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前，为何没发生大规模学潮?左派学生如何被安全转移?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指示：

“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其已进入解放区受训者（如泊头)，目前绝不容许再出去。”

如何使这些人安全转移，成为地下党面临的主要问题。

1、“职业学生名单”上榜者大转移

北大各校区自8月19日清晨开始被围，各路口都有军警把守，并有校内内线的配合，“如有应捕之学生，由校出来，内线人员暗中指明，即予拘传”，参与此次抓捕的警察每人每天可补贴餐费200万元。校内的右派学生积极通风报信。因左派学生经常在女生宿舍灰楼开会，右派女生曹式懿即守在女生宿舍灰楼门口。另一右派学生金承艺也在民主墙上写文章批评左派学生。

形势使得上了名单的人必须尽早离开。但有的学生却仍大摇大摆于学校，例如第一批名单上的李鸿藻在8月20日早晨仍在校门附近吃早点，被内线看到报告军警而立即被带走，幸被其他同学看见，10余人一拥而上将李抢回，并称不能逮捕不在名单上的学生（李鸿藻已将学生证上的姓名涂改为熊易生），方免被捕。

参与“抢回李鸿藻”行动的颜琳被军警询问“你是谁”，颜慨然回答：“我是自治会理事”。过了不久，第二批名单即送到学校，颜已赫然在列。

对于学生这种缺乏警惕的行为，数次见及李鸿藻等人大摇大摆于学校的郑天挺批评道：“这样招摇过市是甚么意思？是不是怕人家没有入校逮捕的理由。”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此前左派在校得势，当局一直没有对北大采取实际的镇压措施。1948年4月，当局曾准备抓捕12名北大学生，后因校方和学生的反对而未遂。因此，左派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轻敌心理。二是因为学生对校方抱有较高期望，希望学校能阻止军警入校。

自治会代表8月20日去见胡适时碰了钉子，胡适对他们说：“学校不能说特刑庭不合法，你们也不能说它不合法。”

24日胡适又对学生代表周绪平说：“你不要来找我了，再来就开除你。”于是学生决定采取集中住宿的办法，发动所有留校同学搬到红楼住，这样即便军警入校抓人，也难以认人。

孤悬于外的北大四院也在筹划全体迁入沙滩红楼。其时，名列“职业学生名单”的四院学生林道茂和闻人昌早已迁到沙滩区，这一点四院主任樊际昌也知道，于是不同意学生搬往红楼。训导长贺麟也不肯借校车给四院，胡适对此更是大发脾气：“你们要求全北大同学集中住红楼，这是一二人所操纵的…自治会发动事情不能用签名方式，应当用无记名投票才能保证投票人投票的自由。”

可见胡适对左派学生们平日在校把持舆论的行为早有不满。8月21日，北大四院学生听说军警闯入北平师范学院抓人，感到人人自危，连中间分子也同意集中住宿，大家立即搬铺盖住教室，还在教室里喷了消毒剂。23日，四院学生才返回各自宿舍居住。与此同时，沙滩区学生也因军警进入北平师范学院而大感紧张，加紧转移上了名单的学生。

待转移的学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学生于8月22日晨由十余位同学掩护，自松公府校门同时出发，有的往南，有的往北，被掩护者则趁乱来到西语系英籍教授Empson家躲藏，再设法经天津前往华北局城工部所在的河北省泊头镇，北大学生袁洪铎等6人就是这样逃走的。

另一部分学生原计划由红楼翻墙至东斋吴恩裕教授家里，由吴设法找人着国军军装开吉普车到东斋，把军装换予躲藏的学生穿上，再出来坐吉普车逃走。

幸运的是，22日清晨正遇上军警换岗的空隙，学生径自从吴恩裕家雇三轮他往，刚一撤走，上岗的军警就来了。总之，被困于沙滩区的15名上“榜”学生最终顺利离校，先在教授家暂为躲避，随后于9月初到达泊头镇。

至8月22日，北大沙滩区的“职业学生名单”上榜者几乎全部转移，仅有农学院和医学院的7人被捕。农医两院尤其是农学院内线较多，军警在内线的配合指认下得以抓捕数名学生。

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在北大校方坚决抵制军警人校的情况下，只好让步。

8月24日，陈继承复信胡适：

适之先生：
收到先生23日的信。关于特刑庭传讯学生的事，治安机关有协助执行的责任，先生负责保证贵校被拘传的除到案的以外已无一人在校，我们当然相信，…我们希望凡确知不在北平的学生，请学校方面转知他们，从速到当地法庭投案，否则也一样开除学籍。如果他们或他们的同党再在学校活动，负有司法警察任务的宪警，将根据职权，随时到学校逮捕，这是该先向先生声明的。

