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印度发展为何远落后于中国？印学者提出意想不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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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安迪·穆克吉

编译 |江文轩 张谦和

编译审核 |张谦和

本期编辑 |曹寅聪

本期审核 |单敏敏 陈珏可

编者按

“中国为什么比印度发展的好？”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认为关键在于制度优势、有人认为关键在于历史文化；有人归咎于印度迟到的十年，有人则认为印度选错了发展路子。然而，巴尔蒂和杨利另辟蹊径，其研究认为，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政治制度的表象之下，教育是导致中印发展差距的更根本性原因。其认为，英殖民统治对于印度文官治理人才偏好、以及教育精英化思想与印度不平等社会结合，促使印度长期形成重视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的偏好。而中国高度重视基础教育普及，即便在特殊年代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基础教育开展。中国基础教育投入极大提高了中国劳动力的平均素质。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学生倾向于选择理工科专业，而印度学生则偏好文商法专业，专业偏好差距同样导致了两国在发展路径以及最终发展结果上的差异。巴尔蒂和杨利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印发展差距提供了新视角。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网络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对外开放。尽管两国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带领数亿人摆脱贫困，但若按照真实购买力衡量，中国人均收入却已是印度的两倍有余。这巨大差距背后根源何在？

中国和印度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全球化道路。一个立志成为世界工厂，从玩具、电子产品干起，如今剑指电动汽车、半导体。另一个则倚重IT软件等服务业。二者人口结构亦不尽相同。中国青年人口激增带来的红利在短期内延续的同时，独生子女政策缓解了人口膨胀，中国因此得以在人口老龄化前触及富国门槛。而印度正逐步释放人口福利，尽管其目前缺乏足够就业岗位吸纳剩余农业劳动力。此外，两国政治体制也存在差异。中国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国家，政治、社会稳定，而作为多党选举的民主制国家，印度政治却混乱得多。

以上便是现有主要观点。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博士后尼廷·库马尔·巴尔蒂（Nitin Kumar Bharti）和莱布尼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利在其论文《是什么造就了21世纪的中国和印度》（The Making of China and India in 21st Century）中提出，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政治制度的表象之下有一种更为根本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印在教育领域现代化之际便走向不同路径。巴黎经济学院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的研究者们借助自1900年以来官方报告、年鉴，建立数据库，追踪记录了中印两国学生的学习情况、时间、内容。结果显示，过去100年来，中印教育选择了不同道路，两国人力资本、生产能力因此出现巨大差异。以下是巴尔蒂和杨利的结论。因为先于中国50年接触西方教育，20世纪之初，印度的学生人数为中国八倍之多。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中国学生数量方才迎头赶上。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总入学人数已与印度持平。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教育稳步发展。尽管在文革时期，大学本科教育陷入混乱，但中学教育发展并未受到多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的大学入学率高达中国五倍。但到2020年，情况已然扭转，中国向高等院校输送的大学适龄人口比例远高于印度。二者截然不同发展的历程根源于历史。19世纪晚期，中国晚清统治者需要大批职业人才来处理军事相关生产（译者注：此处意指洋务运动）。相比之下，英国殖民者并不乐见印度成长为制造业中心。因此，他们在教育系统中更偏重于培养文员、初级行政人员。此外，印度社会中只有较富裕阶层才有机会得到相关教育，进入政府。1947年独立后，印度高度重视高等教育机构，甚至不惜缩减基础教育资金，加倍支持高等院校。

重视高等教育是印度自上而下的选择。根据巴尔蒂和杨利的研究，1960年代出生这一批人，印度文盲率接近一半，而中国只有10%。在印度，或因农村基层师资不足，或因家境贫困被迫辍学，总之，学龄儿童辍学率高居不下。但中国则坚定推动基础教育，让大量儿童接受5年制小学教育，因此许多学生得以进入中学，完成共12年的基础教育，而后进入大学。

在大学教育方面，该研究有更惊人的发现。整体上看，印度的本科生中社会科学专业学生占绝大多数。而中国则更倾向于将学生培养成教师、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农业专家，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起，法律、商科等人文学科类学生比例逐渐下降。

图中各学科学士学位比例显示，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加强工科教育，而印度则培养了过多文科学生。图源：巴尔蒂和杨利，“是什么造就了21世纪的中国和印度：1900-2020年的人力资本积累研究”

中印在教育路径上的差异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991年，凯文·梅菲（Kevin Murphy）、安德雷·施莱弗（Andrei Shleifer）、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Vishny）便在其论文（译者注：原文标题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Implications for Growth）中指出，国家要实现经济高速发展，更加依赖于工程专业人才而非律师。（在中国，经济改革激活了法律、经济学领域人力资本新需求，使其重新焕发生机）。

人们普遍认为印度是“工程师的国度”，这种观点在美国尤其盛行。的确，包括微软公司、谷歌母公司Alphabet在内的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都在印度出生并接受教育。但是中国快速扩张的高铁网络、领先全球的电动汽车表明，巴尔蒂和李扬发觉到中国竞争力一个常被人忽略的根源。他们指出，“中国的工科、职业教育占比较高，加之基础教育完善，因此发展制造业基础更好，阻力更小。”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表明，中国愿意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而在南方谈话前不久，时任印度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也果断抛弃社会主义、孤立主义。“印度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行为体。”辛格还引用维克多·雨果的话说，“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思想必将冲破一切旧的束缚”。

然而，历史是有惯性的。英国人在印度教育注入的精英主义偏见延续至今。巴尔蒂和李扬论文中最后一项发现指出：1976年，中国为1.6亿错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人提供成人教育，培养其识字和算术能力，而印度只有100万人。中国经济增长能领先印度，这一群体及其后代功不可没。

作者简介：安迪·穆克吉（Andy Mukherjee），彭博社专栏作家，曾供职于路透社、《海峡时报》。

本文编译自彭博社网站2024年11月7日文章，原标题为

The Secret Sauce of the China-India Rivalry I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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