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医疗史1

中国百年医疗史（1）：春天前的燕子——民间零星的现代医学尝试

第一章 现代医疗获得政治认可

许多年以后，当伍连德坐在马来亚怡保的摇椅上，看着傅家甸的住宅照片时，将会回想起1910年，他来到鼠疫肆虐的北满哈尔滨火车总站的那个下午。

傅家甸出现第一个鼠疫病例的住宅

那一天是12月24日，圣诞前夜，但伍连德不是派送礼物的圣诞老人，他的行李箱里装着的，是一架英国造贝克牌袖珍显微镜，以及各种从事细菌学工作的器械设备。[1]

这位剑桥大学医学博士、马来亚成功的华裔医生，此刻正踏上一片陌生而危险的土地。到过哈尔滨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冬天特别寒冷，人们开玩笑说在野外撒尿都得拿个小棍儿敲着，以防冻住。

但比严寒更可怕的，是那个看不见的敌人——鼠疫杆菌。此刻它正在这座城市里疯狂传播，每天都至少有几十个人死去，街道上充满了恐惧不安与大祸临头的气氛；到处都有人交头接耳，谈论着高热、咳血、突然的死亡，以及路旁和旷野上被人遗弃的尸体。

伍连德当时不知道的是，他不仅要与死神赛跑，更将见证中国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现代医疗在中国，即将从边缘的奇技淫巧，变成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工具。

看到一只燕子，并不意味着春天来了；只有一群大雁义无反顾地飞来，才说明春天不可逆转地到来了。

——利奥波德（

Aldo Leopold

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之前，近代的生物医学，在中国民间就像春天前偶尔飞来的燕子——会被后人们当成话头到处传扬，但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季节的改变。

比如19世纪初，在英国医生詹纳发明牛痘接种预防天花后没几年，牛痘疫苗就随着英国商船来到了澳门，然后经广州传布到内地各省，使得不少人获益。[2]但是，如果认为牛痘疫苗的传入，就是近代生物医学的敲门砖，顺利敲开了中国大门，那就有些高估了。

直到1905年，很多中国人都还认为「感染天花是人生难免的业报」，而完全不知道有种痘预防这回事[3]，所以疫苗实际影响的人群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在国内传播时，也都要先进行本土化的适应。

以疫苗接种部位为例。选择手臂，是因为方便暴露，而且和大腿相比，注射时和注射后更方便固定，不影响走动。手臂上的具体位置，主要考虑肌肉厚度充实，又能避开血管神经，体表明显，容易辨识。

而种牛痘引入中国时，则人为添加了穴位的讲究。

清代《引痘略》中提到，选择种痘位置是为了适应身体中经脉走向，还按照中医要求给出了饮食禁忌和穴位图解[4]。

到了19世纪末，天津接种牛痘时还规定只能在春秋两季接种，也是为了配合中医的说法。[5]

《引痘略》同治戊辰版1868年

所以，即使接受了牛痘疫苗的接种，在当时的国人看来，这也是在传统中医体系下的行为，而不会对近代的生物医学有什么认知。

正如希拉·希利尔（Sheila Hillier）在《中国医疗与传统医学（1800-1982）》中所观察的，当时的疫苗接种，不过就是那些自封为神医的江湖郎中们的一种谋生手段而已。[6]

教会医院的边缘存在

除了医疗技术之外，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一些近代的西式医院也在中国建立起来。

中国传统中，并没有现在「医院」的概念。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如果生病了，有钱人会请医生来上门看诊，或者凭经验自己去药铺买药。通常情况下，药材铺旁边就是算命的，算命先生收费要比医生低得多了。[7]

除此之外，有大约一半的人是只能听任自生自灭的【注】，他们无力承担任何医疗救治，要么自己想办法对付对付，要么就去庙里拜一拜。

即使有地方上开办的救济处，更多的也是收容性质，而不是收治病人进行主动的医疗看护。

至于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听到的「太医院」，这其实是一个行政部门，掌管国家医疗行政。里面的太医们，只为皇室或者王公大臣们服务。如果要看病，太医们也是要上门服务，而没有人会去太医院里「住院」。

所以，太医院不是医院，而是太医们的「院儿」。

对于中国人来说，近代意义上的医院，就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舶来品，是西医专属的。

最早在中国开设的近代西方医疗机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20年在澳门开办的一家眼科诊所。而最早的近代西医院，则是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于1835年在广州开办的博爱医院，也被称为广州眼科医院[8]。

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被打开，更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也就开办了更多的教会医院。

比如1844年英国传教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在上海开办雒氏诊所，又称中国医院，是后来仁济医院的前身；

1860年，法国天主教会在烟台创办天主教堂施医院，是后来烟台山医院的前身；

1871年，英国安立甘会在杭州创办大方伯医院，后称广济医院，是后来浙二医院的前身；

1890年美国传教医生聂会东（James Boyd Neal）在济南开设文璧医院，后称华美医院，是后来齐鲁医院的前身，等等[9]。

尽管如此，这些教会医院对当时中国整体的医疗状况影响甚微。虽然在统计宣传时，会有意的呈现这些医院的价值，比如上海仁济医院面向民众义诊施药，1844-1856年的13年间，医治病人总数达15万人次[10]；但如果细算一下，其实每天也就看诊30人，这还是在义诊的情况下。

而且，接受义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看病而已，毕竟对于传教士来说，看病只是副业。因此，医院通常都会给初来就诊的病人，刻意营造一种有利于福音传播的氛围：

候诊室被改造成教堂，医院里有固定的宣讲福音仪式。病人入院时先登记，然后进入教堂候诊室，室内的布道人请他们喝茶休息，闲谈聊天。当病人渐渐注意到墙上的祷文和圣经宣传画后，布道人就会向他们宣讲《圣经》，展示宣道手册[11]。

而当时的民间，出于对传教士的怀疑与敌视，对这些医院充满了各种阴谋论。比如认为去这些医院看病的话，洋鬼子们会剖腹挖心、盗取眼睛[12]。

当时流行于民间的反教宣传品

所以，同样的不花钱，搞些神神道道的东西，与其去洋医院里冒风险，不如到神仙庙里烧香拜佛。

神仙庙里不仅安全，还更方便。有学者根据中国方志库统计，在全国地方志书中，用来祈求治病的三皇庙、先医庙、药王庙，有将近1400处记载[13]。而直到1947年底时，全国县级以下的区卫生分院和乡镇卫生所，也一共只有1135所[14]，远不如神仙庙多。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医院终于出现了经费问题，从19世纪60年代起，教会医院也逐渐开始收费了[15]。可想而知，它对民间普通百姓的吸引力也就更低了。

到1911年时，教会方面共有医院170所，门诊住院接诊治疗的所有人数，只占全国人口的0.2%[16]。

所以，在1910年之前，虽然有技术的传入，以及零星教会医院的开办，但在民间，99.8%的中国人并没有接受过教会医院的诊疗。

当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数据时，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我们更容易去感知具体鲜活的事例，于是历史的书写也就经常会以个人的经历作为「代表」，好像一人一地的体验，就能代表那个时代广泛的社会。但实际上，这样的认知很容易产生偏差。

比如前面介绍了那么多民间的教会医院的场景，描述得越详细，好像那就越有代表性。但是，当我知道实际上99.8%的国人其实与此无关时，感觉好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那些由无数细节堆砌而成、生动明亮的教会医院的场景，瞬间被压缩成了一个微弱的小点；而围绕着这个点的，是无边无际、此前被我忽略的黑暗。

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当看到一只燕子的时候，并不能以此判断春天已经来了。

注：1929年《北平特别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四年年报》中，北京上世纪20年代末对第一公共卫生事务所的统计，1926-1929年的死亡人口中，未接受过任何医疗的占比达到29.85%。而且报告认为，因警区分段改组，导致统计总体死亡率偏低。考虑到越是底层民众越难被统计到，因此这个未接受任何治疗的占比应该更高些。这还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而且这个事务所的位置就在今天的协和医院附近，也就是二环以内，妥妥市中心地带。如果是在农村，情况只会更糟。约翰・齐默尔曼・鲍里斯（John Z. Bower）估计，全国范围来看，这个占比可能在50%。（John Z. Bower, American Private Aid at Its Peak：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China,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1974.）

[1]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2]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3]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

[4]邱熺，《引痘略》，同治戊辰版1868年

[5]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6] S. M. Hillier, Health Car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hina，1800-1982, Routledge 2007

