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侦查员被捕，刑讯室内，日军翻译官悄悄对他说：别暴露

1944年的一天，周家屯街头的商铺如常运转，谁也未曾预料，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风暴正在酝酿。

一名老练的八路军侦查员，在一次例行任务中意外被捕，生命悬于一线。

就在敌人的刑讯室里，当拷问即将降临，一位身穿日军制服的中国翻译官却用极低的声音，在他耳畔留下了三个字“别暴露”。

这是一次看似平凡却暗藏玄机的“营救”，也是敌后战线最动人心魄的瞬间之一

是谁在刀锋之下坚定沉默？又是谁在万众仇视中舍命守义？

落入敌手

1944年，安徽周家屯的街道上，行人稀少，一切看似寻常，却又处处透出诡异的沉寂。

临近中午，镇上一家经营多年、颇为冷清的旧货商铺，门帘一掀，一个衣着朴素、步履急促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他略带尘土的裤脚与油光斑驳的夹袄，不动声色地宣示着身份的普通和平庸。

这个人，正是八路军隐蔽战线的老侦查员，文国才。

推门的瞬间，他下意识地侧身扫视了一眼街角。

他不是第一次执行这种任务，却清楚地知道，哪怕一丝一毫的迟疑或松懈，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他走进店中，看似随意地扫视了一圈架上的杂物，目光掠过那排老旧铜器，终于落在了柜台后的老板身上。

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戴着圆框眼镜，正低头翻着账本。

文国才心中微微一动，这张脸陌生，却又似曾相识。

按任务安排，他此行是前来接收一批急需的军需物资，暗号已经预先通过上级安排传达。

他压低声音，开口说了一句：“今儿的风有点大，纸糊窗都透冷。”

话音一落，他盯着对方的眼神，捕捉每一丝细节。

正常情况，对方若是联络人，听到暗语便会回一句：“天干风急，要多添柴。

这段话已是双方交接数次所用，熟得不能再熟。

可让文国才眉头一皱的是，老板头也没抬，只是机械地应了句：

“是啊，这天气怪冷的。”语调平淡，像是在敷衍，眼神却略显空洞。

不对劲，极其不对劲。

文国才嘴角浮起一丝看不出的笑意，继续说些有的没的家常话，试图引出更多信息。

但他知道，任务已经失败，这个联络点十有八九暴露了。

他并没有再提暗语，而是悄然地将左手伸向腰间，捏住随身携带的小刀，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室内的出口、墙角和窗户的位置。

对方不是我方人员，甚至可能早已被控制或者被替换。

局势已变，继续停留无异于自投罗网。

文国才并没有慌张，他轻咳一声，装作突然想起什么：

“哎呀，媳妇还在家等我带豆腐回去，我得先走一步，下次再来。”

说罢，他不等对方回话，头也不回地转身出了门。

步出铺子的一刻，他并未加快脚步，而是用一种寻常人的节奏行走在巷中。

可每一步，都是按战时撤退预案在走。

可刚转进第二条巷子，他甚至还未来得及反应，身后已响起清晰的日语呼喊声。

同时，从巷口、围墙后、甚至屋檐上，像突然破土而出的蛇群一般，涌出一批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他。

文国才没有抵抗，对方不是临时路检，而是有备而来。

所有出路都被封死，这分明是一个精心设下的陷阱，而他，不慎踏入了其中。

宪兵将他摁倒在地，反剪双手，押了起来。

他脸上露出害怕又茫然的表情，不断用方言哀求：

“冤枉啊，我就是个做粮食生意的，哪犯啥事了？”

宪兵看不懂他说什么，但仍旧凶狠地将他押往设在镇口的日军据点。

一路上，他低头不语，神情木然，像个被抓的小贩，但心里，他早已迅速清点随身携带的应对手段，盘算着可能的自救方案。

翻译官的耳语

审讯室的门被推开，文国才的双手早已被反绑在身后，脚踝也拴着粗麻绳。

这是日军驻周家屯宪兵司令部的地下审讯室。

椅子上残留着暗红色的血痕和一些毛发碎屑，那些是先前“客人”留下的。

房间内一股浓烈的霉味夹杂着血腥气扑鼻而来，令人作呕。

文国才被人一把按在椅子上，几个日军粗鲁地扯开他衣领，揭开他胸前的贴身棉布检查，又抬起他脚踝翻来覆去地看，好像他随时能从肉里掏出一份作战计划来。

随后，三个穿着军服的日军军官缓步入内，最后面，是一个中国人。

他手中拿着本子与钢笔，一副随时准备记录的样子，那是日军配属的翻译官，专门处理对中国人的审讯。

文国才第一眼看见他时，眼神里掠过一丝厌恶。

那种厌恶是刻在骨子里的，一个中国人，竟甘愿为侵略者摇尾乞怜，助纣为虐。

可他随即便低下头，故作茫然，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长官，我冤枉啊，我是收账的，我就认得账本……”

翻译将他的这番话用日语转述给了坐在中间的那名日军军官。

后者眯起眼，语气冷峻地说了一通，翻译点头记下，然后转身看向文国才，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去那个老乡家做什么？为什么出现在封锁区？”

文国才埋头，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

“我就是要账的……那家拖了我们铺子的谷钱，托人说那天有钱，才让我去拿的，我不懂啥封锁不封锁……”

