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清又要稳后方！台南的明郑政权如何摆平台湾土著，避免腹背受敌

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却面临致命困局：2.5万军民渡海而来，粮草告急，需开垦土地……

但明郑政权的实际控制区域，就是今天台南市大部分，以及及附近的嘉义、高雄沿海一带，简称台南平原；却早已是台湾土著民族—平埔族的世居之地……

此时清军在大陆步步紧逼，如果土著部落倒戈或者与汉人移民矛盾激化，明郑政权将腹背受敌。因此，如何处理好与土著民族的关系，乃是一场关乎存亡的“后方维稳”之战，本文就此解读明郑政权如何打赢这一场“后方维稳”战役，把土著群体转化为抗清的重要力量！

一 古代台湾土著居民众多地理与族群

自古大陆与台湾相隔的台湾海峡，由于风高浪急和海上风险，决定了很少汉人迁移。台湾岛地形复杂，山地和丘陵占据了全岛面积的2/3，山脉如一条巨龙纵贯南北，其中，中部的中央山脉宛如台湾的“脊梁”，傲然挺立，雪山山脉、玉山山脉等则如巨龙的分支，共同构成了岛体的骨架。

山脉众多，决定台湾岛上覆盖广袤的原始丛林，气候湿热多雨，形成独特的“山林——沿海”的二元地理格局，更决定古代台湾开发程度低，居住大多数是处在原始部落的土著居民。这些土著居民多分布于山林及沿海平原边缘，既依赖山林的狩猎、采集资源，也在沿海平原和河谷地带开展初步农耕种植。

在明郑政权统治时期（1662-1683年），为了更好区别，汉族官僚就把这些土著居民分为“熟番”和“生番”两类。“熟番”就是与汉人有比较多的接触，接受汉族文化习俗的台湾土著少数民族。这些土著少数民族在明郑政权地盘—台南一带生活了数百年，主要由平埔族群、西拉雅族、洪雅族等，他们拥有自己的部落组织、土地制度与信仰体系。

此外，在台湾中部山脉居住的土著部落，与汉族人接触比较少，汉族官僚旧叫作“生番”。这些叫“生番”的土著部落居住在台湾中部深山老林的山区，曾自发组建跨部落的联合体；如巴布拉族、猫雾捒族、巴则海族等土著住民部族组成的“大肚王国”，曾经统治过台湾的中部。

二 明郑政权与土著居民激烈的土地之争

在明郑政权统治时期（1662 - 1683年），主要统治区域就是台湾南部沿海平原，但这一块土地，上千年来居住着包括平埔族和高山族在内的土著民族，他们以狩猎、采集和简单的农耕为生，对自己居住土地具有浓厚的感情，乃是明郑政权汉人的“邻居”，汉人称为“熟番”。

当大量汉人的迁移，相对平静的邻里关系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明郑政权的汉人们为了生存需要土地种植粮食，必然与土著民族围绕土地需求产生矛盾。

如当时郑成功在台湾推行“寓兵于农”的屯田制，允许手下官兵和军队分批圈占台湾土地，开垦荒地，种植甘蔗、稻米，这些农田大多数位于原土著居民的活动范围，必然造成了汉人移民与土地居民由于土地问题产生纠纷。

虽然郑成功军纪严明，严谨军队抢夺百姓财产，不许混圈土民及百姓现耕田地。但是在实际屯田的过程中，部分屯田区域因地界划分未明，与平埔族传统活动范围重叠，引发土地纠纷。

明郑政权初期，由于汉人与土著在土地问题上曾经互不相让，冲突频发。如台湾北部的土著部落群体——大肚国土著曾经攻击过郑军，虽然最终被郑军击败，但使得明郑政权也意识到，这些矛盾冲突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后果也是不堪设想：轻则移民的汉人生活资源缺乏，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重则使明郑政权陷入腹背受敌的尴尬境遇，无异于内乱和自取灭亡！

三 划界而治：制度上减少摩擦和破局

为了解决土地矛盾，明郑政权采取行政划界止损的办法，明确汉人和土著人的活动范围。1664年，郑经将东都改为东宁，设立承天府，下辖天兴、万年二州，并增设南路、北路及澎湖三安抚司。

在基层管理上，承天府划分为东安、西定、宁南、镇北四坊，州县下设二十四里，每里设总理，负责户籍、迁徙等事务。这种行政规划实际上明确了汉土边界，严禁汉人侵占土著人的土地，规定“汉民垦界不得逾番界五里”，并在交界处立石为界，以制度的方式减少因土地侵占引发的冲突。