由此可见，北大校方与北平当局之间达成共识，双方都作出了让步。

学校的让步是开除名单上的学生，使其无法继续以学生身份在北大校园从事革命工作。北平当局的让步是相信校方关于名单上的人“已无一人在校”的保证，最终没有入校抓人。

8月24日，北大训导长贺麟陪同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北平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处长汪道渊、宪兵十九团团长梅庆岚等人巡视北大红楼、四院、工学院、医学院等处，北大周围的戒严正式解除，此次逮捕行动告一段落。

2、其他学校的搜捕情况

以各校情形论，此次北平第一批“职业学生名单”共250人，其中北大71名，北平师范学院35名，清华31名，燕大31名，辅仁24名，朝阳大学11名，中法大学4名，华北学院16名，铁道学院7名，中国大学12名，国立艺专8名。北大上榜人数最多，却是各校中唯一未遭军警闯入的学校。

城内学校如辅仁、朝阳、中国大学等校的学生在名单公布当天就遭到军警入校逮捕，一些未在名单的学生也因缺乏证件被捕。燕大和清华苦撑了几天，最终军警分别于8月21日和22日进校搜捕。

关于军警搜捕清华，北大学生罗荣渠因暑期暂住清华园而成为见证者。

据他8月22日的日记，下午3时清华校长梅贻琦自城内打电话通知师生做好军警入校的准备，晚饭后，清华学生在明斋前集合以备检查，外校学生（包括罗荣渠）则在体育馆前集合。6时半，军警入校检查，核对每位学生的证件和照片，对看名单上有无其姓名。罗注意到，军警对北大、师大朝阳等几个上“榜”人数较多的学校的学生查验极为仔细，对他校学生则不多加留难。

两天后，罗荣渠途经燕京大学附近一个路口时尚因北大学生的身份而被把守的军警挡住仔细检查。在清华被搜捕的过程中，令罗大感意外的是：

军警“都不是我想象的凶恶可怕，反之倒很是彬彬有礼。在开始检查第一个同学时，他还向同学先微微鞠了一个躬。我看那领队的官长（大概就是所说的某处长吧)也很斯文有礼，笑嘻嘻的。他对陈福田教授说：‘贵校真是太大了，真说要搜查的话，就是一个星期也检查不完，哈！哈！’搜查完毕，一位‘同志’走过来招呼培先（罗的同学），原来他们是熟人。他说他们不过是奉了命令来的，搜查也还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也是如此，检查宿舍的军警根本是在掩耳盗铃地依样画葫芦而已。他们并没有进入各斋的每人寝室去搜寻什么证据或禁物，只是大致看看寝室里有没有人就算了，有些寝室甚至连瞧也没有一瞧”。

刊登在《新路周刊》的一篇文章则对搜检清华的军警产生负面印象：

当陪同检查的教授和一群军警见面时，两排分立，中间一位宪兵连长走来走去，他看看清华浓绿的树荫和汩汩的小溪之后，就顺便发了点小牢骚：“赶明日我也考考清华，休养休养！”弦外之音是，有这么好的环境，还不安心读书。有一位教授却觉得学校是读书的，不是休养的，所以就对他说了这么一句：“你还没有看到图书馆，那儿每天读书的学生，总是坐得满满的。”

而那位连长在“哼”了一声之后却说：“哼，如今的大学生真不像样。”…这位教授无可奈何之余，自然是无话可说。

这段话体现了当时颇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学生白拿国家公费，浪费大好的读书机会于罢课游行中。其中尤其体现了作为武人的军警与作为文人的学校师生间的隔膜与敌视。

与清华等校相比，北大免于搜捕已属幸运，但在接下来的1948年秋季学期中，学运不可避免地偃旗息鼓了。除了11月初小小地爆发了大一学生争温饱的校内游行，北大在和平解放前再未发生轰轰烈烈的学潮。但这只是山雨来临前的平静。

3、最后的较量

1948年9月初，随着大批毕业生和名列“职业学生名单”的左派学生的离校，北大“民主广场上人影稀疏，呈显出空前的冷落”。左派方面“皆较暑假前沉寂。一般群众愤恨敌人，但亦无可奈何，有恐慌心理，不敢公开出头”；右派方面则“暗流回涌”，欲趁左派力量空虚之际扳回一局。

因此，1948年九十月间，左右阵营之间围绕社团登记法、学生自治会选举法、争温饱运动展开了北平解放前的最后一次较量。

9月11日，北大还未正式开学（9月13日开学)，训导处就贴出《布告》，要求校内各社团于10月14日前“来训导处办理登记手续”，凡“不登记者，不准张贴壁报，并不准享受登记社团之一切权利”。

