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重建意义之网：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2025年11月8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所”）主办的思想史学术工作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部举行。本次工作坊主题是“重建意义之网：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湖南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编辑部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工作坊的报告与交流。

会议现场

开幕式由历史所周武研究员主持。他表示，本次工作坊举办的契机之一，源于历史所王鸿助理研究员新近出版的《重建意义之网——清末民初的观念革命与思想变迁》一书。该书所探讨的“重建意义之网”，正是近代思想史的根本性命题之一。周武研究员进一步提出，中国思想史上曾出现两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一为学派纷呈的先秦时期，二为中西思想碰撞交融的近代中国。在近代，传统意义体系难以应对时势变化，“重建”议题由此萌生，其中诸多重要问题仍待学界深入探讨。为此，历史所邀请众多优秀学者汇聚一堂，分享最新相关研究成果、发表独到学术见解。

周武

历史所叶斌副所长为工作坊致开幕词。他强调，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具有独特地位，其意义远超历史学的单一领域范畴。而当前思想史研究依然面临几重挑战：其一，在史学期刊普遍重视新材料与档案的背景下，思想史研究常面临材料有限的困境，如何利用既有文献阐发新的见解，成为亟需思考的问题；其二，近代以来中国较少出现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三，当前研究热点多集中于近代思想史，对现代思想史的关注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思想脉络的整体贯通。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仍有许多学者坚守思想史研究阵地，更有新生力量不断汇入其中。这是令人欣喜和值得肯定的。

叶斌

第一单元由《社会科学》编辑陈炜祺老师主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余露副教授以“晚清时期‘实事求是’的扩展与虚化”为题作了报告。他表示，历史上“实事求是”思想的演化跨度极大且内涵变化明显：自汉代至晚清以前，主要用于读书治学的范畴；而到晚清时期，该理念逐渐与经世致用思想融合，转向强调实行与实效，呈现出明显的“泛化”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实事求是”中“是”的内涵，逐渐从追求圣人之道转向吸纳西学与器物技艺。这一概念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演化，既反映了传统资源的现代命运，又为近代革命的借鉴与运用预埋了思想基因。

第一单元讨论

历史所蒋凌楠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天演论》与‘人定胜天’口号的现代重生”。她指出，传统天人观是一种“人定胜天，天定胜人”的对立统一模型。严复沿用这一观念模型，以“天行”与“人治”分别对译赫胥黎关于“宇宙过程”与“园艺过程”（伦理过程）的论述。而在《天演论》的后半部分，严复偏重强调“人治”“治化”乃至“郅治”，结尾更以“以人胜天”与“任天而治”对立，显示出明确的价值偏向。这从根本上打破传统天人观的平衡，进而“以人胜天之说”影响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思考模式。

清华大学历史系李欣然副教授以“从胜人到自胜：冯桂芬对魏源‘师夷’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为题作了报告。他认为，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本质上是一种军事谋略，蕴含着学习对手以打败对手的内在逻辑矛盾，在提出之初便颇受质疑。冯桂芬则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西抗争方式变化的背景下，将“师夷”从制敌之策转化为“以正治国”的“自强”方略，重新构建了“师夷”的内涵，强调在长期竞争中借鉴对手以实现自我提升。这不但突破了此前“师夷”以“制夷”的对抗性思路，更接续了明清以来对西学竞争性吸收的态度，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开辟了更具持续性与深远意义的思想路径。

历史所王鸿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宗藩关系的崩解：近代中国‘殖民地’叙事的兴起”。他指出，晚清思想界在理解西方“殖民地”叙事时有其独特阐释路径。来华西人与晚清士人通过将“殖民地”一词译为“属地”“藩属”等词语，从而很自然地将传统宗藩关系套用到对近代西方殖民体系的理解中。来华西人在国际法和史志类著作中将殖民地概念与“华夷之辨”“天理自然”“养民之法”等中国传统理念结合，推动了西方文明论的输入。而晚清士人则既存在着将殖民开发视为“天地自然之理”的认知，又有批判其非正当侵略的思想倾向。由此呈现的“文野之辨”的矛盾性，构成了近代中国殖民地叙事兴起的深层思想困境。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历史所研究员李志茗对第一单元的报告作出点评。唐小兵教授指出，余露老师关于“实事求是”观念演变的研究，“是”的内涵从中国传统独有转向西方特有，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史意义。蒋凌楠老师对“人定胜天”近代转型的探讨，分析了严复在译介西方经典过程中所采取的文化策略，激活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以促进中西对话。两者共同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重建意义之网”的努力。

历史所李志茗研究员高度评价了李欣然老师对冯桂芬“师夷”思想的研究，认为其清晰呈现了冯桂芬对魏源思想的创造性发展。而王鸿老师关于宗藩关系与殖民地叙事的研究，视角新颖，资料扎实，为理解近代中国对西方殖民体系的认知提供了重要创见。