[7] 罗芙芸，《 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10月

[8] 亓曙冬，《 西医东渐史话》，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5月

[9]同上

[10] 张玲、司丽静，《 中国近代医学社会史九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月

[11] 杨念群，《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

[12]同上

[13] 韩素杰、胡晓峰《基于中国方志库的药王庙研究》，中医文献杂志2015年第2期

[14] 1948年中华民国统计年鉴

[15] 亓曙冬，《 西医东渐史话》，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5月

[16]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中国百年医疗史（2）：一次意外的中西医对照实验

传教士医生们可能敏锐地察觉到了一点：在中国，改变一个村庄需要说服成千上万的农民；而如果要影响朝廷政策，也许只需要说服几个关键人物。

德贞的北漂生活

1861年，教会医疗机构终于开到了首都北京。英国人雒魏林在上海开办诊所后，又在北京开办了诊所，成为后来协和医院的前身。1864年雒魏琳回国后，由德贞（John Dudgenon）接替，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活。

在皇城根生活，就很容易碰上官宦人家。所以在北京工作了几年之后，德贞终于接诊到了朝廷大员，比如内阁大学士贾桢。后来，德贞又有机会做了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的私人医生，两人可以经常交流。此外，他还和洋务派的大学士沈桂芬建立了交情[1]。

要让政府建立西方的现代医学体系，首先要培养相应人才，也就是要有西方医学教育。在德贞北漂后的第8年，也就是1871年底，他终于被当时的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聘为第一任生理学教习，并于次年开始正式授课，包括解剖和生理两部分[2]。

尽管如此，对于整个西方的医学体系，政府官方并没有真正接受，而只是仅仅局限于生理与解剖学的基础知识。

当时总理衙门一位为首的大臣曾说：「事实是我本人就不相信西医。」所以，当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企图把同文馆的一个医学班扩充为医学校时，就遭到了总理衙门的拒绝[3]。

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要等到1893年，由李鸿章投资创立北洋医学堂。

李鸿章的三次「真香」时刻

李鸿章最初也不相信西医，但他亲身经历过几次西医的治疗之后，看法就发生了转变。

第一次是1879年，英国传教医生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治愈了李鸿章妻子的病。

第二次是1887年，李鸿章口舌生疮，找多方治疗仍然久治不愈，甚至有医生诊断为「舌癌」，属于不治之症。李鸿章决定再次尝试西医，急招香港西医书院院长孟森到天津治疗，确诊为「舌下脓肿」，经引流后治愈。这便坚定了李鸿章对西医的信任，而且还与西医书院结下深厚交情。几年后，西医书院向李鸿章推荐了两名优秀毕业生，其中一个就是孙中山。

第三次是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被日本刺客枪击，在马根济主持的天津医学馆毕业的林联辉，成功地为李鸿章取出脸部的子弹[4]。

这下，西医在清政府内部高层建立起了足够的信任。

后来，袁世凯在天津成立北洋军医学堂，1906年改名为陆军军医学堂，伍连德在1907年开始担任副校长。

1894年：一场意外的「对照实验」

政府官方开始接受医学教育，这只是起步，还远未形成系统性的政策转向，1894年的穗港鼠疫就很能说明问题。

1894年，光绪甲午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一年——除了发生在北方的战争，还有在南方的瘟疫。

这一年1月，广州出现了鼠疫疫情，2月开始暴发，随后在5月传入香港。这同时也是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的开始。

正是在这次穗港鼠疫中，人类第一次发现了鼠疫杆菌的存在，为后续鼠疫的防控奠定了基础。不过，这次疫情给中国带来的价值，则是提供了一次中西医之间的「对照实验」。

疫情暴发之后，清政府的总理衙门继续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应对方式——减免赋税，发放赈济，而具体防治措施则交给地方政府[5]。

广州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传统的态度与措施——将疫情视为灾异，主要靠地方的社会组织救济。

于是，当地士绅阶层们大搞各种迎神驱疫活动，同时也筹建各类善堂赠医施药，并四处搜罗宣传各种偏方。

而广州的地方官们，除了建醮祈禳外，很少参与防疫事务。事实上，相比起控制疫情本身，这些官员更担心由疫情引起的社会骚乱[6]。

这便是千百年来，中国应对流行性疾病的传统做法了。

而当疫情传入香港之后，港英政府则按照现代医学的策略，根据治疫章程，逐户查疫区房屋，转移患者去医船或医所，并对疫区清洁消毒。当时的报纸舆论和地方官员，都认为这些做法「实属可笑」。

港英当局用硫磺进行消杀；对患者进行隔离，并且不许家属探视；死后尸体被处理，而不允许家属取回收殓。这些做法让当时的华人实在无法理解。其中，挨家挨户喷洒消毒药水和粉剂，尤其受到华人的抵制，妇女们认为这有损于她们的廉耻感。

香港严格的防疫政策，大大冲击了中国人原有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大量中国居民不是因为害怕疫情，而是因为不适应防疫政策而逃离香港，甚至逃往疫情更加严重的广州[7]。

广州地方政府没有采取控制瘟疫传播的措施，可以称得上是「无为而治」。他们组织的祈神活动，也不过是求个心理安慰。而隔壁的港英政府，则采用了现代国家的卫生防疫政策，带来了与广州不同的结果。

对于这次难得的中西医正面对决，我们可以从疫情带来的死亡情况做一对照。

关于这次鼠疫的死亡人口，广州地方政府并没有死亡人数的统计，据当时《申报》根据医生和仵作们的描述估计，广州死亡人数超过10万[8]；而香港当局官方报告的香港死亡人数为2550人[9]。

两地死亡人数相差40倍之多，这也是后来很多书籍和网络报道中经常引用的数据。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

如果进一步查阅文献并做分析的话，我认为二者的差距可能并没有那么大。

首先在死亡人数上，伍连德在30年代系统梳理中国近代鼠疫情况后分析认为，当时报道的这两地死亡数据都有些失真，广州死亡人数大约在7万左右，而香港则可能有5000多人[10]。二者差异从40倍缩小到14倍。

而相比起死亡人数，全人群的死亡率可能更能反映防控效果。

比如以新冠疫情为例，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美国死亡人数是中国的75倍，但死亡率是中国的323倍，后者更能反映疫情对全人群健康破坏性的差异。

要比较死亡率，就需要知道当时两地的人口数量。根据1911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世纪末时，香港人口大约22万。而广州人口缺乏理想的数据，据伍连德1936年时推测，疫情发生时广州人口可能有150万[11]。

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看，疫情爆发时，广州人口大约是香港的7倍，而死亡人数广州是香港的14倍。那么，两地疫情死亡率的差异就缩小到了2倍。

之所以出现了差异的缩小，主要是因为，在当时，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鼠疫患者来说，都是束手无策的，一旦得病之后，致死率都差不多。

虽然罗汝兰在《鼠疫汇编》中认为，中医治疗鼠疫效果不错，但也有中医生李钟珏直言：

「名曰核症，而无从考其核之所由起，或从温治，或从凉治，十死八九。」[12]

从后来东北鼠疫的治疗也证实，中医治疗鼠疫是无效的。

在治疗方面中医无效，西医同样也没有高明到哪里去。就像前面提到的，是在这次疫情期间，才第一次知道了病原体鼠疫杆菌的存在。但是没有疫苗没有抗生素，只知道病原体，对于治疗疾病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香港对于广州的优势，只是在于预防措施，也就是尽可能减少患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疾病预防带来的就只有2倍的差异，因为毕竟当时的人口统计和疾病统计数据可信度很低，不能这么简单的建立起认知。这里只是要说明，如果要更严谨的看待这次「对照实验」，那么两地之间的疫情防控结果，不能单纯只以死亡人数做比较，更应该关注死亡率；而且因为广州人口多于香港，所以死亡率反映出的两地间差异，其实是更小一些的。

如果面对的是这么小的差异，要让清政府做出选择可能会非常困难。

不过，这些都是我们事后整理分析的结果，而在光绪甲午年时，清政府获得的信息就是只考虑死亡的绝对人数——广州超过10万，香港则只有2550，两地相差了40倍。

在这个粗糙的数据和轻率的分析之下，竟然负负得正了：当清政府在1910年再次面对东北鼠疫的时候，他们做出了非常明智的决策——选择了伍连德。

[1]郝先中《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学术月刊2005年5月

[2]高晞《京师同文馆医学讲座》，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4期

[3]同上

[4] 张玲、司丽静《 中国近代医学社会史九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月

[5]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

[6]余新忠、夏明方《瘟疫与人：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

[7]同上

[8]赖文、李永宸《1894年广州鼠疫考》，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10月

[9] 李永宸、赖文《1894年香港鼠疫考》，中华中医药杂志2005年1月

[10]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11月

[11]同上

[12]余德埙《鼠疫抉微》，1910年

中国百年医疗史（3）：1911年大年初二，集中火化

1910年秋天，东北开始出现鼠疫。到年底，伴随着「春运」开始播散。

没错，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有春运了。不过，和今天节前春运通常是从南往北的人流高峰不同，当时的方向是从北往南的：直隶、山东的人们在东北赚了一年的钱，到年底准备回家过年。