为了有效管理土地资源，明郑政府专门负责协调土地纠纷的行政机构，由专门官员去负责。在一些地区，明郑政权设立了明显的界碑，规定汉人不得越界开垦。同时，还派遣专门的官员进行巡查和监督，确保划界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这一举措对解决土地纠纷意义重大。通过汉土边界的划定，汉人移民在明确的土地范围内，可以安心耕种和生产。土著民众不再担心自己土地被人侵占，感受到汉人对他们生活圈子的尊重和保护。

因此，明郑政权的划界而治，缓解了汉人和土著人争夺土地资源的矛盾，使台南局势能够逐渐稳定下来，为明郑政权在台湾的立足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 攻心为上：封官许诺，尊重习俗

明郑政权也知道，为了化解与土著居民的矛盾，划界是不够的。自古攻心为上，为了赢得土著民众的支持和信任，还是必需从心理上令他们诚服。

当郑成功在台南站稳脚跟之后，面对汉人与土著民众的矛盾摩擦，也深知单纯依靠军事镇压很难长治久安。

于是，郑成功下令军队不得侵扰原土著住民的村社，并派遣通事（翻译）与各个土著部落酋长联络，传达“共守乡土、互不侵犯”的意思。

据《热兰遮城日记》残卷及清代《台海使槎录》记载，郑成功曾亲自接见台湾土著——新港社的头目，赐予布匹、铁器、盐等物资，并承诺“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庐”，这一怀柔举措极大缓解了与台湾土著居民的敌意。

据《台海使槎录》记载，当台南土著民族—新港社头目归附的时候，郑成功不仅赐予铁器盐布，还当场命人划定部落牧场范围，立下“汉番不得互侵”的界碑，头目当场承诺“愿助军抗清”，这一事件成为汉土和解的关键转折点。

郑成功之后的明郑政权，为了赢得台湾土著民族的支持和信任，给部落酋长首领和长老受封“土官”，让他们管理部落的内部事务，保留土著民众原有习俗，汉官仅负责协调赋税与治安，不直接干预婚姻等日常习俗与祭祀。

明郑政权的“因俗而治”和“求同存异”的做法，尊重土著人的地位和权力，保障汉人和土著人的互不侵犯，较少了彼此的摩擦和冲突。同时，通过尊重和包容的态度，令土著部落对明郑政权产生了好感，逐渐愿意臣服其统治。

五 经济文化，促进融合

明郑政权积极通过经济方式，促进汉人与土著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在屯田过程中，明郑军队与土著军民合作开垦土地。台湾土著住民的农耕技术相对落后，还处在原始社会的采集阶段，产量较低。明郑政权大多数汉人移民，都来自于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丰富的农耕经验。

于是，汉族移民将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授给土著居民，教土著民众如何选种、播种、施肥、灌溉等，以及使用锄头、犁等铁制农具，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效率和粮食产量，改善了土著民众的生活水平，自然赢得土著部落的信任和支持，也促进了台湾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明郑政权鼓励汉人与土著少数民族的贸易，也就是汉番贸易。郑军在台南地区设立“市廛”（集市），允许土著民众用鹿皮、鹿角、山货换取自身需要的铁锅、布匹、盐巴等生活必需品。通过互利交换的贸易关系，建立起双方的经济依赖关系。

明郑政权也帮助土著民众改善房屋建设，他们教土著建造更加坚固、舒适的房屋，改变原来居住的简陋棚屋。

于是，伴随生活条件的改善，土著民众对明郑政权的认同感和依赖感不断增强，纷纷表示愿意听从明郑政权的安排，共同抗击清军。

值得一提的是，明郑政权提倡一部分平埔族女性与汉人通婚，形成早期“熟番”社群。这些混居村落缓和了民族矛盾，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稳定。

此外，明郑政权在台湾积极推广儒家文化，兴建学校，对土著实施文化教化政策。1666年，陈永华在承天府建造台湾首座孔庙，设立“太学”，并在各社设立学校，对土著进行“番童”的教育，教授儒家内容和价值观，使用汉语教学，取代荷兰统治时期的新港文化，消除荷兰时代的基督教影响，加速了台湾地区与大陆的文化融合和统一。

于是，在台湾明郑政权的郑成功与郑经两代经营下，台南一带的汉族与土著民族的关系，总体趋于缓和。至1680年代，台南的明郑控制区内，未再爆发大规模土著住民起义；甚至一些土著部落愿意为明郑提供物资支持，成为抗清的“隐形后盾”。

结语

明郑政府从制度约束、情感认同、文化融合这三方面，解决了与土著少数民族的矛盾，将台南后方打造成抗清稳固基地，这一治理实践不仅延续了明郑政权22年寿命，更成为海峡两岸文化融合的重要历史见证。

1683年，明郑政权在澎湖海战失败后投降清朝，却将汉族文化传播在台湾的少数民族之中，强化了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血脉联系，为后来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奠定了文化与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