第二单元由历史所研究员、《史林》主编郭长刚老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军副教授作了题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拉丁语’：世界语与中国早期国际工人联合的尝试（1905—1919）”的报告。她提出，五四运动前，中国世界语者试图通过组织工人学习世界语的方式启发工人的身份认同，以创建世界语组织与刊物来推动中国工人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初步联结。这些早期实践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为192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的进一步联合奠定了语言、思想与组织方面的基础。

第二单元讨论

历史所徐佳贵副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五四时期‘国语’的可行性之辨——张士一与‘京国之争’”。他从京音派主将的视角重新审视了1920年秋开始的“京国之争”，指出以南京高师的张士一为代表的京音派，标举自身知识资源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凸显出国语改革中“民主”与“科学”诉求之间的内在张力。京国双方尽管在关于国语语音“标准”问题上思路屡有缠结，但因存在某些共识基础，并未形成不可调和的局面。对于此番论争涉及国语改革可行性的考察，既有利于重新认识国语运动的阶段性，也有助于将国语历史叙述与民族主义、进步观念之外的问题视野建立一种可能性的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卢华助理研究员以“中印革命者的早期联络及其亚洲想象的异同（1905—1918）”为题作了报告。他提出，从1900年“东方青年协会”在日本成立，中印在日留学生群体迅速形成以联合亚洲力量对抗西方殖民霸权的思想共识，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戴季陶、唐绍仪等人以日本为中介与印度革命人士保持密切联络——这些早期合作虽成效有限，但中印革命者基于“跨国民族主义”的相互合作与实践，为一战后两国以群众运动和新式政党为基础的反帝斗争的交流互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宋晓煜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被排斥的他者：近代美国日裔移民的身份建构和华裔镜像”。她以“人种”论述为线索，综合分析美国国会档案、日本舆论史料及美国日裔移民一手文献等材料，揭示出近代美国排日运动时期美、日双方对日裔移民身份建构的影响过程，并指明其中所映现的华裔镜像。需要注意的是，近代美国日裔移民史主要由美国日裔学者书写，他们有机会获得更全面的史料，但也因身份限制而使日裔移民史更显“苦难”。因此，超越“苦难”视角的日裔移民史书写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教授和历史所研究员、《史林》编辑部主任徐涛老师对第二单元的发言进行评议。张仲民教授对邓军老师关于世界语与早期工人运动的研究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该研究视角独特、材料扎实，展现出跨时空的研究视野。同时，他也提示研究中需注意学术立场对结论客观性的潜在影响。而徐佳贵老师有关“京国之争”的探讨，从历史细节切入，在梳理材料逻辑的基础上，对国语运动史上的关键争论提出了富有新见的阐释。

历史所徐涛研究员肯定了卢华与宋晓煜两位老师所采用的跨国视角。他认为，卢华老师对早期中印革命联络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为中印政治文化交流史注入了新内容；宋晓煜老师将华裔移民作为“镜像”纳入美国日裔移民身份建构的研究中，这一分析颇具启发性。

第三单元由《复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陈文彬老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鲍文欣助理研究员以“‘观念’种种——从观念史的角度看”为题作了报告。他从观念史角度探讨了“观念”本身的语义流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观念”的语义经历了下降或内在化的进程：从柏拉图的超越性“观念”出发，经基督教“神圣观念”的中介，至17世纪后逐渐转化为描述人类生活各层面的一般术语。其中可区分四条线索：以“镜像”/“原子”为主导隐喻的“认识—对象化”、以“镜—像”为主导隐喻的“认识—先验化”、以“武器/工具”为主导隐喻的“知识—行动化”，以及以“机器”为主导隐喻的“社会实在化”。这一分析为理解观念史的结构与演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第三单元讨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张洪彬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科学时代的宗教如何可能——屠孝实宗教思想研究”。他通过发掘屠孝实的数十篇文章、两部专著及相关族谱、纪念资料与后人访谈，指出屠孝实的教学与研究涉及逻辑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领域，而宗教学则是他情有独钟的面向，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他深受西方宗教学影响，认为宗教源于人类心灵渴望超越现实的束缚与追求精神自由，并强调精神生命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该研究不仅填补了民国学术史的一项重要空白，也为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复杂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孙尧天副教授以“经学解体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以早期周氏兄弟为中心”为题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与经学瓦解密切相关，周氏兄弟正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自觉与经学传统展开批判性对话，逐步构建起以个人自由意志为核心的现代文学观。二人一方面批判刘勰《文心雕龙》的经学立场，另一方面从中择取“心声”“神思”等词汇以阐释“纯文学”的内涵。虽拒绝藻饰的文学观，但他们仍对“文士”给以肯定评价，这既反映出经学背景的消退，也表明他们对文学独特性的重视与维护。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谢丽萍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帝权即主权’：人民主权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在地化阐释”。她指出，二十世纪之交，“帝权即主权”是当时知识分子理解人民主权理论的起点，这一阐释源于晚清中国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译介与讨论。中国语境的民约论将卢梭“公意”对个体与集体同一性的思考作了调整，以“人民即帝王”的观念将帝民二者身份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权思想。人民行使帝权即人民主权的解释，突破了传统儒学反对暴君期待明君的认知框架，以人民自行帝权建立起人民与国家主权之间的联系，使本土语境的人民主权理论深入人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呈现出契约论国家学说的中国版本。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可副教授和历史所沈洁研究员对第三单元的发言作了评议。章可副教授指出，鲍文欣老师对“观念”的历史语义学考察为观念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张洪彬老师的研究通过探讨屠孝实的思想观念及其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思考，为理解近代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意义开辟了新的视角。