当时快要进入阴历腊月了，返乡高峰就要到来。于是，鼠疫的疫情出现了沿铁道线播散的态势，从东北向关内蔓延。清廷首都北京岌岌可危。如果不能及时控制，整个中国都可能陷入灾难。

除了疾病疫情之外，这次鼠疫还有更复杂的背景。

当时的日本和俄国，都对东北虎视眈眈。此时他们都有大量侨民在东北，于是都已经派遣了医生去进行防治。进而两国都以清廷无力抗疫为由，以派兵相要挟，企图借卫生防疫事件进一步扩大殖民势力与范围[1]。

也就是说，如果东北鼠疫控制不理想，不仅仅是疫情向南蔓延，甚至国土与主权也受到威胁。

在这种双重夹击之下，清政府终于改变了千百年来延续的对待瘟疫的做法，中国历史上首次决定采用现代医疗的方式对待疫情。

做出这个提议的，是当时的外务部右丞施肇基。他和他的儿子施思明，对中国现代医学的兴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施肇基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张之洞的幕僚。1905年，曾随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欧美宪政改革。

考虑到当时日俄的压力，施肇基成功说服了他的上司——军机大臣那桐，决定派一位细菌学方面的专家，去东北主持抗疫工作。

接下来就是人选问题了。

有人推荐了谢天宝。他曾在美国丹佛大学留学，回国后被赐予「医学进士」，要论资质也是满足条件的。但是谢天宝拒绝了。

毕竟抗疫不是旅游，而是有极大生命危险的事情。因此谢天宝提出，除非政府事先提供一大笔的赔偿金，否则他不会前往。

然后，施肇基想到了伍连德。他们俩在1905年时就认识了。当时施肇基随五大臣出洋考察，途径马来亚槟榔屿时，结识了当时在那里行医的伍连德。现在，伍连德已经来到中国，在天津袁世凯开办的陆军军医学堂任副校长。

接到北京外务部的电报之后，伍连德马上赴京和施肇基见面，并接受了这个任务。

伍连德的条件

但伍连德也提出了条件。

和谢天宝不同，伍连德的条件不是什么经济上的补偿，而是要求：他能得到全权授权：到东北之后，地方官员必须对他全力配合，而且他可以绕过当地官员，直接用英语发电报与施肇基联系，并由施肇基翻译后直接呈中央决策。

因为伍连德知道，如果没有朝廷的全力支持，他的防疫策略很难真正推行。

就在十多年前，同样是在东北，1899年春天的营口也发生过一次鼠疫。虽然朝廷迫于各国使馆压力，命令地方政府配合协助各国领事采取适当对策，但实际上对于国外医生的提案，地方政府都是拒绝的。最终结果是，营口这个10万人城市，死亡人数达到3000[2]。

这一回，施肇基全部答应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伍连德实际上成为了东北防疫的「钦差大臣」。

鼠疫有多种类型，最常见的称为腺鼠疫，它的传播方式是鼠-蚤-人。也就是说，这一类型的鼠疫单纯靠老鼠都不会传播，还需要有个跳蚤作为中间媒介，然后传染到人身上。当时大部分鼠疫是这一类型，比如前面提到的穗港鼠疫、营口鼠疫，就都是腺鼠疫。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更严重的鼠疫类型，称为肺鼠疫。它的传播方式不需要老鼠和跳蚤，而是可以直接通过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通过飞沫就足以完成传播。也就是说，肺鼠疫让这种致死率极高的疾病，变成了人传人模式。

作为防疫「钦差大臣」的伍连德到达东北后，很快就完成了一次尸体解剖。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当时东北正在流行的，就是肺鼠疫。

伍连德很快意识到了局面的严峻性，控制疫情的关键不是灭鼠，而是管人。所以，他需要尽快组建起一直防疫队伍。于是，北京政府向各地紧急告谕，征调志愿者去哈尔滨协助伍连德。

首先到达的是一个法国医生梅聂（Mesny），没想到他反而成为了伍连德的麻烦。

致命的误判

当初谢天宝作为中国人，尚且不敢前往东北，梅聂作为外国人，毅然赶赴疫区，怎么说也堪称大义。

后来才知道，他去东北可能不是出于大义，而是大意了。

梅聂当时是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两年前曾经在唐山参与过腺鼠疫的防治。凭借这段经历，他认为自己才是统管东北防疫的合适人选。所以他来东北不是协助伍连德，而是要取代伍连德。

他先去找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伍连德是中央委派的，锡良显然动不了这个钦差大臣，所以就建议梅聂先去实地考察一下情况。

到东北见到伍连德之后，梅聂对伍连德的防疫策略大加批判了一番，以他在唐山的经验，要求按照应对腺鼠疫的方式实行防疫措施。甚至倚老卖老，并且用极富侮辱性的字眼称呼伍连德Chinaman（中国佬）。

最终两人的见面不欢而散，而伍连德则面临着异常尴尬的局面。虽然他有类似钦差大人的身份，但这也只是针对地方官员有用，而面对梅聂这样的洋大人，同时又是医学专家，伍连德的身份就毫无优势可言了。

于是，伍连德当天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北京详细讲述了事情经过，并提出辞呈。显然，辞职只是一种姿态，重要的是需要北京表态，获得政府足够的支持。

在电报发出38小时后，北京发来官方电报，撤销对梅聂医生的派出指令，并责成伍连德继续工作。

这一回，施肇基和伍连德之间的信任起到了作用，同时也体现出了施肇基的担当。

毕竟，伍连德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马来亚华裔医生，而梅聂作为白皮肤的洋医生，无论年龄还是资历，都比伍连德有优势。

施肇基如此支持伍连德，也是在赌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撤销对梅聂的任命，不见得就意味着事情结束了。

就在事情进展胶着之际，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梅聂医生感染了鼠疫！

原来，梅聂接到撤销任命的报告之后，果然没有离开疫区；恰恰相反，他立刻去了鼠疫医院，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正确，去点燃照亮真理的火炬，结果没想到却引火烧身了。

他没有按照伍连德的建议戴上口罩，就在病房里接连检查了4个病人。3天后，梅聂医生开始出现症状；又过了一天，细菌学检查检出了鼠疫杆菌。虽然在随后连续注射了两次抗鼠疫血清，但都收效甚微。最终在访问鼠疫医院后6天，梅聂因鼠疫死亡。

梅聂医生的死，在当地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就算是位居天津北洋医学堂的资深教授，医学界的头面人物，也难逃鼠疫的魔掌。

而正是公众这种恐惧的情绪，反而帮助了伍连德的工作，因为大家都认为，要保自身安全，就得听从防疫人员的警告。

惊世骇俗的决定

接下来，伍连德在北京获得的支持再次体现效果，他以医官的身份，掌握了兵权。

为了保证防疫政策的严格执行，控制人群流动，政府允许从长春调来1160名步兵，并征召600名警察，全都按照伍连德的命令在各处驻守。最终事实上做到了封城。

伍连德获得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的顶峰，在1911年春节前夕到来——朝廷同意集中火化

关系抗击鼠疫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对尸体的处理。但就像本章开头所说，东北冬天的严寒，把土地也冻得结结实实，使得挖掘墓穴变得极为困难。于是很多棺材和尸体就裸露在街道上，绵延几公里。

面对这种情况，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集中火化。

但这显然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巨大挑战，回想1894年香港鼠疫时的情况，而且马上春节就要到了，这种做法必将引发公众的抗拒。

于是，伍连德再次直接向北京发去电报，申请获取朝廷许可。同时，他也发动当地官吏、士绅领袖，邀请他们亲身目睹成堆棺材与死尸的惨象，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

（当时堆积的棺材）

电报发出三天后，伍连德收到外务部电报，通知其奏请已获恩准，可依计行事。

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二，下午2点，中国有史以来首次集中火化，在2000多具尸体上开始展开。甚至俄国防疫局成员，也前来观摩这次中国医务人员推动的历史性的进步。

