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只需要一个——愿为百姓脱一层皮，哪怕被骂，也要把事干成的人。
他来了，拆毁一座旧城；他走了，一座城为他跪地哭喊！
他不是明星，不是偶像，却让无数市民甘愿放下尊严，只为留住他。
为何他既是“拆拆”，又是“疯子”，却成了大同人心里的神？
2013年正月初四，天刚蒙蒙亮，大同古城墙下已经站满了人。
没人通知，没人组织。有人穿着睡衣就来了，手里攥着热乎乎的烤红薯
有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举着“耿市长别走”的纸牌；
还有孩子被爸妈扛在肩上，冻得直跺脚，却一遍遍喊：“耿伯伯回来！”
这不是追星现场，而是一场自发的挽留。
一个市长调离，整座城像丢了魂。
可就在五年前，耿彦波刚来时，骂声比今天的人还多。
“又来个搞政绩的！”“拆我家房子？门都没有！”
“这疯子要把大同拆成废墟！”——街头巷尾，全是怨气。
有人给他寄过刀片，有人在工地泼过粪水，连本地论坛都把他叫“耿指倒”：指哪拆哪，倒行逆施。
谁能想到，五年后，同一个名字，会被写在横幅上、刻在心里，甚至有人跪在雪地里，只为求他留下。
其实，耿彦波早就习惯了被骂。
早在灵石当县长时，他就因修王家大院被骂“败家子”。
老百姓不理解：放着煤不挖，非要去修什么老宅子？
干部们也嘀咕：“文化能当饭吃？”
可耿彦波不信邪。他是山大中文系毕业的，骨子里有股文人气。
他常说：“一座城没文化，就像人没魂。”
王家大院修好后，游客蜂拥而至，灵石财政翻了番。骂他的人，悄悄闭了嘴。
后来到榆次，他又花500天重建老城。
当时机关单位穷得接婚宴补贴开支，他硬是顶着压力引资改造。
结果呢？一条路带活一片商铺，常家庄园年入千万。
可这些成绩，在大同面前，都不算什么。
因为大同，是真的“病”了。
2008年的大同，说它是城市，不如说是巨型棚户区。
60万人口，16万人挤在潮湿发霉的平房里。冬天取暖靠烧煤，空气里全是硫磺味。
云冈石窟前，运煤车日夜轰鸣，佛像脸上积着黑灰。
法国专家来考察，直接摇头：“这是全球最丑的城市。”
更扎心的是本地人的态度。一位父亲对儿子说：“考不上大学，你就一辈子埋在这儿；考上了，永远别回来。”
耿彦波第一次去古城调研，踩了一脚黄泥水，鞋底黏着垃圾。他蹲在城墙根下，摸着那几米高的土垛子，沉默了很久。
第二天，他扔出一句话：“大同不能再等了。历史给的机会，只有一次。”
于是，一场近乎“疯狂”的改造开始了。
他提出“一轴双城”：西边复建古城，东边建新区。
7.2公里城墙要全部合龙，护城河要挖10米宽，十大古建群同步修复。
同时，三年内建16万套保障房，安置所有拆迁户。
账算下来，500亿。而大同全年财政收入，才121亿。
钱从哪来？他压公务员工资五年不涨，砍掉所有单位小金库，连饭桌上多一道菜都要挨批。
他自己常年穿同一套西装，领口磨得发白，皮鞋沾满泥浆，饿了就啃方便面。
为了省钱，他亲自谈判。
公交车采购，砍掉15万一辆；宣传片制作，硬压20万。
开发商私下苦笑：“在他手里想赚黑心钱？门都没有。”
可最狠的，是对工程质量。
《大同》纪录片里有个镜头：他抓起一把水泥，直接塞进包工头衣领：“这沙子比例不对，你糊弄谁？”水管漏水？当场返工。井盖不平？罚到你破产。
他说：“大同经不起第二次折腾。这次冲上去，就活了；冲不上去，就死了。”
当然，代价也沉重。
拆迁最难。有人守着祖屋死活不搬，有人把耿彦波比作秦始皇修长城。
