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在“铁桶计划”即将合围之际，中央红军的长征正式开始

文章转自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

刘鼎（阚思俊）在吴觉农护送下乘上火车前往中央苏区后，吴先清在吴觉农家的阁楼里生下了儿子阚文木。

已被肖炳实（肖项平）介绍到上海拉姆扎小组工作的蔡叔厚，依然与吴家时常走动，自然与吴先清常打照面，都是知根知底特科的老同志，蔡叔厚便向肖炳实推荐了吴先清，自此吴先清便成为肖炳实的直接下线。

蔡叔厚及他的老朋友陆久之、老战友吴先清都成为肖炳实直接领导下的情报组组长，除此之外，肖炳实在南京内政部还有一个情报员刘思慕（刘燧元）。

陆久之负责的东京情报组有沙文汉和陈修良，吴先清负责的情报组则有沙文威。

吴先清通过弟弟吴全源结识了中统专员陈宝骅，通过留苏同学胡世杰找到了沙文威。

沙文威被大哥沙孟海营救出狱后，被安排到南京电话局工作，与组织失联已达四年之久。当胡世杰告诉沙文威“吴先清要见你”后，沙文威如期赴约，见面就告诉吴先清自己曾被捕过，这样的坦率令吴先清感动，更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亲切和同病相怜的爱惜，她自己的丈夫也曾被捕过，也是动用各种关系营救、办过必要的自首手续才逃出生天的，现在不是照样在继续革命吗！

吴先清打消了沙文威的顾虑，先恢复了沙文威的工作关系，后来又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沙文威被重新激活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大哥叫沙孟海，担任着朱家骅的秘书，这对于一个情报机关来说，就像是地质勘探人员发现了富矿。

远在东京的沙文汉、陈修良收到了来自上海沙文威的信，陈修良回忆道：“看口气他同组织有关系，因此我们决定问他同党的关系，他告诉我，他同我的留苏老同学吴先清有交往，这一来我可以断定他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我要求他同吴先清商议，我要求见到她，面谈一切。

他回信说吴先清非常想见我，这就是告诉我，中央允许我恢复工作了，我和沙文汉两人决定回到上海去找四弟，这样我们在革命道路上展开了新的一页。”

“我和沙文汉匆匆搭上轮船回到上海，直奔徐家汇四弟的住所，他同胡世杰、林友梅夫妇住在一起，生活很苦，”沙文汉、陈修良又通过沙文威见到了吴先清，吴先清又带他们坐上黄包车来到西摩路的一处住宅，去见老肖同志，“老肖就是肖炳实，也是留苏的同学，他很知道我的底细，他是吴先清的上级领导人。”

老肖让沙文汉、陈修良夫妇回到东京继续去做情报工作，当陈修良问陆久之是否是党员、是否可靠时，肖炳实回答道：“他也是我们的情报工作人员，因为保密，没有入党，完全可靠。”

沙文汉、陈修良夫妇回到了东京，沙文威则到了南京，住在大哥沙孟海家里。

而此时的德国退役上将冯·塞克特自1933年5月首次访华后，已经担任了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总顾问，他在深入研究了四次围剿红军的失败经验后，正在用德文制定一个新的围剿计划。

潘文郁被王明贬到顺直省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不到半年，顺直省委遭到大破坏，潘文郁从天津逃到北平，寄居在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仍于1931年7月21日被捕。

已叛变投敌的原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划（华）平，到审讯室指证了潘文郁的真实身份，潘只得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原李大钊秘书、曾任北平市委书记的黎天才（李渤海），此时已成为东北军情报系统负责人和罗章龙的“非委”成员，他看中潘文郁的才华，希望潘能帮助自己撰写《炮火下的中国国防》一书，苦劝潘文郁留取青山，潘文郁“对前途迷茫，又不甘就此牺牲，在拒绝提供党内机密，拒绝做危害其他革命同志的事情的条件下”同意自首，公开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并由黎天才保释出狱。同年8月，潘文郁与罗绮园、廖划平一起被中共开除出党。

《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北平和天津，张学良、阎锡山在叛徒张开运、廖华平、潘文郁等帮助下，组织了若干特务组，出版了用于同样目的的刊物。”

潘文郁因此而思想苦闷，情绪消极，转而开始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以两年时间先后翻译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二、三分册，署名潘冬舟，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发行。

吴成方通过考察，决定发展潘文郁为北平特科成员，而北平特科的王继之和李光伟是潘文郁的同乡好友，吴成方先通过王、李二人与潘文郁接触谈心，随后又亲自与潘文郁谈话。

潘文郁表示“只要党还信任他，他愿意重新为党工作，”潘文郁于是在1933年正式加入北平特科。除了潘文郁，“写了悔过书后获释”的杨青林也在北平特科的动员下，继续为党工作。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回国，蒋介石问他去剿土匪刘黑七还是去剿鄂豫皖，张学良选择了后者，遂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

但这时的张学良已非昔日的张学良，他开始对马列主义发生兴趣，通过吴成方的暗中运作，负责东北军情报工作的黎天才将潘文郁推荐给了张学良，潘文郁由此开始为北平特科做情报工作。

