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坚决不办”到“真香”，我把残疾证当“免费地铁卡”给儿子用了两年！

VOL 3656

11岁的自闭症男孩蛋蛋不知道，他每周用来免费坐地铁的“学生证”，其实是妈妈谢小妮为他办理的残疾证。

拿着这张证，蛋蛋可以免费坐最爱的地铁，在学校上最喜欢的资源课，还撑起了他全年的干预费用。

而在两年前，谢小妮还在为“要不要给孩子贴特殊标签”纠结到彻夜难眠，直到现实一次次让她明白：蛋蛋只能假装是个普通人，不如早办早享受。

文 | Lila
编辑 | Zoey_hmm

图源 | 谢小妮

“不认命”

“不认命。”回忆起没有办理残疾证的那些年，谢小妮脱口而出这三个字。

蛋蛋四年级前，她从未想过办残疾证。“当时我就想着能不能混在普通人里面拉一下他、帮一下他。”

可随着孩子踏入小学，现实的考验远超预期。

入学前，蛋蛋就读的是一家仅十几人的家庭式蒙特梭利学校。升入小学，他需要面对的是五十多人的大班集体，“当时他很焦虑，这是他第一次到这么大的班级。”

谢小妮提前做了准备。

新生报到填写资料时，她主动在“是否为特殊儿童”一栏标注了蛋蛋的自闭症情况。

开学前一天领书，她特意留在教室，找到班主任坦白：“我家孩子是自闭症，可能需要陪读，帮他建立课堂规矩。”

她递上一份提前写好的陪读申请，详细说明孩子何时确诊自闭症、过去三年接受过哪些干预、目前存在认知能力低下、语言能力弱、社交障碍等问题。并明确提出两个需求：家长陪读，孩子成绩不纳入班级考核。

一年级的陪读时光里，谢小妮几乎成了班级的“编外生活老师”。其他孩子以为她是学校老师，遇到问题会主动找她帮忙，有同学打架她也要上前调解。

有了陪读支撑，加上蛋蛋上过三个月幼小衔接班，一年级还算顺利，成绩也没纳入班级考核。

可即便谢小妮做足了准备，让儿子在不需要残疾证的情况下，也能自如享受校园生活，但现实还是给了她一记重击。

2022年，受疫情影响，学校不再允许家长入校陪读。已陪读一年的谢小妮心想：“他课堂规矩差不多建立起来了，或许能自己适应。”然而，撤陪后的问题比她预想的更棘手。

成绩彻底“垮了”。蛋蛋不仅有自闭症，此前还被确诊为重度注意力缺陷障碍（ADHD）。

没了妈妈陪读提醒，他上课根本坐不住，考试时连审题都做不到，更没法完整做完试卷。

更让老师头疼的是行为问题。谢小妮说，蛋蛋无聊时会拿尺子敲桌子、用笔戳别人，甚至站起来跑出教室。

一次数学课，趁老师出去，他爬到了桌子上，被其他老师拍了下来。

“平时上课的老师知道他的情况，熟了之后就不管了，知道他走不丢。”谢小妮说，但大考时监考老师都是其他班的，不认识蛋蛋，根本没法兼顾。

一次考试，蛋蛋直接跑出去玩水，监考老师只能找班主任，班主任也因此承受压力。

2022年11月，班主任来电：因为没有残疾证，学校不小心把他的成绩计入班级平均分了，并建议期中和期末考试期间，能否让蛋蛋请假。

这时谢小妮意识到，开学前填写的“不纳入总成绩”申请，并未顺利传递到后续班级的老师手中。

尽管心中失落，看到别人家孩子正常考试，会忍不住对比。但她表示，“我理解，能在公立学校上学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还能要求什么呢？”

从那以后，蛋蛋就没再参加过期中、期末考试。

现实的推动
自那件事起，谢小妮察觉到，孩子肯定跟不上普通班级的节奏；到了三年级，更确定“就算小学混下来，初中也得去特校”——而特校入学必须要有残疾证。

另一个麻烦是换老师。

谢小妮说，蛋蛋一到三年级是一拨班主任，四到六年级会换成其他老师。

“如果不办证，四年级开始我又要重新跟新老师一个个解释孩子的情况，反复声明、递申请，太麻烦了，还怕学校又忘了我们班有个特殊孩子。”

“自闭症能享残疾类福利，我们早就知道，既然早晚都要办，不如早办早拿福利。”

于是，在蛋蛋升上四年级前，谢小妮主动办了残疾证。

蛋蛋带着残疾证坐地铁

办证一年多来，它不只是一份身份证明，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办证前，蛋蛋在学校没有资格申请资源教室课程。“资源老师是外聘的特教老师，政府给有残疾证的孩子补贴，没有证就没补贴，我也不好意思申请。”谢小妮解释。

办好证后，她顺利申请到每周的资源教室课，这成了蛋蛋上学的“最大期待”。

资源教室上课人数最多不超过4个孩子；内容轻松、有趣，老师带他们拼拼图、读绘本、看教育动画片，玩益智游戏；还有小零食奖励。

更灵活的是，学校会根据蛋蛋的情况调整排课。

他不喜欢体育课，总爱跑掉。商讨后，学校老师决定将他的体育课换成资源教室课，减少体育老师压力，也让蛋蛋更享受学校时间。

谢小妮把课表发给资源老师后，老师会统一排课。

“去资源教室，是唯一让他愿意上学的借口。”谢小妮说，蛋蛋以前每天早上哭着喊“不要上学”，“但只要说今天有资源教室课，他就会乖乖去学校。”

去除病耻感
最让谢小妮省心的是经济补贴——在深圳，蛋蛋每年能拿到4万元福利，大大减轻了干预费用压力。

谢小妮回忆，以前干预成本很高。“小的时候上一对一个训课、感统课，好一点的老师一节课两三百，一天至少要排两三个老师，加上周末的社会化活动，一天就要五六百。”

现在有了福利金，情况好了很多。蛋蛋上小学后，干预转向体能和兴趣类，如一对一的体能课、小组篮球课、架子鼓课，一节课100-200元。

“今年上半年花了1万5，下半年调整课表，一周4天课，4万刚好够覆盖全年费用。”

谢小妮说，不用再为钱发愁，能更安心地安排干预，“现在他能自己坐在教室里上课，不用陪读，我已经很满意了。”

而对11岁的蛋蛋来说，这只是一张“地铁通行卡”。

他最喜欢的事情是坐地铁。在深圳，残疾证与深圳交通卡联合，坐地铁、公交车全免费。

每个周六，谢小妮带蛋蛋坐三个小时地铁。“每次去坐地铁，我就问‘学生卡带了没？’”他们从来不叫残疾证，只叫学生证。

谢小妮带蛋蛋坐地铁

这些福利，也让有“病耻感”的孩子爸爸开始松口。

谢小妮说，一开始知道爸爸并不积极。“你要办就去办，不要给我看到，也不要给家里老人看到。”

办好证后，抵触慢慢淡了。由于蛋蛋每周都要坐地铁，为方便拿取，残疾证挂在家里显眼处。

孩子爸爸从来不多说什么，有时带孩子坐地铁，还会主动问“学生证拿了没？地铁卡拿了没”。

办证一年多，这个家庭的生活悄然多了几分轻松。

蛋蛋能免费坐心爱的地铁，在学校上喜欢的资源教室课，家里用每年的福利金补贴干预费用。

这些点滴改变，让谢小妮彻底褪去了曾经的病耻感。她坦然笑着说：“我现在非常接受这张证，它很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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