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建州之间的经济战：人参和貂皮竟然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关于明朝和后金的战争，大部分历史爱好者都只关注双方的军事斗争，很难注意经济上的较量。后金之所以能够对明朝发动战争，必然有经济发展的基础。从明朝中叶以来，建州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为明朝所忌惮。明朝也采取了诸多的措施限制女真经济发展，多体验在贸易限制、技术封锁等，那么努尔哈赤又是如何打赢这场经济战争的呢？

一，进口农具和耕牛，实现了农业发展的飞越

明朝前期，建州女真辗转多地，终于于正统年间定居于辽东苏子河流域。此地气候相对黑龙江流域较为温暖，适合农业的发展。明朝中期，建州的农业迅速发展，明朝和朝鲜的铁农具、耕牛大量流入建州地区。耕牛是国家生产的战略资源，铁器又涉及古代国家的国防安全，所以明朝和朝鲜都严禁将耕牛、铁器卖给女真人。

但有需求就有市场，明朝的官方意志无法阻碍民间交易的繁荣。仅在1584年，建州就从辽东马市购买了铁铧一千件。到建州统一之时，苏子河、猪婆江（浑江）流域的河谷地带基本开发为了耕地。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后，更是重视对耕牛、铁器的引进。努尔哈赤每一次到北京朝贡后，都会在回程途中购买大批的耕牛和铁器，如1584年就买了铁铧四千三百八十八件、耕牛四百三十头。

努尔哈赤对农业的重视是明确的，他说“蒙古以饲养牲畜、食肉、着皮为生”，而女真族则与蒙古不同，“乃耕田食谷而生也”。

根据《朝鲜实录》的记载，正统年间的建州浑江“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佟家河、苏子河流域“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1619年，朝鲜被俘虏的李民寏（在《建州闻见录》中提到此地“土地肥饶，禾谷丰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秋后掘窖以藏，渐次出食，日暖便有腐臭。其土产禽、兽、鱼、鳖之类，蔬菜瓜茄之属皆有之。”

努尔哈赤还不断扩大耕地面积。苏子河河谷基本开发完毕了，努尔哈赤就派人去边墙之外耕种，实行屯田，“分遣人牛，临边住种”，“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为了收回建州的宽甸之地，努尔哈赤多次派遣人去找明朝“索地”。最后，明朝辽东李成梁耐不住努尔哈赤的软磨硬泡，最终将宽甸归还给了努尔哈赤。宽甸之地是肥沃的土地，非常适合耕种，后来成为了建州重要的粮仓。

女真刚南迁的时候，部落缺衣少粮，不得不求助于朝鲜和明朝的救助，朝鲜和明朝就以粮食为筹码，对女真进行欺压。在女真爆发饥荒的时候，明朝甚至熟视无睹。可见，明朝将粮食作为制约女真发展的“武器”。到后金初期，女真人的粮食已经基本实现了自足，佛阿拉城的储粮多达即达17400金石（34800石）。不仅如此，在局部地区，女真人还可以将粮食卖到辽东。女真打破了对明朝的粮食依赖，是后金敢对明发动战争的底气。

在农业生产中，女真人广泛使用奴隶（包衣），尤其是贵族家庭。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明朝一代劫掠辽东汉人而来，数量庞大。女真贵族使用奴隶耕种，形成了庄园（拖克索）。1595年，朝鲜使臣申忠一在访问建州之时，就记载了沿途有6处庄园。旗箭制度形成后，贵族基本从事军事征伐，庄园的农业生产则基本由奴婢负责。奴婢没有人身自由，是贵族的资产，所生产所得大部分归贵族，只有少部分留给自己。这种农业模式和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度有一些相似之处。

介于贵族和奴隶之间的是平民阶层，主要有女真平民（诸申、伊尔根）、汉人平民和蒙古平民等。普通女真人是自由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但需要缴纳赋税、提供徭役。建州人中的“伊尔根”还有“国民”的含义，泛指努尔哈赤管辖下的所有居民。

明朝后期，辽东大量的汉人因为不堪重税的压迫，逃亡建州，史称，“逼入夷地逃生者，无虑数千万家”，“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努尔哈赤对这些难民非常欢迎，将他们安置在宽甸等地，让他们耕种土地，让汉人缴纳赋税，成为了建州的“伊尔根”。后来，在建州还兴起了一些汉人居住的城镇。汉人的涌入，也进一步充实了后金的人口，加速了农业的发展。

二、手工业的技术——打破了明朝的技术封锁

女真人的手工业远不如汉地发达，但其中的冶铁行业需要进行简单的介绍。女真人很早就会冶铁，但冶铁业落后。明朝前期，女真人主要通过贸易从辽东、朝鲜获得铁农具等铁器。明朝和朝鲜都深知大量的铁器流入女真，会加速女真的农业开发和武器进步，因而在严禁铁器出口。不过这种管控基本流于形式。

明朝后期，女真地区的冶铁业逐渐发展起来。1483年，女真人赵伊时哈回答朝鲜官员说：铁产于火拉温地，并且多有治工。火喇温即明代文状中的忽喇温，指扈伦。可见海西女真之地的冶铁较地区发达。

佛阿拉城建成后，在北门工匠居住点，专门打造兵器铠甲，“甲匠十六名，箭匠五十余名，弓匠三十名，冶匠十五名，皆是胡人，无日不措矣”。建州的冶铁技术较为高超，打造的武器十分精良。史载“银、铁、木、革皆有其工，而唯铁匠极巧”，“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铁”。