历史所沈洁研究员认为，孙尧天和谢丽萍老师的报告分别呈现了文学视角与政治学视角对于历史文本的细腻解读，展现出跨学科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活力。她进一步建议，孙尧天老师可以深入挖掘中国现代文学创生过程中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反思脉络。她认为，谢丽萍老师的文章从“民约论”的翻译切入来体现其中关于“帝权”“主权”与“民权”在中国的思想流转，展现了近代中国人对人民主权论的独特理解方案。

圆桌论坛由历史所王鸿助理研究员主持，与会学者就“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与新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

会议现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许纪霖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谈到了思想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其一、他强调思想史既是历史学领域的传统学科，也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可以为思想史研究打开新视野，开辟新议题。其二、在历史学领域，他认为除了政治思想史、观念思想史外，近年来也出现了文化的思想史、生活的思想史、概念的思想史、文献的思想史、精神/情感的思想史等多元的发展面向。其三、他认为未来思想史研究的突破，不仅来自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更来自问题意识上的突破。他援引克罗齐的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思想史研究者应该“对当代的问题具有敏感”，如此才能避免出现“没有思想的思想史”。

许纪霖

历史所郭长刚研究员指出，历史如果跟当下挂不上勾的话，那就是编年史，只不过是一堆资料而已。而思想史之所以还那么热，很大的原因便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原有的秩序不适用了，急需建立一个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秩序为什么不适用了？重建秩序的过程需要关注什么问题？新旧秩序转变过程中应该怎样进行衔接？特别是在当前重建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中国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思想方案？过去世界历史上有过罗马式和平、不列颠和平，而接下来我们是否应该提出中国式和平？这些问题都与思想史相关，也都有待中国研究者从历史的高度进行分析与探讨。

历史所周武研究员指出，思想史尽管已经边缘化了，但却仍然是近代史研究中最活跃的一个领域。近几十年来的近代史研究中，思想史占有绝对的分量，不是可有可无的。他指出，1840至1949年这个时段的思想史乃是一道奇观，是非常独特的，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流派、各种各样的主张纷涌而至，并存于近代历史当中。问题在于，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生态造就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史状况？又是什么样的思想生态能够促成近代天才成群而来的思想状况？在他看来，目前的思想史研究对于思想生态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另外，他还援引陈旭麓先生的说法，认为思想史研究应该注重思想家本身，特别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不仅具有旧学造诣，而且还熟悉域外的新知，更具有观察和回应时代问题的洞察力。这三个层面，构成了理解近代思想家的核心面向。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教授指出，思想史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之所以受到关注主要与启蒙的现实关照有密切关系。至于当下思想史的发展，他提到了“广义的思想史”与“狭义的思想史”的区分。在他看来，“广义的思想史”可以借用葛兆光老师的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化身万千”。虽然很多的研究不再以思想史为名，但无论是从知识史，还是从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的角度所展开的相关叙事，其实仍然与思想史相关。事实上，在“化身万千”的过程中，思想史研究的“知识史化”“跨学科化”“学术史化”都是很值得注意的面向。至于“狭义的思想史”，那种宏观的贯通性的大问题值得关注，而具体的、细致而深入的思想史议题现在也已有一些学者作出了很优秀的研究。除了精英知识分子层面关注的问题，中下阶层的、微观的去精英化的研究，思想的受众层面，以及全球思想史层面的议题等，其实都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总括而言，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激荡浪潮中，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均发生着颠覆性变革，而思想世界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载体，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建过程。这一时期的思想不仅是文本与观念的集合，更是一张植根于历史语境、交织着中西文明对话，又在时代变局中不断被编织、断裂、修补与再连结的“意义之网”，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人对于本国历史、外来文明、宗教信仰、集体认同与个人自由等诸多方面的认知。本次学术工作坊中与会学者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相关问题的探讨，一方面深化了对于近代以来大变局所引发的诸多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更多的新视野与新议题。工作坊中的相关讨论与热烈交锋，或许本身也构成了思想变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