说话时，他眼睛泛红，语气发颤，每一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连着呼吸都在发抖。

日军军官听罢，略有迟疑，他瞥了一眼翻译官，后者凑过去耳语几句。

那军官皱眉，叽哩哇啦地回了两句，像是在权衡是否继续用刑。

就在这时，那名翻译官忽然走向文国才，动作迅速而凶猛，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低头对准他鼻尖大吼：“你说不说实话？！”

文国才不由自主地一惊，但还不等他反应过来，翻译忽然压低声音，在他耳边快得几乎听不清地吐出三个字：“别暴露。”

一瞬间，时间仿佛停滞。

文国才的心脏重重地跳了一下，所有肌肉都紧绷起来。他知道，自己刚才并未暴露姓名，也未透露任何组织信息。

那这三个字，不可能是试探。

这是一条暗中发出的生死讯号，翻译官，是自己人！

他是潜伏在日军体系内部的同志，是用“汉奸”身份作掩护的隐蔽战线战士。

而此刻，他冒着极大的风险，低声提醒自己坚持原说辞，那套“收账”的说法是组织预先设定的统一口供。

文国才强行压下眼中闪烁的惊诧，重新低头啜泣：

“我就是个小贩，真是天大的冤枉，我连共产党是个啥都不懂哇……”

翻译冷哼一声，把他的这番话译成日语。

日军军官听完，神情渐渐缓和了一些，又叮嘱几句，翻译转过身来，不再看文国才，只说：

“皇军决定先关押你，等查清楚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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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两个宪兵将他从椅子上拉起，架着往外走。

他步履虚浮，但内心却前所未有地清明。

他不知道这位翻译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他是否会因为刚刚的举动被怀疑，但他知道，他此刻能免受酷刑，能活下来，是因为这位同志甘愿以自身安危为赌注。

寻生机

文国才被推进一个昏暗的囚室，四周是泥土砌成的围墙，角落堆着几把稻草，连老鼠都不屑在里面筑窝。

虽然暂时避开了酷刑逼供的厄运，但他知道这并不意味着安全，反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危险，如果敌人再次起疑，那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永无天日的折磨。

他无法和外界联络，不知道同批同志是否已被捕，也不知道接头点的暴露会不会牵连更多战友。

他只能一遍遍地在脑中回忆、重演审讯中的每一句话，试图找出是否有哪个细节可能给同志们带来危险。

而最让他无法释怀的，是那位翻译官。

他无法想象，对方为这句话付出了多大的风险。

如果那一瞬间被察觉，对方的身份就可能彻底暴露，他甚至无法确信，对方如今是否还安然无恙。

监牢的日子枯燥至极，每日除了喝一口发馊的稀饭，就是听周围牢房里断断续续传来的咳嗽声与呻吟声，但转机总在不经意间出现。

某天傍晚，牢门又一次开启，两个兵痞模样的日军押解着一名新囚犯走了进来。

那人皮肤黝黑，肩头扛着一包盐袋，满脸不服地骂骂咧咧：

“老子不过是贩点盐，又不偷不抢，也要坐这破牢？”话语粗鲁，声音却硬朗。

等守卫离开，文国才这才低声问了一句：“你是私盐贩子？”

那人一愣，看他不像汉奸，也不像鬼子的走狗，便嘀咕：

“不然还能是你八路不成？”

两人目光交汇，虽未表明身份，却都从彼此眼中看出一种共同的仇恨，那是对侵略者的怒火，是对自由的渴望。

那盐贩子姓陆，活了三十来岁，一辈子跑江湖，见惯了兵荒马乱。

他性格泼辣，敢拼命，几日下来，两人悄悄结成“盟约”，开始在牢中策划逃脱。

监牢虽然破败，但因年久失修，有些地基松动。

文国才曾观察过牢房的一角，那里靠近墙根，夜里总有风透进来，说明下方可能是空的。

他们等了一个雨夜，趁值守的宪兵懒散巡逻时，将一根藏在稻草堆里的铁匙锉磨成了“掘土器”。

他们便轮流挖掘，白日则将挖出的泥土藏在破烂的稻草底下，用尿液浸湿掩盖气味，避免被狱卒察觉。

墙体结构是老式夯土加砖缝，挖掘极其缓慢。

但他们有的是耐心和信念，随着地道渐成雏形，他们更加小心翼翼。

两人轮流监视、挖掘、封口，不放过任何一次能掩盖痕迹的机会。

墙外有一条下水沟，通往城西的一段废弃排水渠，若能钻出去，便有极大几率脱逃。

这一掘，就是十几天。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终于凿开最后一块夯土，他们贴着湿滑的泥壁，一寸一寸地向出口挪动。

终于，他们成功了。

英雄无名

越狱成功后，文国才依靠简陋的地图和他们的经验，尽量绕过日军的巡逻队和检查点。

他们经过了几天几夜的跋涉，终于在一处山沟里与接头人取得了联系。

那是一名八路军的通信员，接过消息后，迅速将文国才送回了队伍。

重回部队的那一刻，文国才的心情格外复杂。

尽管他成功逃脱了敌人的监牢，但每当想起那位翻译官，他的心中就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

可是，无论他如何努力回忆，却始终无法记起翻译官的名字，甚至无法确认他是否真的存活下来。

在继续谍战任务的日子里，文国才依旧怀揣着那份希望和疑问。

他没有放弃寻找那位翻译官的下落，但每次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无论是从部队的情报网，还是通过地下的联络渠道，他始终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他究竟是谁？他的身份为何如此神秘？他是否曾因此而牺牲？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答案。

但他知道的是，这是一个愿为家国大义奉献一切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