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至柔是参谋总长，陈诚是东南军政长官，两个人到底谁官大？

1926年7月北伐誓师，虎门要塞司令部副参谋长周至柔，正式调任第一军补充师第3团的团参谋长，这自然是团长陈诚力邀的结果，两个人既是保定同窗，又是浙江老乡，之前还同为黄埔教官，互相之间的关系杠杠的，再后来到陈诚主台之时，已结为死党整整30年！

周至柔比陈诚小一岁，比罗卓英小三岁，从1918年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起，虽然不在同一科，却很快就成为了陈诚和罗卓英的小弟，史载三人“交谊甚笃”。

谁也不曾料到，这哥仨未来会鼓捣出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也就是以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为基干的“土木系”，蒋系中央军势力最大的一个派系。

到了1933年，周至柔已经一路晋升为第十八军副军长，还是在陈诚的力荐下，跨界去筹建空军，历经艰苦抗战，终于在1946年以空军中将衔，正式出任空军总司令。

此时的陈诚，更是窜升为军队头号嫡系，出任最高军令长官：参谋总长，也就是说，解放战争初期，周至柔还是陈诚的直接属下，因为陆海空和联勤四个军种司令部，均受参谋总长节制。

然而到了1949年9月逃台以后，两个人的角色发生了互换：陈诚出任东南军政长官、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周至柔却擢升为代理参谋总长（仍兼空军总司令），骤然间成为了最高军令长官。

周至柔全面负责伪“国防部”和“参谋本部”的日常，属于“中央要员”，而陈诚当时不过是个“地方大员”，于是问题来了：在这个时间点上，周至柔和陈诚到底谁的官更大呢？

（保定军校三兄弟）

一、两个职务的“编阶”其实相同

先说“军政长官公署”，这个建制名称，是李宗仁上台后搞出来的，其实就是之前的“剿总”（再前面的行辕和行营），全权节制好几个省的军政事宜，权力极大。

当时要搞北平和谈嘛，再称为“剿匪总司令部”肯定不合时宜，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原来的东北、华北和徐州剿总，均已覆灭，只剩一个白崇禧当总司令的华中剿总，还在江南苟延残喘。

于是也只有华中剿总，改称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换汤不换药，白总司令改称白长官而已，其后又新建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原西北行辕），以及西南、华南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于1949年9月，辖区包括台澎金马各岛，以及浙江、江苏、福建尚未解放之地区，不难发现，这些是南京政权逃台之后，所能够盘踞的最重要地区，可见陈诚的权柄之重。

毕竟大陆上的西北、西南和华南地区，蒋军残部在解放军的猛烈追歼下，失败和崩溃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到了最后，只会剩下陈诚这一个长官公署。

再说作为最高军令长官的参谋总长，是各个军政长官的上级吗？理论上说，按军事架构确实是的，陈诚担任参谋总长时，有权向各大战区发布作战命令，有权到各战区督导战事，当然也要为四处吃败仗担责。

但必须注意，参谋总长却并非“最高统帅”，它只是国民政府主席（1948年5月以后称为“总统”）的首席军事幕僚长，真正的军令权在蒋某人手里！参谋总长不过是承上启下的角色，又不能完全视为各战区主官的“绝对上级”。

打个比方，把这个职务放到微观视角里：一个军的参谋长，是不是各个师长的上级呢？名义上当然是，然而师长们的绝对上级其实是“军长”，参谋长发布命令或者直接指挥，不过是代行军长的权力。

对军事常识比较了解的读者，一定也非常清楚，一个军参谋长如果下到部队里，能够担任师长就算相当不错了，因为师长是军事主官，其职权的含金量，大大超过衔级相同的上级参谋长。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1949年空降为兵团司令员；也包括侵华日军的师团参谋长，一般都是大佐军衔，但是下到野战部队，这样的鬼子最多能担任联队长，旅团长都没戏。

根据规制，参谋总长和行营（行辕）主任、“剿总”总司令、军政长官的编阶，都是上将级军官，也就是陆军二级上将起，因此资级不分伯仲，互相之间的角色，也是可以互换的，上下级关系并不明显。

“总长”陈诚后兼东北行辕主任、“防长”白崇禧后调“华中剿总”总司令，就是这个道理；逃台之初，参谋总长仍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军衔甚至还低于东南军政长官陈诚，硬说顾祝同是陈诚的上级，显然有点牵强。