（焚烧堆积棺材现场）

事后伍连德也不无感慨的说：

「即使是陈腐的清政府，对于火化尸体这一惊世骇俗、有违祖宗成法的措施，也毫不犹豫的采纳了。在我上奏其必要性的陈情电报三天后，便破天荒地获得了批准。而现代的民主政府，要批准这样的申请，所须经过的程序即使不要数月也要几周。」

整个抗疫过程中，伍连德所获得的朝廷支持，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也正是从集中火化的这一天起，每日死亡数字开始下降，并在整个2月期间持续减少，没再反复。

[1]以下东北鼠疫内容，如无特别标注，均参考当事人伍连德自传中内容：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2]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

中国百年医疗史（4）：1911年，辛亥革命掩盖下的另一场「革命」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东北鼠疫终于在3月份得到控制。

从1910年9月份出现鼠疫病例，到1911年3月底全面控制，总共历时7个月。波及范围包括东北全境以及北京、直隶和山东，总体估计死亡人数6万。

6万人，这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但如果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看，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对比1894年的广州，当时一城即死亡超过7万。而1911年时，东北全境人口超过1840万[1]，即使按照当年港英政府统计的死亡率预计，死亡人数也要至少在20万人以上。

也就是说，在当时仍然没有特效药物以及疫苗的情况下[2]，在出现疫情三个多月后才开始正式介入防疫，依靠政府的支持与伍连德的指挥，让死亡率比港英政府的降低了70%。

而且要知道，之前的穗港鼠疫是腺鼠疫，而这次东北的还是更严重的肺鼠疫——可以人传人的那种。

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胜利了。

这场防疫战争的胜利，不仅拯救了无数生命，还成功阻止了外国势力以防疫为名的军事干预。现代医学第一次成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工具，让中国政府真正认识到了它的价值。

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医学舞台上发声

1911年4月，为了总结防疫经验，中国政府在奉天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持召开国际科学会议，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医学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次会议上，东三省总督锡良发言时说：「如果铁路、电报、电灯等现代发明对这个国家的物质福利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也应该利用西方医学的奇妙资源造福于我们的人民。」[3]

这句话听起来平淡无奇，但要知道，这可是一位封疆大吏在国际会议上的公开表态。在此之前，朝廷对西医的态度一直是暧昧而犹豫的。

虽然在1911年之前，一些地方政府也曾经建立过卫生行政机构[4]，但这更多的只是地方上的尝试。它们和民间的教会医院一样，更多的只是春天前的燕子；而在中央朝廷层面，其实一直没有得到赞许与推广。

比如前面提到的谢天宝，他虽然美国留学归来，而且在1906年已经废除科举制度的情况下，朝廷仍然要再赐他一个「医学进士」的封号，以维持传统的延续。

所以，直到1911年东北鼠疫防治的成功，才真正迎来中国现代医疗制度「大雁北飞」的时刻——从此开始，春天不可逆转的到来了。

现代医学权威在中国的政治化进程，正式拉开了序幕。

中国医疗的百年社会变迁史，本质上是现代医学权威，从纯粹的技术力量逐步政治化，成为国家治理工具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进程中，传统医学、现代医学、政治力量、市场力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权力重组，每次重组都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好的医疗」以及「谁来决定医疗资源配置」。

1911年东北鼠疫的防控，正是这一进程的起点。

我们看到的1911年东北鼠疫的防控，好像只是伍连德防疫策略取得的效果。但了解过防疫策略背后的经过就可以知道，他「钦差大臣」的身份，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没有他一开始就谈好的条件，可以直接向北京发电报，与朝廷作直接沟通，就无法保证其防疫策略的有效实施。

现代医疗的技术手段，还需要加上政治上的通力支持，才确保了这次东北抗疫的胜利。

这种结合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成功的防疫。它标志着现代医学权威在中国的确立方式：不是通过市场化的专业服务逐步赢得社会认可，而是通过与政治权力的结合获得合法性。

这个特点非常重要。

从1820年传教士在澳门建立第一所医疗机构开始，直到1911年，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西方医学在民间只能产生不到1%的影响。

而一旦走了上层路线，从德贞1871年底任同文馆生理学教习开始算，只用了不到40年时间，到1911年时，中国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政策转向，并且开了国际会议。

这种巨大的反差，揭示了中国医疗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医疗难以摆脱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后来百年的历程，也在不断证实这种情况。

医生群体的价值取向

对于医生群体而言，1911年同样是一个关键节点。

伍连德的成功，不仅证明了现代医学的有效性，更证明了一条通往权力和影响力的道路：通过专业能力获得政治认可，再通过政治权力扩大专业影响。

这条道路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医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从伍连德开始，中国的医学精英们就不满足于单纯的技术专家角色，而是追求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因为他们发现，只有与政治权力结合，专业才能真正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也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医疗卫生来说，不是有了政策就等于有了结果，而是还涉及到一个广泛执行的问题。

在后面的章节中就会发现，对于专业精英和政府的意志，民众与社会并非无条件的全盘接受，而是也会产生反作用力。

医生群体在追求政治认可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来自民众的质疑和抵抗。现代医学的权威建立，不仅需要政治权力的背书，也需要在与传统观念、民众期待的博弈中逐步确立。

中国今天的医疗，正是在这样的多方互动中逐渐形成的。

一百年来，中国的医疗卫生经历了从传统医学到现代医学，从现代医学到政治改造，从政治改造到市场化冲击，从市场化冲击到综合治理的四次权力重组。每一次重组，都伴随着医生群体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相应调整。

而1911年，正是这百年历程的开端。

1894年，甲午战争埋下的种子，在1911年结出果实——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政府统治，开启了走向共和之路。

巧合的是，同一年「甲午穗港鼠疫」埋下的种子，也同样在1911 年结出果实——东北鼠疫的有效防控，让政府开启了向现代医学体系的转向。

不过，这项任务不是由清政府完成，而是交到了民国政府手中。

而且，再往后还会发现，后来民国政府决定下的「公医制度」，也是交到新中国手中才完成的。

虽然经历了改朝换代，但是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上，中国一直是在连续性的进行着。

[1]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

[2]据伍连德自传中记录，当时已有哈夫金疫苗，但是疫苗供应非常稀缺，而且效果也不理想。死去的梅聂医生就曾接种过得自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哈夫金疫苗。

[3]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4]1860年，在上海租界的工部局设立妨害处，成为日后卫生股的雏形。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成立天津临时政府，设立卫生局；1902年袁世凯接管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天津卫生局，成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卫生行政机构。1902年赵尔巽在沈阳建立的巡警局，兼有卫生管理与疾病控制功能。1900和1904年，营口分别被俄国日本占领后都颁布了卫生条令。参考：陆文雪《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史林1999年第1期；刘海岩等编《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月；刘远明《中国医学会与西医本土化1915-1949》，暨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

中国百年医疗史（5）：中国人搞防疫，经费要洋人点头

那是最好的医学时代，那是最坏的医学时代；那是智慧的年代，那是愚昧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之春，那是绝望之冬。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

1925年，协和医学院的兰安生（John B. Grant）争取到北京市政府的合作，在协和医院旁边圈了一片地盘，成立了一个公共卫生事务所，作为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的教学实验场所。

当时的协和医学院，是1921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耗资750万美元重新筹建起来的。全部建筑都是宫殿式，雕梁画栋，琉璃瓦顶。学校有独立完整的动力系统，电力、水暖、冷冻、暖气、自来水、压缩空气系统等等，一应俱全[1]，甚至连门锁、抽水马桶，都是从美国运来的[2]，每一个细节都闪烁着权威的光芒。

（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后全体人员在医院门前合影）

可是，就在这座医学殿堂的隔壁 ，在兰安生圈的那片区域内，住着1万多户首都居民，5.8万人。据协和医学院的死亡统计数据，这里的人们绝大多数都没有接受过现代医学的诊疗，就算把西医、中医、巫医全部计算在内，也有1/3的人，从生到死，都没有接受过任何一种医的治疗[3]。

「我们正通往天堂，我们也正滑向地狱」——在同一片土地上，现代医学权威的光辉与为生存而挣扎的黑暗并存，卫生理想的完美与现实世界的绝望相对。

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在萌芽阶段就遭遇了内忧外患的重重阻力。政策上，受制于国家分裂和财政匮乏；人才上，受限于教育资源和社会需求的错配；实践上，则面临精英理念与民众现实的深刻张力。

中国的现代医疗刚刚起步，医学精英们就发现，现实世界的各种问题与阻碍，都远超他们的预期。

第二章现代医疗萌芽期的理想与现实（1911-1928）

就像前面讲到的，现代医疗正式在中国登上政治舞台，是伴随着抗击1911年东北鼠疫的胜利。清政府乘胜追击，在1911年4月疫情刚过，就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借助这次抗疫胜利，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随后，为了响应这次国际会议上的建议，在1912年成立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此时已经是民国元年了。