黎天才、潘文郁随张学良到武汉行营后，黎成为行营机要组主任，潘成为机要组秘书并兼管档案，武汉行营的一切机密就没有了秘密可言。

北平特科指定杨青林与潘文郁单线联系，潘文郁获取的情报都经杨青林转交北平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时电告中共中央，或者设法通过秘密交通传到苏区。”

张学良就任剿总副总司令后，“从东北军抽调了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却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他很困惑，不论是武器还是装备，红25军都远远不如他的东北军，却让他的围剿计划一败涂地。”

要知道当时的红25军仅仅只有不到3000人，而且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18岁。

张学良的这种困惑，一直持续到1934年11月7日北平特科被破坏。

05“快手”刘思慕

刘思慕，广东新会人，生于1904年，幼小家境贫寒，遍尝人生的辛酸。

后经同学甘乃光引荐，刘思慕结识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又经鲍罗廷推荐，刘思慕于1926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与顾淑型成为同学。

1929年又游学德奥，于1933年秋回国。因其写文章时才思敏捷，下笔如有神助，常常一蹴而就，即使时间再紧张，也不会耽误交稿时间而被誉为“快手”。

经顾淑型牵线，刘思慕与肖炳实相识，刘思慕答应肖炳实为一个“进步的国际组织把中文资料译成英文”。肖炳实“便替思慕在八仙桥青年会租了一个单人房间，借给他一架英文打字机，并拿来一些中文文件让思慕翻译，约定译好后由他亲自来取。思慕打开一看，才知道都是机密文件，也就心照不宣地译起来。”

不久，肖炳实直截了当告诉刘思慕，他帮助工作的进步国际组织就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也即我们现在常说的上海拉姆扎小组。肖炳实“还建议思慕利用与国民党的内政部次长甘乃光和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的老同学关系，打进南京政府任职，替远东情报组织搜集情报。”

刘思慕经过活动，成功打入南京政府内政部，担任了甘乃光的秘书，“肖炳实向他交待了搜集秘密情报的具体要求。要他搜集的情报包括：国民党关于剿共方面的情报，特别是绝密的军事情报，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日对苏政策……”

“思慕在南京刚安顿下来，肖炳实就来看他，带给他一架德国莱卡相机和一些胶卷，约定每隔一两周由他来南京取情报。后来他另有任务，改由黄维祐（黄君珏）来取。”

刘思慕“每天将近下班时，他便挑选出一批重要的绝密文件，托辞带回家去看……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便把楼上的房门锁好，放下厚窗帘，换上大电灯泡，在妻子曾菀的协助下，把密件逐张拍摄下来。”

06“孤胆”谢甫生

谢甫生，又名谢荫祥，湖北大悟人，生于1902年，1927年经刘仲华介绍入党。刘仲华负责中央军委情报工作后，将谢甫生调入军委。

据刘仲华回忆：“1933年至1935年，军委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反对国民党对苏区的几次围剿……军委做具体工作的人员有王世英、刘秉琳、谢甫生等人。”

又据刘仲华回忆，1933年至1935年间，“正是瑞金被包围，我们集中力量反包围，主要是收集敌人围剿的情报；打入敌人机要部门搞情报网，爆炸、破坏敌人到围剿地区的交通线等工作……

1933年，上海党中央调谢甫生去武汉，完成收集敌人战略情报的艰巨任务。”

“1933年春，谢甫生到武汉后，径直去找老朋友刘景武。刘过去曾和谢在冯玉祥部队干部学校一起学习过。现在是曹浩森机要秘书，专管作战计划与苏区情报。”

在谢甫生的努力下，刘景武向谢甫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从“1933年初到1935年初整整两年，谢（甫生）往返上海40多次送情报。情报内容涉及敌人从何处向苏区进攻，兵力番号、配备、部署、指挥，以及作战地图。”

谢甫生拿到情报后，“情报送上海，中央在上海有个电台，管电台的是毛齐华……毛再把情报发苏区去，发出的都被中央苏区收到，直到长征前也未被破坏过。”

谢甫生后来回忆，他于1933、1934两整年中都住在武昌刘景武家中，刘景武“将他掌握的全部机密（战略与战役的）毫无保留地交给党，致使我全国范围内的各根据地红军完成反围剿的胜利。”

这样的机密情报自然包括了国民党军围剿红25军和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等情报。

红25军开始战略转移，即是在谢甫生往上海送一次情报后发生的。

关于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据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中共至少从以下七个渠道获取了相关情报：

