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你找准自己的定位了吗？

编者说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当下，如何实现差异化发展，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是确保众多高校挺过生源危机的有效途径。最新发布的《追踪学生成长：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监测的探索与实践》一书，解析了美、英、德三国与中国香港的高校分类发展经验，以期为更多高校找准自己的定位和办学使命提供参考。本文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摘选，标题为编辑自拟。

公立高校如何争创一流？

卡内基分类的目的是帮助政府以有限的资源，在“卓越”（excellence）和“机会”（access）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其高校体系中原有一批顶尖的私立大学，不依赖于州政府财政，因而可以放手追求卓越，在全国以至全世界吸纳最优秀的生源并配备顶尖的师资。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里，这是特例而非常规。另一方面，为了服务本州居民，州立大学必须将百分之八九十的招生名额投放州内，其结果当然无法与私立大学面向全国以至全球的生源相比。克尔深知，用本州纳税人的钱办世界一流大学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因此卡内基分类中不同层次高校系统的设计，目的是既能让顶尖的州立大学冲击世界一流，又能为本州居民提供教育机会。

克尔的设计虽然在加州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但向其他州推广却步履维艰。原因是，很多一流的州立大学是自然形成，而非政府指定。比如说，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等名牌公立大学，都像英国名校那样，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和州政府的拨款及相应政策关系不大。至于经费来源，美国高校有民间筹资的传统，因此上进的州立大学往往能够通过筹款来补充州拨款之不足，用捐赠款项来高薪聘请世界级学者，以此提升大学声誉。这才是美国州立高校中也能产生世界一流的原因所在。

德国的两大类高校均为公立，均依赖政府财政。因此，虽然高等专科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上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但与英美一流大学相比，德国学术型大学的竞争力显然不足。“卓越计划”能否通过使命区分实现对一小部分顶尖大学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仍有待时间考验。更难预料的是，当资源开始向研究型大学倾斜，高等专科学校是否会因此受到伤害？毕竟，德国没有像美国那样强大的私立高校系统，两大类高校都从政府一个钱包里取钱，因此，左支右绌、顾此失彼的后果不是一个假设，而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高校除民办以外大多由政府资助，虽有教育部直属、地方直属和省部共建等资助模式，但全国性和地方性高校之间的分工并不清晰。此前的985和211、目前的“双一流”，都是通过政府指令设定高校使命。加州大学通过民间筹资开拓资源的做法可以借鉴，而德国高校为争一流开始打破平衡发展的传统，亦值得参考。

如何为教学/应用型和职业型高校设计上升台阶？

以研究卓越评价高校的方法已为当代高校和社会广泛接受，但以教学优异而成为业界标杆的高校并不多见，美国小型文理学院是难得的例外。这类高校也是私立，有可能将教学做到极致，在声誉上与顶尖的研究型高校比肩。然而，世界上多数国家高等教育体制由公立高校支撑，除非政府在资源分配上倒向教学型高校，否则成功复制美式文理学院的胜算不高。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英国政府在2016年启动“教学卓越框架”（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简称 TEF），意在通过设立评估指标（教学质量、学习环境、学生学习成果）来实现高校之间以教学优异为标杆的分化或分类。中国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项目，并作了介绍与推荐。1问题是，这个项目实施不久，成效未知，而且英国国内对于 TEF 的争议也不绝于耳。2

TEF的尝试除了需要为社会所接受，还需要制度的保障。因此，如何设计一个激励机制，鼓励教学型高校力争上游，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德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德国职业型高校之所以成为世界的艳羡对象，原因之一是它们自成一体，形成与学术型高校对应的声誉台阶，为这类高校提供了上升的空间。在制度上，国家通过立法实行双元制，即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2012年巴登－符腾堡州的双元制大学成为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HRK）新成员，双元制大学和其他大学获得同等地位，达到“等值但不同类”的状态。3

反观中国教学型和职业型高校，传统上学术地位较低，难以形成德式的专业声誉，加上毕业生在就业方面并无地域限制，使得地方财政缺乏为之加码的动力。再者，即便教学型和职业型高校自觉地以“服务地方”为使命，但在现实中，高校使命与市场或产业的需求不完全匹配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政府应当考虑利用审核评估这个指挥棒，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促使这类高校提升教学质量，并在人才培养上更好地对接地方发展需求。

政府如何有效推动高校分类？

除英国外，多数高校分类背后的推手是政府。中国香港的高等教育起步较晚，直至1991年创办科技大学，才开始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因此，由政府推动的高校分类，其初衷是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的弯道超车，却在借鉴经验时操之过急，忽略了高校发展的基本规律。教资会推行的分类至少有三个问题：

其一，将分类当成行政手段，与大学拨款、学额分配等挂钩，堵住了高校争创一流的上升通道。这种管理方法对于政府钦点的“研究型大学”固然有益无害，却极大地伤害了城大和理大冲击世界一流的积极性，并为这两所大学的成长设置了本不该有的障碍。

其二，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管大学，以为角色分配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大学得到贯彻执行。然而大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比如说，政府在创办科大时满心希望它成为香港工程与科学教育的最高殿堂。谁知 20多年过去，科大的科学没有超过港大，工程与城大不相上下，而其商学院却一不小心登上世界顶峰。

其三，完全忽略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在高等教育发展上的独特优势。当教授和高级主管实现了全球招聘，大学校长和学院院长们带着先进理念来到香港，却与政府任命的管理班子在办学理念上冲突不断。再者，由于英文是教学语言，香港的大学能在海外招生方面与欧美名校一决高下。结果却是，政府推行的分类对高校海外招生毫无帮助，而且还造成无谓的内耗。

参考文献：

[1]冯磊，马星．大学外部评价的英国探索：卓越框架体系的形成、特征与发展趋势 [J]．教育发展研究，2021，41(5): 69 — 76.

[2]例如：Fazackerley, A. (30 May 2017). TEF: Big Upsets Expected in Offi cial UK University Rankings. The Guardian； Grove, J. Will 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 Shatter Old

Hierarchies?[EB/OL]. (2017-06-08) [2024-10-11]. https: //www. timeshingereducation. com/

news/will-teaching-excellence-framework-shatter-old-hierarchies.

[3]史秋衡，杨玉婷．均质与分化：德国高校分类发展的战略选择 [J]．江苏高教，2021(2): 9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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