设立防疫机构容易，不过就是找个地方挂块牌子的事儿，但要维持下去并能产生实际效果，却是另一回事。十多年前营口的经历，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

前文已经提到过，1899年营口发生鼠疫。疫情期间，外国领事馆要求在营口设置卫生局，从而可以采取必要措施防控疫情。

事情卡在经费上。根据计算，要实施防治措施，先要拿出25000两白银，然后每月还需要8000两的经费。这些钱地方政府也拿不出来。于是清政府拨款1万两白银，又从东清铁路筹了1万5千两，从当地中外居民身上筹了1万两，总算在10月份建立起了营口卫生局[4]。

除了经费，卫生局工作的开展也很不顺利。

一方面，按照中国以往的传统，这种疫病的治疗控制，都是一些民间团体负责，是部分人的「义举」行为。但是现在整个地方民众都被要求筹钱而卷入其中，老百姓感觉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了。

另一方面，卫生局中一共十个人，中国人只占3个，其他的是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和俄国人，而且局长也是英国人。他们采取的防疫措施，比如要求挨家挨户的检查，对于当地中国人来说，实在难以接受。

于是，仅仅维持了半年后，随着疫情的结束，由于经费的问题，以及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对，卫生局于1900年4月底撤销[5]。

后来营口在八国联军侵华时被俄国占领，又在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占领。俄国和日本在占领后，也都在公共卫生方面采取了一些相关政策，比如疫苗接种，检疫统计等等。很多卫生政策显然会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像疾病筛查，死亡调查统计，尸体处理，这些在当时都是中国传统习俗无法适应的事情。

就说看上去最人畜无害的死亡原因调查统计。中国老百姓觉得「人死如归」，你管他是走哪条道儿回家的呢[6]？这些工作显然给老百姓的生活增加了麻烦。

而作为国外占领者，他们实行公共卫生政策的目的，并非改善中国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而只是为了保护本国侨民，更主要的是保障本国军队的安全，实质上是一种军事行政[7]。因此在对中国居民执行卫生政策时，也不会考虑什么方式方法。

经历过三年新冠就会知道，疫情防控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或者摩擦。面对这些外来的洋人，老百姓虽然不满，但又不得不老老实实的遵守。因此，经历过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国人们，更多的将这种矛盾归结为洋人对中国人的欺负。

于是，公共卫生政策在很多民众看来，就带有了一种民族屈辱感。

现代医疗的一些主动介入行为，从一开始就对中国的传统习俗和民族情感造成了巨大冲击。

因此，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尤其是让底层民众接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真正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政策制度上极大的创新，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巨大的付出。事实上，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由赤脚医生们真正完成了这项工作。

经费问题，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以及对外来入侵者的抵触情绪，都成为维持防疫机构的阻碍。

对于1912年时的伍连德来说，他拥有中央政府撑腰，又已经得到了当地士绅阶层的支持，隔离、封城、尸检、火化，各种破天荒的事情都已经顺利做过了。

所以此刻，伍连德最迫切要解决的还是钱的问题。此时政府完全没有医疗卫生方面的预算，一切开支都得自己想办法解决。

一开始筹建的难度还不算太大，因为之前的防疫经费还有剩余的4万两白银，然后他又凭借自己超强的社交能力，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税收财政里筹到了14万两，又向吉林巡抚要到了120亩的土地，用来兴建医院[8]。

真正的困难是常年维护用的经费。就好像你手头困难时，关系很好的朋友可能会无偿接济你一笔钱，帮你走出困境；但你说以后要一直靠他养着，每个月定期给你钱，那关系再好的朋友可能都难做到了。

作为防疫机构日常的维护经费，必须要有个着落。最终各方可以接受的方案是，这笔钱从海关税费中拨付。

然后问题又来了——此时中国的海关，还控制在洋人手中，要海关出钱，需要各国公使的认可。

结果，伍连德每年六万两的经费预算，虽然经过了北京外交部的认可，但在外国使团那里被否决了。

于是伍连德再次运用他高超的社交搞关系能力，先是说服了海关总税务司的安格联爵士（Francis Arthur Aglen）,然后又去拜访公使团首席使臣、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John Newell Jordan），以及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公使。他尤其强调，建设防疫处和相关医院，是鼠疫会议上各国一致的建议，符合各国利益，而且现在医院已经建成了，只是需要日常维护的费用，最终成功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第一年的经费终于划拨下来，但这仅限于本年度，以后的申请是否批准，则取决于防疫处的工作成效。后来，伍连德每年去北京和那些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的公使们谈判。直到5年后的1917年，年度拨款才固定下来[9]。

在伍连德的超强公关能力加持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终于维持了下来，在东北多个城镇设立了下属的医院和实验室，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医师和护士。

因此，当可怕的疫情第二次突然来袭时，工作人员没有再表现出惊慌失措。他们凭借过去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以自己的信心和力量从容应对，甚至还对俄国、日本提供了帮助。

1920年东北再次爆发鼠疫，最终疫情被限制在北满和东西伯利亚，在没有特效治疗药物的条件下，在这片人口超过2000万的区域内，死亡人数控制被在了8500人，比1911年又大大进步了[10]。

（防疫事务总处同人合影，前排右三即为伍连德）

这确实是中国近代卫生史上又一次值得记录的胜利，但是，当放眼整个国家时，又会再次感受到这个胜利火花的微弱。

毕竟，这次胜利太过依赖伍连德学霸兼社交达人的个人能力——他出生在英属殖民地，拥有剑桥的博士学位，在中国英国的高层都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这样的人物实在太难复制了。

因此，虽然东北的防疫机构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如果你去翻阅各省卫生志就会发现，其他省份大都没有如此幸运，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一直没有固定常设的防疫机构。疫情如果发生在其他省份，大概率仍然难以获得理想的控制。

或许你会以为，这是东三省的防疫机构带来的局限，如果在中央政府设立防疫机构，效果会不会好一些呢？

[1] 《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

[2]常青《 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9月

[3] 陈志潜《吾国全医建设问题》，世界日报1928年8月

[4] 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

[5]同上

[6] 廖泰初：《一个城郊的村落社区》，油印本1936

[7] 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

[8]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9]同上

[10]同上

中国百年医疗史（6）：医生疏忽+家属失控，改变了历史走向

1917年初冬，内蒙古出现鼠疫。疫情很快蔓延到山西，形成大暴发，并波及山东河北等地。

和上次不同的是，1911年东北鼠疫，主要侵袭的是流动人群，而这次山西的暴发，则主要侵袭农村居民家庭。也正因为以农村为主，所以统计数据非常欠缺，估计死亡人数不少于16000人[1]。

山西离东北也不太远，有了1911年的成功经验，按理说应该再派伍连德去山西防疫啊。

确实派了。

伍连德带着团队在1918年初就到了山西，但一次意外，中止了伍连德的行程。

一次致命的疏忽

在对一位死者进行尸体解剖时，美国病理科医生埃克费尔特（Ekfelt）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取出死者的脾脏后，既没有缝合腹部切口，也没有给死者穿好衣服，就匆匆离开了。

死者就这么敞着肚子躺在那里。

这种对死者极大的不尊重，瞬间激怒了当地民众。死者的父亲要杀了这个美国医生，还带着邻居们一把火烧了医生的驻地。

虽然医生没有伤亡，但当地居民对这些「毫无人性」的洋医生们已经极度反感。伍连德也因此失去了当地民众的信任。

最终，他们不得不在1月底离开山西[2]。

应该说这是医生的一次严重疏漏，引发了死者家属的过激反应。医生确实有错在先，但这个错误不至于要承担人身伤害的惩罚。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夹杂着激烈的民族情绪，引发了一场家属针对医生的极端事件。

就是这样一次偶然事件，改变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最终这次疫情又绵延了将近半年，直到在1918年仲夏才宣告结束[3]。

继1911年鼠疫之后成立东三省防疫机构，这次疫情的影响下，北洋政府决定筹建中央防疫处，并于1919年3月正式设立。除防疫之外，还负责传染病研究，生物制品开发制造等工作，成为中央政府经营生物制品的开端[4]。

当年德国细菌学家科赫（Robert Koch）感慨于霍乱的可怕后果对政策的推动作用，将霍乱称为「我们在改善卫生条件方面最得力的盟友」[5]。那么我们可以将鼠疫称为中国公共卫生政策方面最得力的「盟友」了——也是最残暴的「盟友」。