1、谢甫生从刘景武处获得；

3、胡济邦从俞大维处获得；

4、卢志英等从莫雄处获得；

5、蔡叔厚从兵工署内线获得；

7、刘思慕从内政部获得。

在写这些情报获取的经过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红25军是如何开始长征的。

07 情报与红军长征

1934年四五月间，刘景武回家时带回了一份重要情报：国民党军制定的一个集中6-7万兵力围剿红25军的作战计划。

谢甫生连夜摘抄了敌人的围剿计划，并将作战地图描绘下来，于第二天乘第一班客船亲自送往上海。

这份情报又通过秘密电台及地下交通员被送到了中央苏区。

1934年6月，周恩来找程子华谈话，让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鄂豫皖苏区。

据程子华后来的回忆，周恩来的此次谈话大致有以下要点：

1、中央已经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

2、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红军有被消灭、根据地面临丧失的危险；

3、红25军应立即撤出老根据地，另找地区发展新根据地。

程子华接受命令后，先找成仿吾详细了解鄂豫皖根据地和红25军的情况，接着在几个交通员的接力护送下，经过闽西、汕头等地来到上海，与组织接上关系后，他又与鄂豫皖省委的交通员石健民接上了头。

在石健民护送下，程子华从上海经武汉等地，于1934年10月来到鄂东北苏区，找到了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

郑位三接待、听取情况后，立即修短书一封，派陈锦秀将信送到六安、霍山之间的红25军驻地。徐海东回忆这封信的内容是：

“宝珊、海东、焕先：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25军到鄂东来找我们。”

接信后的红25军于当日（11月4日）开拔西进，在穿越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于11月11日在殷家湾与郑位三等会合，“当日看了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的指示。大意是红25军应离开老根据地，另找地区发展新根据地。”

看了指示信后，鄂豫皖省委立即在花山寨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决定红25军立即实行战略转移。

两天后，红25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向西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一路征战至伏牛山区时，货郎陈廷贤为红军带路，专走羊肠小道，避开了重兵把守的朱阳关、五里川一线，得以顺利入陕。

红25军的长征原本堪称完美，它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没有过雪山草地的红军，它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平均年龄最小却率先抵达陕北、也是唯一一支人数不减反增的长征队伍，但它有一个最大的失误和败笔就是误杀张汉民等数十名共产党员并主导了陕北苏区的肃反。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始于1933年9月，德军退役上将冯·塞克特为蒋介石谋划制定了碉堡围困战的“铁桶计划”，而李德则为红军制定了“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等战法，因此，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实际上是两个德国人之间的斗智斗勇。

而国共双方的谍报战在此时更是演绎得惊心动魄、淋漓尽致，直接影响着战局的走向和胜负。

1、“蔡叔厚在工作中，机智勇敢，多次深入国民党政府内部，发展工作人员，探取秘密情报，屡建奇功。

例如：当时国民党军事总顾问赛克特（德国人）为国民党制定的对军队进行全面改革的计划和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梅花桩碉堡战术的计划等等，蔡叔厚都根据组织上的布置，多方设法，通过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及时把情报搞到手，交给了组织。”

2、“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不失时机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文郁的情报起了重大作用。”

台湾国史馆收藏有一份宪兵三团团蒋孝先于1934年11月17日致蒋介石的电报原文，题目为《蒋孝先电蒋中正据逮捕共党称潘冬舟现任剿匪总部秘书本年间曾窃取剿匪计划转送北方特科》。

3、“当时，蒋介石正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关于围剿战况的报告，蒋的关于剿匪方针、政策、措施等的书面文件，（刘思慕）在甘乃光办公室都可以看到。”这些文件被刘思慕用莱卡相机拍摄后，由肖炳实、黄维祐从南京带回上海。

4、“他（沙文威）在德国军事顾问塞格特的“铁桶计划”刚刚成型的时候，就从大哥处获得。”

“赛格特的计划是用德文写的，蒋介石让（留德的）朱家骅翻译成中文；朱家骅翻译后让沙孟海润色，和大哥住在一起的沙文威，便把这个关系苏区存亡的围剿计划抄了下来！”

5、胡济邦在俞大维家中“寻机找到了俞大维自庐山带回的军事文件，用特殊的照相机进行了拍照。然后，她和王昆仑又扮做情人去上海，安全地把洗好的胶片交到了王世英手里。”

6、莫雄从庐山开会回到德安保安司令部时，顾不上吃饭，“马上吩咐左右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即刻唤到我办公室。待他们到后，我便将从庐山带回来的所有文件从公文包中取出，让他们细看。他们飞快地看着，脸色随之而变。”莫雄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你们马上拿去交给党中央。”

7、谢甫生自然从刘景武那里也得到了这份情报。因为“敌人的五次围剿计划，我们都通过原在冯玉祥部的刘景武……而先后获得。由李性涵和谢甫生取回，通过我地下电台发往中央。”

但这些价值连城的绝密情报最终被博古、李德等人浪费，直到1934年4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这些情报才被重新认识和重视。

5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会后，一方面委托李德制定计划，另一方面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

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领的红七军团对外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始东征北上，与方志敏的红十军在赣东北会合后合编为红十军团，在赣闽浙皖边界活动，以达到“调敌”目的，策应红军主力转移。

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西进，在湘黔边界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合，达到了“探路”目的。

因此，红军的长征并不是在仓促间决定的，实际上有长达半年的准备时间。

牯岭（庐山）军事会议后，莫雄、胡济邦提供的详尽情报送达中央苏区后，在“铁桶计划”即将合围之际，中央红军的长征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