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地位堪比霍梅尼，也是宗教权威，却被对方软禁至死

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市在20世纪初是个多元文化的地方，阿塞拜疆族人居多。沙里亚特马达里就出生在这里，1906年1月5日，他的家庭有宗教背景，从小就接触什叶派教义。他早年去伊拉克的纳杰夫求学，那里是什叶派学术中心，他师从多名知名学者，钻研教法和神学。后来他转到伊朗的库姆，继续深造，还和年轻的霍梅尼有过接触，两人当时都对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政策不满，但方式不一样。

沙里亚特马达里在库姆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他创办了伊斯兰研究中心和几所学校，推广什叶派教育。1961年，大阿亚图拉博鲁杰迪去世后，他成为少数几位顶级宗教权威之一，信徒遍布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和海湾地区。他的教令影响巨大，许多人视他为温和的marja，能平衡传统和现代需求。这时候，他的地位已经和流亡中的霍梅尼不相上下，都被视为什叶派的精神支柱。

1963年，巴列维国王镇压反对派，霍梅尼被捕面临死刑。沙里亚特马达里公开宣布霍梅尼是大阿亚图拉，根据伊朗宪法，这种级别的人不能被处决。这直接救了霍梅尼一命，让他改为流亡土耳其和伊拉克。沙里亚特马达里没参与激进行动，但他通过这个举动巩固了自己在教士中的威望，也显示出他对宪政的重视，避免了更大冲突。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从1963年开始，推动土地改革和妇女权益，但也削弱了教士的经济基础。沙里亚特马达里支持土地再分配，认为这符合伊斯兰的公正原则，能减少农民贫困。但他批评国王的专制行为，比如限制议会权力。他在库姆的讲话中强调，真正的伊斯兰政府应该尊重民意，不是靠强权维持。这让他成为温和反对派的代表，许多人找他调解纠纷。

到1970年代，伊朗经济表面繁荣，但底层不满积累。沙里亚特马达里通过慈善网络援助穷人，推广无息贷款，避免高利贷剥削。他的学生在西北省份活跃，推动地方宗教改革。他还跨境影响阿塞拜疆社区，强调文化自治但不分裂国家。他的书籍解释教义，主张宗教远离政治操控，这和霍梅尼的激进路线形成鲜明对比。

1978年1月，库姆示威中，安全部队杀了6名抗议者。沙里亚特马达里公开谴责这种暴力，呼吁释放政治犯，并要求霍梅尼返回伊朗。他的声明在大不里士流传，激发了更多抗议。政府污蔑教士为反动派，他回应说，如果维护宪法就是反动，他愿意当这个反动派。这番话激励了民众，推动全国罢工和游行浪潮。

革命进程加速，1978年9月的黑衣星期五事件中，军队射杀数百人。沙里亚特马达里协调教士网络，避免暴力升级。他支持工人罢工，认为公正待遇是伊斯兰要求。1979年1月，巴列维逃亡，沙里亚特马达里欢迎变革，但坚持新政府应基于1906年宪法，让议会主导，避免教士直接掌权。

霍梅尼1979年2月1日返回伊朗，沙里亚特马达里发信祝贺，但两人分歧很快显现。霍梅尼推velayat-e faqih，让教法学家监督一切，包括解散议会和指挥军队。沙里亚特马达里反对，认为教士是信仰引导者，不是统治者。他在公开场合说，这种模式会扭曲伊斯兰本质，人民该自由选举政府。

沙里亚特马达里的支持者在阿塞拜疆成立穆斯林人民共和党，主张地方自治和民主改革。1979年宪法公投中，他呼吁修改条款，减少法基赫权力。他的政党在大不里士有影响力，但和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党冲突。1979年底，Tabriz发生叛乱，当局镇压后，政党被解散，他的势力减弱。

1979年11月4日，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66名人质。沙里亚特马达里于11月26日谴责这个行动，说扣押外交人员违反伊斯兰伦理和国际规范。他呼吁释放人质，以维护伊朗声誉。但这激怒了激进派，他们视之为对革命的背叛。他的研究中心被监控，书籍流通受限。

人质危机持续444天，到1981年结束。沙里亚特马达里继续批评新政权偏离初衷，比如任意逮捕和财产没收。他调解派系纠纷，试图缓和紧张。但霍梅尼的支持者加强控制，1980年关闭他的机构，逮捕多名追随者。他在库姆的住所成为监视对象，活动范围缩小。

1981年，伊朗伊拉克战争爆发，沙里亚特马达里谴责战争升级，主张和平谈判符合伊斯兰原则。他的学生地下组织会议，讨论政权改革。但当局通过媒体攻击他，称其反革命。他的影响力在教士中仍存，一些人私下支持他的温和路线，避免公开对抗。

1982年4月，前外长萨德克·戈特布扎德被捕，指控阴谋炸毁霍梅尼住所并推翻政权。在酷刑下，戈特布扎德供出沙里亚特马达里知情并提供资金支持。尽管沙里亚特马达里否认，这不符合他的和平主义性格，但当局以此为由逮捕他家人，进行宣传抹黑。

沙里亚特马达里被带到法庭，检察官穆罕默德·雷沙赫里据说殴打了他。老人被迫在国家电视台读认罪书，向霍梅尼求饶——这个人20年前他救过命。政府无法处决他，因为他是穆智台希德，但关闭了他的所有机构，剥夺大阿亚图拉头衔，这在什叶派史上罕见。

软禁从1982年开始，他的住所被隔离，禁止访客，甚至医疗受限。他儿子和女婿遭拷问，家人被捕。当局没收财产，切断外部联系。他的健康恶化，患上癌症但得不到充分治疗。支持者抗议被镇压，国际媒体报道了他的困境，但伊朗政府否认虐待。

在软禁中，沙里亚特马达里无法继续教学或颁布教令。他的信徒转入地下，许多人移民国外。他的案例暴露了革命后权力斗争的残酷，温和声音被边缘化。1986年4月3日，他因癌症并发症去世，享年80岁。当局报告是自然死亡，但条件限制引发质疑。

葬礼低调，仅允许少数家属参加，教士被禁出席。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批评这种处理。他的墓地在库姆一个普通公墓，简单石碑反映当局态度。他的遗产在阿塞拜疆社区延续，一些人视他为失落的温和伊斯兰象征，提醒教士政治介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