（中央防疫处全景）

一个意外的开端

和东北的防疫处不同——那是应鼠疫研究会的建议设立的——中央防疫处的设立，据说源于一笔剩余经费。

事情是这样的：一开始是刘道仁以内务部卫生司司长身份，在山西督办防疫。据当时的传闻，防疫款项拨了上百万元，除了购买大宗药品之外，刘道仁还置办家具陈设、汽车，并且经常宴请高层官员。

防疫结束后，款项还剩十万余元。卫生司为了继续把持这笔经费，才设立了中央防疫处。刘道仁由卫生司长继续兼任防疫处处长[6]。

这位刘司长并非医学专业出身，而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7]。他在中央政府两大卫生机构中身兼要职，领着两份薪水。而他的下属职员，则利用职务之便贩卖中西药品，几年之中获利上万元[8]。

这些当时记录并非来自官方文件，可信度难以查证。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卫生司和中央防疫处在当时的口碑不佳，人们对他们缺乏信任。

这种不信任，在拨付日常经费时体现得很明显。

本来说这笔日常经费由财政部出，结果财政部未能支付。于是参考伍连德当年东北的做法，每年经费改由海关拨付。

但和当年伍连德每年赴京谈判不同，这一回海关总税务司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外医员合组委员会」，每月审查防疫处的开销，以决定是否拨付9406元的经费[9]。

这也足见当时对中央防疫处资金使用的不信任了。

昂贵的种痘

从创建之初，中央防疫处就一直面临着经费问题，即使有人想做些工作，也会大受限制。

就拿疫苗接种来说，虽然从防疫处设立起就开始自行开发制造痘苗，但却没钱建种痘处。缺资源、缺经费，又要推广接种，中央防疫处只好和社会团体合作。

1926年2月，中央防疫处和北京育婴堂商量，派人员去接种，平均每人收费2角5分[10]。

这是什么概念呢，30年代农村人均月生活费只要2元5角，城市人均月生活费也只有5元[11]。也就是说，即使对城市人口来说，接种费用也相当于将近两天的生活费。

以当时的生存状况，条件好一点的城里人，收入也只够维持温饱。如果选择种痘，可能就要有一天饿肚子。

由此推断，这样的价格进行付费接种，实际能享受到的人应该是微乎其微。

当时舆论批评说，防疫处设立以来，「数年之中未办一事，只有贩卖药品之丑声」，甚至还有人提出要求将其撤销[12]。

中央防疫处尚且如此，地方上的情况就更加困难了。

事实上，中央防疫处虽然号称「中央」，但真正参与的防疫也就仅限京津一带。对较远地区的防疫，主要就是制造疫苗，发往疫区[13]。至于最终效果如何，就很难保证了。

当时大部分省份不仅没有常设的防疫机构，甚至连卫生行政机构都只是隶属于巡警系统，更多的只是做着扫大街的工作。

[1] 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11月

[2]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3]同上

[4]金宝善《民国以来卫生事业发展简史》，医史杂志1948年第1-2期合刊

[5]Erwin H. Ackerknecht《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Ronald Press Company 1955

[6]正群社辑纂《北京官僚罪恶史（第一册）》，正群社出版1922年8月

[7]《汪荣宝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3月

[8]正群社辑纂《北京官僚罪恶史（第一册）》，正群社出版1922年8月

[9]《中央防疫处一览》，1926年7月

[10]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

[11]林竟成《中国公共卫生行政之症结》，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10月

[12]正群社辑纂《北京官僚罪恶史（第一册）》，正群社出版1922年8月

[13]张玲、司丽静，《中国近代医学社会史九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月

中国百年医疗史（7）：外行领导内行

现代医疗卫生的行政系统，在中国最早是先在地方上出现的。

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接管了八国联军建立的卫生局，成立了天津卫生局，这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卫生行政机构。随后，清末各地陆续成立了一些卫生相关的行政机构，但都隶属于警察系统[1]。

比如山东省最早的卫生行政机构，是1902年设的清道队，负责济南城区清扫，隶属于巡警总局[2]。杭州1911年设立太平坊，兼管卫生行政，隶属于省会警察厅，下设四个警察署，每署有医官一人，清道夫40人[3]。

说白了，官方的卫生工作，差不多就是扫大街。

1905年，清政府开始制度改革，设立了卫生司，隶属于巡警部。这是中央政府最早的现代卫生行政机关。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重点也还是街道卫生、垃圾处理、下水管道等等。此外还有强制防疫、食品检查、牲畜屠宰管理，医院医生药品管理等。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1928年国民政府时期[4]。

直到三十年代，北京的卫生总支出，大约30%-50%还是花在街道卫生和垃圾处理上。医院等医疗机构的花费又占了一半左右，而疾病预防、学校卫生、妇幼健康、卫生教育和生命数据支出加起来少于5%[5]。

本身经费就非常有限，还主要投入在市政建设上，预防保健、医学教育基本没得到什么重视。

1929年，朱章赓在《我国历年来公共卫生行政的失策》中指出，之前认为公共卫生的要务就是清扫街道处置垃圾，实在太冤屈了[6]。

胡宣明在《中国公共卫生志建设》中也吐槽：「或曰，『公共卫生不过清除垃圾、整顿公厕、扑灭蚊蝇耳，并非难事』，遂将关系国民生死之卫生行政付托于毫无卫生知识之警察。」[7]

北洋政府把各地卫生行政权都划给各地警察所，这些警察所的卫生管理者，基本都没有相关知识，也没有开展卫生工作的兴趣[8]。他们除了街道卫生，主要就是行使权力干些禁止或者取缔之类的活[9]。

「九龙治水」的混乱

如果卫生司只管扫大街，那疾病预防、医学教育这些事谁来管？

答案是：很多部门都在管，但谁也管不好。

前面提到的中央防疫处，以及伍连德创办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所，这都是中央机构[10]，但前者归内务部，后者归外交部。医学教育归教育部，工人卫生归农商部，学校卫生由教育部，海军部管着军务司，陆军部管着军医司[11]。

再加上政治上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卫生方面也就政令难行。地方上各省的卫生科又都隶属警察所。机构众多，业务管辖非常分散，毫无系统可言。

所以，虽然卫生司作为中央卫生行政机构也出台不少卫生条例，制订不少卫生计划，但名义上主管全国卫生行政，实际上空有其名，对全国卫生行政并没有什么有效指挥与监督[12]。这些卫生事务也都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由是十七年来的卫生司就等于虚设」[13]。

外行领导内行

更糟糕的是，就算能产生影响的地区，卫生事业也少有发展。

内务部卫生司成立后，十七年中换了九个司长，其中七个都不是医界中人[14]，比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刘道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

就算有先进的组织和制度，通通由外行人来管理，就好像一辆性能先进的新车，交给一个没学过车的人来驾驶，可能一不小心也要开倒车了吧。

更何况组织和制度还远没有那么理想。当时的卫生司完全模仿日本内务省卫生局。但日本的卫生局已经运行二十五年，根据社会状况的变迁做过多次改革重组，那是适宜日本当时状况的制度[15]。

拿人家已经创办二十五年的行政制度，用在中国刚刚起步的社会里，就好像拿一件二十五岁人穿的衣服，给一个周岁的孩子穿，还要让他学走路，想不跌倒都难。

总的来说，虽然辛亥革命政权变更，但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卫生行政，还是沿袭清政，主要隶属警政系统，而且行政组织散漫。由于连年军阀混战，政权更替频繁，北洋政府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医疗卫生管理制度，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医疗卫生管理体系[16]。

这就是现代医疗在中国刚刚萌芽时的景象。各项事业都在草创阶段，出现如此多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事实上，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的情况，就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也仍然存在类似问题。直到2018年国家卫健委和医保局的成立，问题才得以逐步解决。

虽然萌芽时期的卫生行政阻力重重，少有进展，但国内医学领域的专业精英，却没有停止自我建设的脚步。

参考：

[1]参见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江苏省、山东省、湖北省、河北省卫生志

[2]《山东省卫生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

[3]《杭州市志》（第六卷），中华书局1998年9月

[4]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5]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6]朱季青《我国历年来公共卫生行政的失策》，医学周刊集1929第二卷