努尔哈赤非常重视对工匠和技术的引进。传统的中原王朝以农业为本，忽视工商业，工商业者的地位是社会末端，可努尔哈赤认为工匠是“贤人”，不可怠慢。他说“有人以为东珠、金银是宝，那是什么宝呢？天寒时能穿吗？饥饿时能吃吗？收养国的贤人，理解国人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制造国人不能制造物品的工匠，才是真正的宝贝”。他给与工匠以丰厚的物质待遇，对逃到女真地区的汉人、朝鲜工匠一律“欣然接待，厚给杂物，牛马亦给”。外来的工匠聚集在建州，推动了女真的社会进步。

除冶铁业之外，纺织业也是女真重要的产业。女真人的纺织业主要有毛皮纺织。麻纺织和棉纺织。女真地区气候严寒，以毛皮为主要服饰材料，“非皮不可御寒”。麻纺织是女真传统的纺织部门。1531年，卢琼就说建州女真是：“乐住种，善纺织，饮食服用，皆如华人。”

女真人虽然会纺织，但没有丝织业和棉纺织业，所以也要从辽东购买大量的布匹衣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努尔哈赤积极推动棉花的种植和桑蚕养殖，他说“要开始种植棉花，专赖收获，才有衣穿”，很快后金“始育蚕巢丝织缎，种棉织布，传布于全国”。努尔哈赤让大量的汉人妇女从事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女工所织，只有麻布，织锦喇绣，则为汉人所做。”

明朝得知女真在大力引入棉花种植技术，也开始和女真打起了技术封锁战争。明朝刻意在山东等地推广植纤维短、易炸裂的劣质棉花，刻意让女真人来学习，并让女真人带走了伪造的图纸，甚至明朝人还在棉花中混入棉铃虫茧，将病虫害带到了女真地区，让女真的纺织业深受其害。不过，在大量的汉人涌入建州后，棉纺织的技术问题最终还是迎刃而解，女真打破了对明朝棉纺织品的依赖传统。

煮盐是后金时期发展起来的产业。后金建立之前，女真地区的盐基本依赖于进口。盐在古代属于官方垄断经营，私人不敢贩运到辽东贩卖，所以女真人只能通过朝贡贸易获得少量的食盐。后金建立之初，人口剧增，食盐匮乏。努尔哈赤抱怨道：奴隶逃跑，都是因为没盐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努尔哈赤在1620年派人到东海（日本海）沿岸煮盐，“顷顷之间，收得四百余驮”，女真的盐业至此起步。

三、商贸发展——利用人参、貂皮赚取大量财富

女真人的本业为渔猎民族，即使是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农业较为成熟，但采集渔猎依然是支柱产业之一。东北的大山深处，有无数的山珍，比如人参、珍珠、野生菌、松子等；有无数的野生动物，如野猪、野鹿等，女真人通过狩猎可以获得丰富的肉类，还从动物身上获得了毛皮。通过采集和渔猎获得的物资，除了自食自用之外，还可以用来交易。

女真地处于蒙古、朝鲜和明朝之间，是贸易的枢纽。女真人会将本地的人参、貂皮、珍珠、马匹等卖给明朝、朝鲜和蒙古，以换取白银、粮食、衣物、铁器、农具、耕牛等。

在早期，明朝和女真的贸易主要以朝贡贸易为主，女真人主要向明朝进贡马匹、海东青等，以获得明朝丰厚的赏赐。明朝中期，由于国库空虚，财政危机严重，朝贡贸易的规模和频率收到了限制。到明朝后期，建州女真不断崛起，明朝更加严格地限制了对努尔哈赤的朝贡贸易。自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建州和明朝的朝贡贸易就结束了。

朝贡贸易走向了衰落，互市贸易则走向兴盛。明朝后期，工商业繁荣，内地对女真地区人参、貂皮的需求暴增，两地之间的人参贸易和貂皮贸易兴起。万年三十五年之前，每年的人参交易量可以达到10万斤，女真每年获利百万两，最高可达250万两。《酌中志》中记载称，明朝宫廷每年需要的貂皮就有1万张，狐皮六万张，通过貂皮贸易，女真也获利了大量的财富。汉学家狄宇宙推测此类贸易可能使明朝从日本和美洲进口的白银总量的四分之一流入女真。

万历后期，有官员向朝廷建议：通过压低人参的价格来削弱建州的经济，使得“商贩日稀，参斤无售。彼（努尔哈赤）之财源不裕，自将摇尾乞怜”。很快，明廷就采取了贸易限制措施，严格限制女真人参贸易，并刻意压低人参价格，导致建州人参贸易几乎陷入停滞，大量的人参堆积起来，每年腐烂的多达数万斤。

为了解决这个危机，努尔哈赤发明了“浸烫晒干法”，就是先将人参煮一遍，在晒干，如此就可以实现人参的长期保存。随后，“浸烫晒干法”在建州迅速推广，大家都将人参煮了晒干，保存起来，导致市场上的人参大为减少。而明朝对人参的需求量还在不断增加，人参的价格最终还是保住了，建州获得了人参价格战的胜利。

明朝和女真的前期交易以马匹为主，可见明朝对军事和马政建设比较重视。后期，明朝和女真的交易主要集中在人参和毛皮，这是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但也说明了明朝的宫廷、官府和民间的更为腐化，奢侈性的消费日益高涨。通过互市贸易，建州女真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明朝辽东的边防危机也愈发严重。

《努尔哈赤全传》是清史学家阎崇年创作的长篇历史传记，历经三十年修订完善而成通俗版本。全书记述其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统一女真诸部、创建八旗制度、制定满文及建立后金政权的历程，涵盖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等关键战役。通过“天合、地合、人合、己合”的“四合”脉络，解析其在明朝、蒙古与叶赫部多重势力中的政治策略，并揭示其与李成梁关系及十二桩历史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