《布告》还附发了新版《北京大字学生社团登记及管理办法》，规定不仅社团负责人须登记，所有社员也须登记；原已登记的社团，须重新登记；每次壁报出刊，须将壁报负责人的名字写在壁报上，以示文责自负。

尤其是“全体社员”必须登记的规定，较之此前仅要求社团负责人登记的规定更加严厉，显系“八一九”事件后校方重新加强学生管理之举，遭到学生的普遍反对。

学生们就此事询问训导长贺麟，贺麟说：“条文是死的，执行条文的人是活的！”学生才安下心来。

此外，数位学生自治会理事因“八一九”而离校，导致自治会难以为继。因此，开学后，北大很快开始改选自治会。但左右双方在投票规则上存在较大分歧。

自9月中旬开始，政治系右派学生金承艺以其主办的壁报“独立评论前锋”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异调：“北大是不民主的，惯以多数压倒少数。”“北大充满左右派斗争，只有我们才是最公正的，不偏不斜的第三者”，吸引了黑压压的新旧学生上前围观。

10月7日，各系级开会选举出了出席全校学生自治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政治系1945级级会上，金承艺等7人提议采用单记名投票法选出代表。此前，无论是系级投票还是全校投票，均采用连记名法。

两种投票方法的区别在于，按照单记名法，无论最终要选出多少位理事，每位选民只能投一个候选人；按照连记名法，每位选民可以同时投给多人，视需要而定。

例如，全校自治会共需选出23位理事，若用连记名法，则每个投票人可以连选23人，若用单记名法，每个投票人只能选1人，从而造成选票分散。结果便是，连记名投票法可以保证选出的绝大多数理事均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单记名投票法则有可能选出一些票数相对靠前，但并未获得半数以上支持的人。

换言之，单记名投票法可以保证少数派在自治会亦有其代表，连记名法则容易导致自治会全部为多数派占据。因此，单记名法对右派学生有利，连记名法对左派学生有利。

金承艺的提议遭到其他人的反对，有人提议对投票法进行表决，金心知对方的人占多数，若表决肯定于己不利，于是拒绝表决，并宣布退出政治系1945级级会。这样，当天的选举仍然采用连记名法。翌日（10月8日)，级会将选举结果公布在壁报墙上，被一位支持单记名法的学生撕去。

与此同时，“独立评论前锋”继续在壁报墙上“揭露”所谓复员以来北大的左右之争，遭到“大众”“生活”“希望”等左派壁报的一致抨击。

10月10日，各系级此前开会选出的代表正式出席全校自治会代表大会，讨论新届自治会理事选举问题。在这次会上，又有一位法学系四年级代表提出，选举理事应采用单记名投票法，被与会者质疑这到底是其个人意见，还是法律系四年级的意见，随后开始表决。

这一提议以1：100的比例被否决了。

10月12日，气急败坏的“独立评论前锋”在壁报墙上声称：“主席控制会场…多数表决不民主。”

其实，单记名和连记名投票法各有优劣，左右两方对此亦各取所需，“独立前锋评论”派无非是想通过单记名投票法选出代表己方的自治会理事，打破左派独占的局面。

因此，对于这两种投票法，校方及教授们亦各依不同的立场得出不同的评价。立场偏左的教授楼邦彦在10月23日自治会竞选会上鲜明地表示：

自治会“如何组织根本无所谓，不必在某些细节上大加争执，甚至提出什么政治学上从没有见过的名词来胡搅。…在争执着细节而且故意把学生自治会和通常政治组织相比的，除了一些消极的向来不问团体生活的人我们可以不管外，就是一些积极破坏团体生活的分子，对于他们，大家可以请他退出团体去，至少可以在精神上不把他们当作团体的一分子”。

尽管如此，大部分教授仍然表示：“选举之方法，以更自由民主能表现多数人之意见为更好，但少绝对之意见。”

除北大之外，燕京大学左右派学生之间也围绕连记名、单记名展开斗争，一度选出了两个自治会。

对此，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表态道：

“无论在国家、政党、学校或任何组织里，反对派之产生乃民主之秘诀。燕京一向是由一部分人在搞自治会，其他同学不太过问，本人甚喜欢在同学中持反对意见者也表示他们的主张，此实燕园民主环境中之一可喜现象”，可谓立场鲜明。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陆志韦的态度则较温和：“‘单记’，或“连记’投票办法，各有利弊，也都不完全民主，所以折中办法有考虑的必要。”

10月29日，新一届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按连记名方法选出，一共21人当选理事，左派仍然占据主导。与此同时，北平逐渐被中共军队包围，变成了一座围城。金承艺眼见“局势是一天天的垮下来了”，遂于11月间离开北平，后来渡台。

1948年秋季围绕自治会选举法的争论随即走入历史的尘埃。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