二、周至柔最初只能“代理”参谋总长

陈诚的小弟兼死党周至柔，能够在特定时期入主参谋本部，源于两个特殊情况，其一、顾祝同当时的重心在大陆，毕竟身兼西南军政长官，期间只是偶尔回台，缺乏时间和精力，来打理军事中枢的事务。

其二、与大陆时期不同，之前的参谋本部作为中枢机关，长期驻于南京，便于老蒋耳提面命，因此跟各大战区的总部，并不在同一城市办公，互相之间较少摩擦；而到了1949年秋，陈诚长官公署的衙门，跟参谋本部同在台北！

也就是说，军事中枢机关和战区总部，相距甚近，如果参谋总长跟军政长官不对付，利用身份搞搞事情，尽管上下级关系不那么清楚，也足够陈诚喝一壶的，实际上，顾祝同确实更亲近何应钦一些。

如此两个衙门之间，难免互相掣肘，彼时陈诚势大，蒋某人也要让三分，是故在顾祝同不能正常履职的情况下，必须选择一个陈诚能够接受的人物，来执掌最高军令权，而周至柔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首先是对蒋的忠诚度没问题，其次还是“土木系”的骨干将领，蒋、陈两方面都认可；最后是资历也足够，保定八期的黄埔教官，跟顾祝同其实不相上下，于是时任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一跃成为参谋本部的老大。

唯一的麻烦，参谋总长的编阶是上将，而周至柔的军衔只是“空军中将”，在程序上不太符合规制，此类问题的习惯性操作，就是先任命为“代理”职务，然后尽快完成职衔同步，比如陆军中将胡宗南，就曾“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既然只是中将，既然只是代理，再加上又是土木系的小弟，因此在1950年前后的那段时间里，周至柔的官职要略小于陈诚，主要是配合陈诚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作战，跟其他人提起辞修兄，言必称“陈长官”。

研究蒋军的职务设置，必须要懂得“因人而设”的道理，某个职务有没有实权，权力到底大不大，关键看任职的是谁！而彼时的陈诚，直接掌握着东南沿海的30万残余部队，占比超过了逃台总数的一半！

同时还取得了“整编和整训”的大权，即其他所有逃上岛的部队，须经陈诚的点验和整编，比如刘汝明兵团两个军的残部，也就是第55军和第68军，登陆时全部被陈诚下令缴械，然后官兵重新安排。

可见陈诚当时的军权，在岛上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绝不是“周代总长”可以比的，因此周至柔不仅官略小些，实权更是要小很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周至柔要是转正了呢？

三、周至柔转正以后差距更大

1950年3月1日，也就是吴石将军被捕当天，之前下野的蒋某人，不管程序违规不顾反对声音，搞了次人数不够的委员大会，强行通过议案，复职了所谓的“总统”，总算有了发号施令的公开身份。

随即任命周至柔为“参谋总长”，稍后又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实现了衔级统一；当天还下达命令，撤销“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就是把所有的防卫司令部和下辖部队，直接置于参谋本部的指挥之下。

周至柔正式成为了首席军事幕僚长、最高军令长官，那是不是职务终于超过了陈诚呢？差得更多了！产房传喜讯，也是3月1日同一天，卸任东南军政长官的陈诚，直接被提名为“行政院长”的人选！

并且毫无悬念地获得通过，陈长官分分钟成为了“陈院长”，而就官僚体系来说，已经是周至柔的“绝对上级”，国民政府搞的是“五院制”，行政院类似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务院”，组阁总管一切政务。

而伪“国防部”便是行政院的下属部门之一，那么无论是“防长”还是“总长”，在行政层面上，全都是行政院长的下级，也就是说，周至柔转正和晋衔以后，官还是没有陈诚的大，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了！

当然，这也是蒋某人处心积虑的一波操作，陈诚的官虽然升了，却失去了军权，毕竟之前传出过美国人要“去蒋扶陈”的风声，蒋某人不可不防，而没有了军权的陈诚，哪怕后来再升为“副总统”，也构不成真正威胁了。

否则的话，陈诚的长官公署掌握着岛上大部分的军队，四大金刚之罗卓英、林蔚和郭忏，同任“副长官”从旁相助；而作为军事中枢的参谋本部，又落在另外一个金刚周至柔手里，就算陈诚没有异心，老蒋能睡得着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