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 一个共和国的高级将领,最早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这事儿说起来挺出人意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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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它确实发生在1930年代的陕北,一个叫王六生的红军小兵,跟着部队转战南北,枪林弹雨里成长。
可就在他当上连队指导员的时候,有一天却因为不会写名字,愣在了原地——他得写报告,可连“王六生”三个字都写不出来。
那时候在红军里,这种事其实并不少见。
许多老战士出身贫寒,能识字的都不多。
可指导员这个职务,不光要带兵,还得讲政治、做思想工作,得能写、能讲。
不会写字,怎么当指导员?这事儿搁现在,可能就直接换人了。
但那会儿的部队不是这么想的。
王六生没被换下来。
反而是他所在的12团党总支书记欧阳文,亲自教他认字、写字。
不是上课那种,是手把手的教。
他们住在窑洞里,晚上点着煤油灯,一笔一划地练。
欧阳文说得很直白:“我讲给他听,他再讲给战士听。
我在旁边听着,讲漏了,我就补上。”
其实欧阳文的文化程度也不高,高小才上了四个月。
但他早年读过几年的私塾,写字还算扎实。
他知道,这不是在教一个人写字,而是在帮一个干部站稳脚跟。
王六生不是不聪明。
他就是没机会。
家里穷,排行老六,小时候连鞋都没得穿。10岁参加儿童团,13岁瞒着家里参军。
为了让部队收他,还谎报了年龄,说自己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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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看不出来呢?瘦瘦小小的,怎么都不像。
可部队还是留下了他。
不让他上前线,就让他当司号员。
吹冲锋号、集合号、撤退号,靠一只喇叭跟战场上的生死节奏打交道。
吹了六年,一直吹到红军主力到达陕北。
那会儿部队在整编,红一军团、红四师、十二团都重新安排了干部。
王六生升任2连指导员。
可升职之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写不出自己的名字。
说实话,这事儿搁谁身上都挺难堪。
可他没躲。
晚上练字,白天听课。
学一句、记一句。
后来慢慢地,能记笔记了,也能上台讲政治了。
这事儿看着小,可后来影响不小。
抗战开始后,王六生几乎没怎么中断过职务。
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大队政委、团政委,一路干上来。
解放战争时,他当了军分区政委、军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又当了军政委、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71年,调任武汉军区政委,位置一待就是四年。
那时候的政委,不像现在理解的“做思想工作”那么简单。
得懂政策、会带人,还得处理部队内部各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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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委是军队的“第二大脑”。
能干到这个位置,不是靠运气。
而最早的那个细节——不会写名字——就像一根线,牵出了整个成长轨迹。
那会儿的红军,其实特别重视文化教育。
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的想让兵学点东西。
有时候行军打仗空了,就找一块石板,拿树枝在上面写字。
有点文化的人带着没文化的学。
干部也得学,不然连战士都带不好。
而这种“谁都能学 谁都讲得出话来”的氛围,也让很多像王六生这样的“草根干部”有了成长的土壤。
不是说他们比别人聪明,而是他们真的肯学。
王六生自己在后来的会议上也说过:“那会儿我连名字都不会写,是组织帮了我。”这话说得简单,可背后是多少个夜晚的练习、多少次背稿子的努力,才换来的。
1975年,王六生调到工程兵部队当政委。
那时候国家正搞军队精简,工程兵、炮兵、装甲兵都缩编了。1982年,改革落地,这些兵种改为正军级,直接归总参领导。
王六生,也就退居二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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