[7]胡宣明《中国公共卫生之建设》，亚东图书馆1928

[8]颜福庆《民国政府应设中央卫生部之建议》，中华医学杂志1927年第4期

[9]马允清《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益世报馆1934年

[10]朱季青《我国历年来公共卫生行政的失策》，医学周刊集1929第二卷

[11]颜福庆《民国政府应设中央卫生部之建议》，中华医学杂志1927年第4期

[12]《河北省志》（第86卷），中华书局1995年5月

[13]]朱季青《我国历年来公共卫生行政的失策》，医学周刊集1929第二卷

[14]同上

[15]同上

[16]郁辉《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

中国百年医疗史（8）：美国的商业帝国与中国的酒桌决定

医生只要能看病就好了，干嘛要成立个医学会呢？

说起中华医学会，在今天的中国实在没什么存在感。除非你在医疗卫生领域工作，否则这辈子可能都不会跟它打交道，甚至很多人压根儿没听说过这么个组织。

但在众多与现代医疗制度萌芽有关的史料中，中华医学会的成立却值得特别关注。

因为，它在医学建立专业权威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在中华医学会的建立过程中，反映出中国医生与西方医生截然不同的一些特质。

可以说，它的成立，代表着现代医疗从「个体技术」向「集体权力」的重要转变。

如果说1911年伍连德在东北抗击鼠疫，代表的是现代医疗「获得政治认可」的起点——政府在危机时刻临时借用了个人的专业技术；那么1915年中华医学会的成立，就代表着现代医疗开始「主动争取政治地位」——专业群体不再满足于被动等待，而是有组织地争取话语权。

这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的转折，体现了现代医疗在中国权力逻辑的重要演变。当然，这种争取与演变，在起步萌芽阶段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而到现在，似乎在权力逻辑中也看不到中华医学会的身影，那是因为它的实际地位被另外的组织替代了，这个留到后面再说。

美国医学会：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之所以说医学会在医学专业权威中具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对照英美医学会而言的。比如美国医学会（AMA），那可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组织之一。

当今美国的医疗健康支出有多高？高到可以看作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比德国或者日本全国的总GDP都高。而美国医学会，就是这个庞大经济帝国的中央朝廷，拥有极高的话语权。

据美国医学会官网公布，医学会2022年总收入4.93亿美元。更关键的是，这些钱主要来自商业收入，会员费和期刊收入只占13%。

换句话说，这个组织早就不靠会员养活了，它自己就是个赚钱机器。

它不仅控制着医学教育标准和执业资格认证，更是华盛顿政治游说的重要力量。美国医生的高收入、高地位，很大程度上都与医学会的集体行动分不开。

在介绍中华医学会之前，很有必要通过美国医学会，了解一下这一组织在社会政治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在他那本不朽的经典名著《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中，对美国医学会的前生今世进行了精彩的讲述[1]。

书中认为，19世纪美国医学会成立时，正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当时美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兴起了大量工会商会组织，大家都想保证自己群体的利益，并寻求进一步的扩张。美国医学会正是医生群体对这一发展趋势的回应。

因此，美国医学会对内联络志趣相投的医生，制定行业规范，拒绝并驱逐各种「不合标准」的医学；对外利用医疗诉讼保护医生权益，提高医生收入，并且通过法律制定将医学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巩固医生在社会上的地位。

所以，美国医学会就是一个医生的「类工会」组织，仅仅只为医生的利益服务。

这也导致它后来对美国医疗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尤其是为了确保医生收入与地位不断升高，需要保证医生的自由度与资源的稀缺性，美国医学会成为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最大的阻力。

比如一战结束后，国会曾通过法案，为各州提供资金进行产前护理和儿童服务，以降低孕产妇与婴儿死亡率。经推算，利用这项计划，每挽救一个婴儿，只需要花费118-512美元。

这应该是好事吧？但问题来了，这样的法案需要更多的公共卫生护士与女医生，她们显然影响到美国自由执业的医生们的利益。最终美国医学会称其对专业自主权构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威胁，在1927年说服国会停止了这项计划[2]。

另外，医学会所推动的医学教育费用的增加，以及对医生数量的控制，也大大加剧了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的短缺。

尤其到了二战之后，美国医学会成为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

由于美国医学会的阻碍，美国一直没有成功推出过全民性质的医疗保险。就连被各种阉割版的「国家医保」——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仅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有限的人群进行保障与补助，也是被不断阻碍拖延了20年后，才在上世纪60年代出台。

美国医学会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是因为其在政治游说方面的巨大投入。

关于政治游说（lobbying）有很多解释，我更愿意将其简单理解为阳光下的利益交换，合法化的权钱交易。贿赂是违法的，但如果包装成游说的形式，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进行了。这么说确实有些极端，但在多数情况下应该是成立的。

为了反对杜鲁门总统增加医疗资源、扩大民众医疗保健机会的法案，美国医学会曾经在上世纪40年代发起了当时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游说活动，共耗资150万美元，并最终取得成功。

之所以花这么多篇幅介绍美国医学会的情况，是希望读者可以建立一种基础的轮廓，对于西方医学专业权威建立之后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一个基本认知，从而可以了解中国医学专业权威政治化的不同，进而更好的理解发生在中国的这一过程。

中华医学会：一场酒桌上的决定

中华医学会虽然是由一群在英美留学过的医生建立的，但是从建立之初，就和美国医学会有很大区别。

中华医学会成立之前，中国也有一个医生团体叫做博医会（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从英文名可以知道，它的全称应该是「中国教会医学联合会」，所以它的成员一开始都是英美传教医生，而没有中国人。

后来为了更好的适应和发展，决定注入中国本土元素，开始接受英美归来的中国医学留学生成为正式会员。中华医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像伍连德、颜福庆、刁信德、石美玉等人，就都曾是博医会的成员。因此某种意义上讲，中华医学会是从博医会脱胎而出的[3]。

虽然从1914年起，伍连德就已经开始四处奔波，打算筹建中华医学会了，但是它的真正的成立却没有那么正式，应该就是在一次饭局上定下来的。

1915年2月5日，博医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为了迎接传统新年，21位中国医生一起聚会吃午饭[4]。饭后，颜福庆就趁热打铁，开会决定成立中华医学会，规定了会员年费。大家现场捐款，共筹得300元。会议于下午2点45分结束，中华医学会就这样成立了[5]。

可见中华医学会的成立还是极富中国特色的。

可以想象1915年春节前的那场饭局：21位医生围桌而坐，觥筹交错间聊着各自的行医见闻，从疑难病例谈到洋人医院，从同行八卦说到行业前景。

酒过三巡，可能有人说了句：「咱们这些学西医的，总是各自为战可不行啊！」

然后有人附和：「是啊，大家得抱团，像洋人那样搞个学会！」

然后颜福庆酒意上头，一拍大腿：「择日不如撞日，干脆今天就把这学会给办了吧！」

众人可能会先是一愣，然后哄堂大笑。但颜福庆是认真的，当场就开始张罗：会费怎么收，章程怎么定，甚至连名字都想好了——中华医学会。

于是乎，这群平时精打细算的医生们，在酒精的催化下变得格外豪爽。你掏十块，我出二十，最多的唐乃安捐了100，不一会儿就凑了300元大洋。

就这样，一个本该经过深思熟虑、反复筹划的专业组织，竟然在酒桌上三下五除二就敲定了。午饭时聊出来的决定，下午2点45分会议就散场了——中华医学会就此诞生。

本来只是一次酒桌上吹的牛逼，竟然这么快就给实现了，并且在当年就出版了第一期《中华医学杂志》。

在这一期杂志中，发布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提出了医学会的四条宗旨：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系华洋医界[6]。

从宣言书中对这四条宗旨的解释来看，说白了就是，要抱团取暖，形成利益共同体；建立行业门槛，与江湖郎中划清界限；培育社会需求，让民众接受西医理念；借助外部资源，获得技术和话语权支持。

一言以蔽之，就是联络同行感情，建立专业权威，获得社会认可。

中华医学会1916年第一次大会合影

对于中华医学会的成立，社会上的反应还是比较积极的。

比如1917年初，在广州召开中华医学会第二次大会的时候，时任北洋政府总统的黎元洪就发去贺电，广东省省长朱子桥在会议期间多次设宴款待参会的会员代表，广州香港的媒体也做了广泛报道[7]，应该可以引起国内社会各界的关注。

不过毕竟学会才刚刚成立，而且本身国内的新式医生就很少，所以实际的社会影响力来看，可能并没有那么大。

更重要的是，以中国的文化传统，要想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必须与政治和权力建立联系。这一点和美国就非常不同了。

用《美国反对美国》里的话说，美国是「钱管社会」，钱成为社会管理中的一个基本媒介。以钱为中心的一整套机制构成美国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社会围绕着钱组织起来[8]。

