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维迎：真正发达的国家，会不计成本地做3种付出

张维迎，1959年出生，男，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西北大学本科，研究生，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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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到纽约纽瓦克机场，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

6月初我结束德国考察，当从陈旧逼仄的柏林机场回到巨大崭新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时，同行的记者朋友笑着说道：“发展中国家的设施，就是发达！”

过去数年，我多次往返于美国、日本、欧洲，在跨文化的交流和观察中，类似的感受还有很多：

从布鲁克林脏乱的河滨公园遥望曼哈顿岛，我觉得似乎并不比从外滩眺望陆家嘴更令人惊叹。从杭州到上海，和谐号曾以350公里的速度飞驰;但从东京去仙台，东北新干线的速度却鲜能超过250公里。在德国汉堡，当地正如火如荼推进智能城市建设，但所用互联网技术却并不比北京的更为先进……

三十年前，当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会被机场、高速公路、超市、摩天大楼所震撼；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视觉冲击感已经荡然无存。于是乎，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怎样才算是发达国家呢？

当然，是否是发达国家，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寿命、识字率、工业化水平……但近年来我在跨国旅行中，渐渐形成了一些主观判断方法。概括来说，发达国家会不计成本地做三种付出。

首先，为弱者付出。

正如决定一个水桶容量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

弱者地位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汉堡，公交巴士到站后会利用液压侧倾车身，方便腿脚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上下车；在东京，所有地铁车门上都刻有盲文告知盲人所在车厢位置；在美国纽黑文，政府补贴令当地穷困人群得以和耶鲁医学院博士生住在同一幢公寓。

为弱者付出，这首先意味着成本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金钱付出(例如服务盲人和老人的公共设施不产生经济效益)，这是社会强者为弱者买单。反之，过度追求金钱效益，由弱者为强者买单，则是社会不发达的表征(试想北京还有几条盲道没被车位或店铺占据)。

为弱者付出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升华。在汉堡，一位思科公司经理向我展示他利用捐款开发的难民医疗服务集装箱，专为涌入德国的难民提供医疗帮助。

在很多人看来，带来社会问题又不产生经济效益的难民不受欢迎，而思科的这位经理却坚定地说：“他们需要帮助。”当人道主义精神超越实用主义精神，当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愿意不计成本服务弱者的社会群体时，这个国家必定是发达国家。

其次，为细节付出。

注重细节品质，而非宏大外观，或许是我所走过的发达国家的共性。东京成田机场或许不如北京首都机场现代化，但新宿街头的公厕设施，绝对堪比北京五星级酒店。虽然中国一座三线城市的高楼大厦都不逊大阪，但在日本，我到再偏僻的小城，都可以放心直饮自来水。

为细节付出，还意味着急不得。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当地好友为我介绍当地社区发展。在一块荒地前，朋友说由于该地曾被用作化工厂厂房，当地政府花了40年时间仍未完成土壤和水体污染的清理，因此即便地价很贵也不得不闲置荒废。

面子易学、里子难补；经济发展可以很快，但社会发达则需要耐心。吹嘘高楼大厦硬实力，忽略生活品质软实力，这不是发达国家心态。

再次，为未来付出。

在人口仅有12万人的德国小城博特罗普，我拜访了刚成立不久的大学HRW，这是这座城市的第二所大学，共有70多名教授。市长蒂施乐说：“我们需要为城市的未来投资。”这让我联想起我的故乡，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一的江阴，拥有36家上市公司、160万人口，却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

在博特罗普，我还拜访了一所名为“未来之屋”的公寓改造项目，改造的目的是令建筑更加环保节能，但改造成本通过租金回收却至少需15年。面对如此不经济的方案，投资者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未来。

在油价便宜的美国，美国人民仅仅为了一个环保理念，自2000年以来购买了160万辆比同等汽油车贵一倍的丰田混合动力车普锐斯。在德国，为了支持绿色电力发展，德国人民在过去十年忍受了电价翻番。

所有这些看似没有经济理性的行为，实则都是为未来付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只斤斤计较眼前经济利益，只愿意为廉价的服务和商品买单，不意为未来做长远规划和投资，则这个国家很难从“跟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升级成“引领发展”的发达国家。

结束在德国的访问后，我颇为感叹，落后的高铁网络、陈旧的基础设施、低矮的建筑，德国似乎没有大多数中国人以为的那么“发达”。

“什么叫发达?”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海宁·埃勒曼如此反问。

“发达的建筑、发达的铁路、发达的技术……这些都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值得追求的目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