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清明,天津西郊,风很大。
村北那块老坟地,草已经长到膝盖了。
有人远远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提着塑料袋,慢慢走到最角落那块灰黑色的墓碑前,什么也没说,扫了扫灰,又静静站了几分钟。
没人上前问,没人打招呼。
等他转身离开,连背影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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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禹绍国,禹作敏的大儿子。
说起来 禹作敏这个名字,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了。
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在北方农村一带,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大邱庄的“庄主”,能调动上百亿资产的“农民企业家”,还当过全国人大代表。
那时候,他的照片上过《人民日报》,家里来了多少外宾、记者,门口每天都停着几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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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能想到,1993年春天,一场突然而至的联合调查,把这一切都打碎了。
那天是4月15号,天津市纪委、公安、武警一起出动,没提前打招呼,直接进村。
当时的村民说,天还没亮,街上已经站满了人,黑压压一片。
几小时后,禹作敏被带走,罪名包括非法拘禁、妨害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等。
不到一年,判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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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不公开,判决也很快。
媒体上曾经唱赞歌的那些报道,一夜之间变了口风。
原来他不是“致富典型”,而是“典型问题”。
可真正让人意外的,是他家人的集体消失。
他的大儿子 禹绍国,曾经是集团副总,外宾接待、合同谈判,处处有他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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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之后,他几乎彻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工商登记显示,1997年他在天津南开开了家叫“华禹商贸”的公司,主营百货,注册资本不多,也没什么新闻。
几年后,公司搬了几次,始终没做大。
后来又注册了一家食品批发公司,地址换到西青区。
公司还在,但人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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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邻居,都说:“不说话,不见人。”
他每年回一次大邱庄,扫墓,走得早,没人陪,也不进老宅。
比起大哥,次子禹绍政的经历更曲折。
判了10年,2003年出狱。
没回村,带着母亲在天津南市服装街租了个小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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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才走,几乎不跟人说话。
铺面后来扩成三间,生意还算稳定。
有媒体调查过,说他在和平区有两套高档住宅,名下没公司,所有产业都挂别人的名。
2007年,有记者打电话去试图采访他。
他只说了一句:“已与父亲划清界限。”就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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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女儿的情况更难查。
大女儿嫁进了天津一家叫“津美集团”的单位,婚后改姓,没再参与家族企业。
中女和小女早年嫁到河北和内蒙古,户籍也迁出去了。2000年后,村里统计过探亲记录,三人都没再登记回村。2008年,村里修纪念广场,请禹家后人出席揭幕,一个也没来。
后来,有记者曾去找她们的子女,想确认他们是不是还在天津生活。
没人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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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电话打过去,对方直接挂掉。
就像整个家族,悄无声息地“蒸发”了。
可村里人没忘。
尤其是那座别墅。
别墅在村中心,三层白墙,90年代初建造时,被称为“小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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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作敏住在里面,办公、招待、开会都在那儿。1993年之后,楼被查封,内部清空,归集团所有。2000年后没人管,门窗破了,玻璃碎了,墙皮一层层掉。
草从院子里爬到台阶上,一直到门口。
那时候的大邱庄,确实辉煌过。
从70年代末开始,靠着乡镇企业起家,焊管、钢铁、建筑、运输,样样干。
禹作敏提出“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口号,把整个村子当一个大公司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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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光是村支书,还是集团董事长,连电视台都自己办。
有段时间,全国各地都来考察,很多人说要“大邱庄模式”。
但大邱庄的成功,是靠高集中度的家族管理支撑的。
禹家人几乎包揽了所有关键岗位。
从企业到村委,从财务到人事,都绕不开一个“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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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管理方式,在那个年代不算少见。
江苏的华西村、山东南山村,也都有类似结构。
但问题是,一旦家族出事,整个体系就会迅速崩解。
1993年之后,天津纪委接管了大邱庄集团,原有的权力体系被彻底拆掉。
禹绍国辞职,禹绍政入狱,其他家族成员陆续撤离。
那年起,村里再也没有一个禹家人参与管理。
更值得一提的是,禹作敏的身后事。
1999年10月,他在天津天和医院病逝,没有遗言,也没有公开悼文。
骨灰由家属低调带回大邱庄,没进祠堂,也没葬在家宅,而是放在村北祖坟边的一角。
墓碑是水泥底、黑花岗岩面板,只写“禹作敏之墓”,无职称、无生卒年,落款是禹绍国。
2006年起,天津开始执行新殡葬管理办法。
服刑期间去世者的骨灰不能入公共墓园,也不能办公开葬礼。
村里也开会决定,不再为其举行集中祭祀活动,甚至不列入村志。
从那以后,村民提起他,语气都很谨慎。
有人说:“他当年是有能力的。”也有人只摇头:“不方便说。”
2007年,他的长子曾试图申请将其入祠,未被批准。
村委回复:“目前形势不宜。”
而大邱庄,却没停下脚步。
1997年起,集团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引入第三方管理。
原有的重工业体系调整为以焊管为核心的新产业。
到了2023年,已有三家焊管企业入选中国500强,“友发钢管”、“京华制管”、“正大制管”都在村内设有总部。
友发年产值超300亿,员工上万人。
总部就建在当年禹作敏办公楼旧址上。
村口原来的浮雕也拆了。
原来写的是“艰苦奋斗 富而思进”,现在换成了“依法治村 创新发展”。
禹家的名字,自此没再出现在任何官方文书上。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改革开放全纪录(1978-2008)》,人民出版社,2009年。
南方人物周刊,《重访大邱庄》,2009年第15期。
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天津市志·殡葬志》,方志出版社,2011年。
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年报》1994年4月特稿。
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登记资料,1997-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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