小学先后顺利开学上课。

进城不久，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便出现了一些问题，存在贪污现象、生活作风不检点、立场不稳以及对工作不负责任等情况，这些问题在公安部门、财经部门均有发生。市委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我当时强调：一要严格组织生活，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二要加强阶级教育；三要强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四要严格执行纪律。当时，但凡有干部犯错误，都会在《沙市日报》上公开曝光，可见纪律执行之严格。

我们进城后，经过大体三个月的日夜奋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时，沙市的接管工作基本完成。然而，更为艰巨的社会改造任务，又摆在了军管会、市委、市政府面前。

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这两大任务并非泾渭分明、可以截然分开。接管过程中蕴含着改造的内容，而在改造进程中也需要持续做好接管工作。

进城之后，社会秩序相当混乱，谣言四处传播，物价飞速上涨，偷盗、抢劫、贩卖烟毒、娼妓、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以及潜伏特务等各类乱象丛生。

新政权——新的沙市市人民政府刚刚成立，首要任务便是打击和镇压反革命分子。军管会、市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布告，其中要求国民党的军、政、警、宪、党、团、特人员进行登记的布告尤为关键。通过登记，这些人的身份得以暴露，其破坏活动受到有效控制。同时，公安部门立即开展对潜伏反革命分子的侦察、清理工作。对于沙市国民党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我们掌握了大量情况，后来基本上将相关人员全部抓获。

1950年底，沙市依据上级指示精神，开始镇压反革命，声势浩大，令敌人闻风丧胆。不如此便无法摧毁国民党的阶级基础，不如此便难以巩固新诞生的人民政权。1951年2月，本市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一致拥护毛主席发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确保会议精神迅速传达。同时，切实做好户籍工作，助力政府了解情况。各街段、小组纷纷成立纠察队，防范敌人破坏，对已处决的反革命家属进行妥善管理，一旦听闻谣言便追究源头。

不久，市里多次召开公审大会。有一次，全市万人齐聚市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郑仁亲、樊明仁等予以镇压。全市人民一致认为，政府为人民撑腰，除了大害，报了深仇。运动后期，工作有所调整收缩。1951年7月，市里成立了审查反革命案件委员会，依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采用三审三比的方法，认真审查、复审案件。经审查，一致认定公安、司法机关的原审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通过此次审查，清理了一批积案，保障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正确性。

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我们还开展了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工作。民主改革旨在打击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摧毁国民党的社会基础，这是镇反运动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运动开启后，市委派遣工作组深入到各个单位，充分发动并依靠人民群众，揭露那些称霸一方的“南霸天”“北霸天”。适时召开各类斗争大会，让受害者凭借人证、物证控诉他们的罪行。以沙市打包厂为例，2000名女工勇敢斗争“五不缠”“母夜叉”等女封建头佬。过去，这些人在打包厂一手遮天，女工们走路都不敢靠近她们，一旦被打，还得摆酒赔罪。

沙市的封建残余势力在纱厂、打包厂、码头最为猖獗，在梅台巷、大赛巷、青龙观一带也有横行乡里的地头蛇、恶势力。通过这次运动，对那些罪行严重的封建把头、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依法处决了一批，关押了一批，让普通老百姓真正实现翻身，出了一口恶气。随后，工作转入民主建政阶段，选举那些在民主改革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让他们参与政权管理。全市普遍建立了居民委员会，由他们负责管理民事，维护社会治安。

进城之初，沙市设立了三个区，各区主要领导人由市里委派。对于旧的保甲制度，暂时维持稳定，仅对保、甲长进行了登记。不久之后，保甲制度也被废除。

进城后，赌场、烟馆是绝不允许存在的。娼妓问题的处理相对稍晚，但同样对相关人员逐一进行登记。为了禁烟、禁毒，市里颁布了多个布告。1952年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抓获了一大批涉毒人员，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者，从此烟毒基本禁绝。在处理娼妓问题上，公安、民政两部门协同合作，一夜之间便采取行动解决了问题。妓院老板交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对于妓女，主要进行思想教育，帮助她们根除恶习，随后安排她们就业，使其能够自食其力。

那时的公安干警极为辛苦，没日没夜地工作，哪有固定的八小时工作时间，更没有星期天的概念，睡觉时间也少得可怜。白天，他们在茶馆开展宣传工作，深入实际，广泛结交穷苦朋友。晚上，则外出侦查案件，对所管辖范围内的情况了如指掌，哪里有暗娼、烟馆，谁是特务、汉流，都清清楚楚。民警对人民更是关怀备至，人民群众遇到诸如疾苦、家庭纠纷、邻里不和，谁家困难需要救济、房子倒塌、安排就业、缺少棉衣等问题，都会找户籍民警帮忙解决。他们与人民感情深厚，如同鱼水一般，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为“灶王爷”。

改造城市的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将沙市这样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进城以后，市委、市政府始终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解放前，沙市是一个粮棉集散地，商贸较为繁荣，属于消费型城市。工业仅有一家纱厂、一家打包厂、两家面粉厂和一个小发电厂，其他大多是规模不大的手工业作坊。商业在城市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要使这样的消费城市逐步转变为生产城市，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一进城，市委、市政府首先狠抓复工复业，让人民有工作可做，有饭可吃。

1949年10月，市军管会召集本市46个工商行业代表举行座谈，广泛听取代表们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新沙市的意见。在全力抓生产的同时，也注重精兵简政、精简节约。10月之后，市委响应华中局精简节约运动的号召，召开全市干部大会，我在会上讲话，主要内容包括：（1）精简机关人员，压缩编制；（2）处处事事节约开支；（3）抓好生产。会议对精简节约作出具体决定，成立了沙市精简节约生产运动委员会，由我担任主任委员。

1950年以后，市委、市政府从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公私关系、调整税赋等方面入手，充分调动私营经济的积极性，先后扩建了纱厂，新建了油厂。在恢复和发展手工业方面，更是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从产、供、销、资金等各个环节，为发展手工业排忧解难，使手工业经历了从个体到互助组，又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乃至最后发展为规模更大的联营的过程。如今沙市轻工、家电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年所做的这些工作。

从1949年7月入城，到1952年8月我离开沙市，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沙市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国营经济占据了一定比重，其他各项事业也取得了进步。

我离开沙市已经40多年了，每当从报纸上、电视中看到或听到沙市的成就和进步时，都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我毕竟参与了沙市当年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工作，对沙市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沙市今天所取得的荣耀，理应归功于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