可以说，在金钱社会的美国，医生的专业权威是为了经济变现；而在权力社会的中国，医生的专业权威则是政治权力的一种分有形式。

因此，中华医学会如果真的想进一步实现自己的诉求，与政府结合是必由之路。

[1]以下关于美国医学会的内容，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Paul Starr《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Basic Books，January 1982

[2]"Harding Signs Sheppard-Towner Act–November 23, 1921." American President A Reference Resource

[3]刘远明《中华医学会与西医本土化—1915—1949》，暨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

[4]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5]俞凤宾《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华医学杂志1915年第1期

[6]《中华医学会宣言书》，中华医学杂志1915年第1期

[7]俞凤宾《中华医学会第二次大会记》，中华医学杂志1917年第1期

[8]《美国反对美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1月

中国百年医疗史（9）：医学会账本里的秘密

当时中华医学会成员中，也确实有些政府的关系。医学会前十位的会长，全部都是留学英美回来的，与当时上流社会关系密切。

比如伍连德从清末起就在政府中就颇有些人脉关系，除了前面提到和施肇基的关系，他还曾接受过载沣、袁世凯、蒋介石等政要接见，并给袁世凯看过病[1]。

但即便这样，第一任会长也给了颜福庆。毕竟他哥哥颜惠庆，当时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后来还做了国务总理。

这关系，更硬！

俞凤宾出身江苏太仓名门望族，父亲俞棣云是中国电报事业的先驱，他的八个儿女也都留学美国。

牛惠霖牛惠生兄弟俩的父亲是第一批留美幼童，也是宋氏三姐妹的姨夫，所以宋庆龄宋美龄一直称牛惠霖大表哥。

刘瑞恒在美国留学时，和宋子文、宋美龄关系很好，甚至当时有传闻，他和宋美龄还有过一段恋情[2]。

所以，在那个时代，并非学医让他们有了社会地位，而是因为有社会地位，才能有资格有机会做医生。

但是就像前面说的，在卫生行政方面，医学专业人士话语权其实很小，卫生司九任司长中，有医学背景的只有两位。

更重要的是，此时北洋政府卫生行政机构的官员背景，更多是受到德日派人士的影响。以英美留学归来的医生为主组建的中华医学会，就很难获得更多资源。

英美派与德日派的明争暗斗

即使是在医学的学术层面，中华医学会也面临着德日派医生的挑战。

就在1915年5月，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的当年，汤尔和、方石珊等人迅速在北京组建了以日本留学归国医生为主体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3]。

在本土西医人才资源并不充裕的民国初期，中国竟然一沪一京、一南一北的并存了两个全国性医生社团。伍连德、颜福庆等人与汤尔和、方石珊等人的明争暗斗，实质是中国近代海外留学格局的内在矛盾所致。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近代大规模的海外留学运动有西洋与东洋之别。因日本明治维新以德国为样板，也就有所谓英美派与德日派之说。

以后将会看到，英美派和德日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从北洋政府时期一直延续到国民政府，对民国时期卫生行政带来很大影响。

这种留学国别的门户之见，在整个民国时期的政界、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屡见不鲜[4]。

中华医学会建立之初就经历的分裂与对峙，恰恰体现出中国新式医生的一些特点：

其一，对权威的天然崇拜与师承观念。

对医生而言，职业经历告诉他们，科学真理是神圣的；但同时求学经历也告诉他们，获得真理的法门也同样神圣。

虽然有过留学经历，学习新式医学，但是骨子里那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传统观念，将一个本应开放、统一的专业领域，变成了一个个以学术谱系为纽带、壁垒分明的「门派」。

其二，兼具文人相轻的习气和拉帮结派的需求。

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士大夫的特点。他们既互相轻视，竞争激烈，瞧不起对方那一套；同时又要倚重人脉，顾及面子和关系。

他们深知，要在中国社会里混，关系网络可能比专业技能更重要。门派和人脉，成为医生争取专业权威与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

其三，深受权力意识主导，但又并非单纯的个人野心，而是在利己主义中，又带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与济世使命感。

作为社会精英，他们的个人经历让他们更加自以为是，相信自己那一套才是对的，从而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沿着自己认定的「正确道路」，去实现民族的健康复兴，从而让自己彪炳史册。

中华医学会与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所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新式医生，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于政治化的热切向往。并且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医生们的这种特质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财务看本质

中华医学会和美国医学会还有一个差异，可以从财务情况上看出来。

一直以来，国内对医学史的研究，只是注重于制度变迁，或者专业技术的变革，而忽视了财务状况的分析。

但事实上，从财务视角了解一个组织的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这个组织的本质。

因此在这部中国医疗的社会变迁史中，我将不仅关注历史上说了什么话和做了什么事，还会更加重视财务视角的分析，从而帮助我们洞察出更多隐藏在人物言行背后的信息。

医学会的日常运营维护以及杂志的出版发行，都是需要钱的，所以中华医学会需要有自己的收入。它的第一笔收入，就是在成立时的那个饭局上，向当时在座的21个医生收取的「捐款」300元大洋。

后来医学会成立之后，向会员收取会员费，接受团体的捐款，还有杂志出版后售卖的费用。

除此之外，从《中华医学杂志》1915年第一期，就开始刊发广告了。所以，广告收入也就成为医学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医学杂志》广告（左滑更多）

据《中华医学杂志》刊登的1915年度财务报告[5]，显示当年广告收入295元，约占总收入的23.8%；而会员费及特别捐款收入为921.5元，约占总收入的74.3%。

这两项加起来的占比，超过总收入的98%。所以医学会的第一年，相比起杂志售卖的收入，还是广告费用更可观一些。

到1924-1926两年度的财务报告时[6]，广告收入达到了4820.06元，占到医学会总收入的41.4%；而会员及捐款收入占比，则下降到下降28.3%，杂志销售收入占比则增加到8.3%。

此时的广告收入，已经超越会员费与捐款，成为医学会绝对的收入支柱。

到1927年时，单年的广告收入达到了4200元[7]，比之前又有了大幅度增加。

可以说，对于中华医学会来说，广告收入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这从《中华医学杂志》中广告所占篇幅中也能看出一二。

在1916年第一期上发布了招商广告之后，第二期的总广告页面就占了全部页面的8.3%（包括目录总共120页，广告占10页）。到1928年第一期时，封面和封底上都已经有了广告，广告篇幅占到了11.6%（总共190页，广告占22页），单期广告量比12年前增加一倍还多。

结合每年出版的期数，每期杂志的广告量，以及总的广告收入，可以推算出平均每一篇广告的刊例价也在提升，也就是广告费也变贵了。

也就是说，《中华医学杂志》从刊例价到广告量，都在增加。这带来的，是每次中华医学会大会时待遇的提升。

学术会议的商业化

1916年第一次大会时[8]，参会的共有70多人。会议一共六天时间，每天除了演讲讨论学术交流之外，还由中英大药房、五洲大药房、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华英大药房和金星保险公司，邀请会员们游览聚餐，舞台观剧。

这些药房和保险公司，从一开始就是《中华医学杂志》的广告主。

到1924年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大会时[9]，会员的食宿差旅已经全部报销，而且每天会雇定车辆参观游览，或者宴请吃饭，各种舞会茶话会，看戏观影，娱乐活动丰富了很多。

而且，到会「新发明仪器及各种新出版品」有21家，可知其赞助商来源。

从《中华医学杂志》中的广告，到医学会大会上的赞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商业活动的增加，更是一种全新的利益结构，伴随着新型的医疗体系，正在悄然形成。

现代医学天然地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显微镜到X光机，从疫苗到新药，每一项医学进步都离不开技术创新。

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与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资本需要技术来创造利润，技术需要资本来实现突破。

在这种「结构性纠缠」中，医学会议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只是纯粹的学术交流。当21家「新发明仪器及各种新出版品」的厂商云集南京时，学术讨论与商业展示已经水乳交融，难分彼此。

医生们也不再只是单纯的知识权威，而是成为了这个商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他们既是新技术的使用者，也是新产品的推广者。

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也将带来深远的后果。

到30年代，我们将会看到这一逻辑的自然延伸：药商给医生回扣成为公开的秘密。

这固然有医生私德不修的问题，但是当其成为风气时，也不能忽视现代医学整体机制的内在矛盾——当医学的「科学性」从一开始就与商业利益形成复杂的共生关系时，随着这一体系的发展与成熟，利益输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使在今天的世界各国，也都概莫能外[注]。

所以，在解读现代医学「科学性」与学术机构权威时，必须意识到其伴生的利益网络：我们不应全盘否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