商户从城里搬到新区，生意一落千丈，堵路抗议是常事。
耿彦波怎么办？白天强拆，晚上上门道歉。
他亲自坐在小板凳上，听老太太哭诉：“这房子是我嫁妆啊……”然后当场协调，补面积、调楼层、帮找工作。
他拆了规划局、国土局的房子，连副市长的家也没放过。
有人说他冷血，可他自己住的宿舍，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楼，墙皮剥落，暖气不热。
最争议的，是“文物造假”。
专家怒斥：大同是北魏古都，你修明清风格，不是保护，是篡改历史！阮仪三教授直言：“这是风景区，不是文化遗产！”
耿彦波没争辩。他只反问一句：“如果城墙就是一堆黄土，谁会来看？游客不来，文化怎么活？”
他赌的是现实。在一个连公厕都要排队的城市，先让人活得有尊严，再谈风雅。
转折点，发生在2012年。
那年冬天，大同的天突然蓝了。
燃煤锅炉拆了3000台，绿化面积翻了三倍，御河两岸种了七八十个树种，春夏之交，满城缤纷。
游客开始多了。云冈石窟不再被煤灰覆盖，华严寺的晨钟重新响起。
曾经不敢邀请亲戚来的大同人，开始在朋友圈晒古城夜景。
骂声渐渐少了，“好市长”的称呼悄悄传开。
可谁都没想到，2013年初，省委一纸调令，耿彦波要去太原。
消息传开那天，贴吧炸了。
“我刚签了安置协议，他走了咋办？”“工程款还没结，会不会烂尾？”
“新市长要是推翻规划，我们岂不是白搬了？”
恐慌像野火蔓延。于是，有了那场雪中的签名潮。
有趣的是，连当初骂他最凶的人，也来了。
一位曾泼过粪水的商户，红着眼说：“他拆了我的店，但也给我分了新房，还帮我联系新摊位……我骂错了。”
他走后，大同果然乱了一阵。
护城河被填建筑垃圾，西城墙三年未合龙，多个项目停工。
开发商李如东干完活，400万尾款只拿到10万“安抚费”。有人绝望地说：“耿市长一走，大同又回去了。”
直到2015年，张吉福接任书记，明确表态：“耿彦波的路，必须走下去。”
2016年11月18日，西城墙最后一块砖砌上，7.24公里古城墙终于合龙。
那天，许多老人站在城墙上，默默流泪。
不是为砖，是为那份差点断掉的希望。
如今，十年过去。
耿彦波早已退休，网上偶有他遛弯逗孙子的视频，白发苍苍，笑容温和。而大同，还在艰难转型。旅游收入破百亿，但经济增速仍在全省靠后。
可有一样东西变了：大同人的腰杆挺直了。
他们不再说“逃离家乡”。年轻人拍短视频介绍善化寺的飞檐，学生回乡创业开文创店，连外地游客都说：“大同，有味道。”
一部粗糙的电影《塞外有家》，讲的就是这段故事。豆瓣评分8.1，最高赞评论是：“因为是家乡，所以满分。生活，永远高于艺术。”
回头再看耿彦波，他未必是个“完美官员”。
他强硬、固执、不讲情面，甚至有些“独断”。强拆伤过人，仿古惹过议，作风激进得让同事喘不过气。
可在一个习惯“拖、等、靠”的时代，他像一把烧红的铁钳，硬生生夹住了大同下滑的命运。
他拆的，是破败的平房、违章的建筑、腐朽的体制；他建的，是干净的街道、完整的城墙，更是一座城久违的尊严与希望。
今天，当我们讨论“好官”时，或许不必苛求圣人。
这样的人，大同记得。历史，也该记得。
毕竟，能让一座城跪着哭喊的，从来不是权力，而是人心。
参考资料：《造城市长耿彦波》，瞭望东方周刊
《耿彦波：强势造城的争议与荣光》，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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