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渡口：江海交汇处的记忆坐标

宝山区吴淞渡口位于黄浦江航道、长江水道交汇处，不仅是串联流域内外交通的江海航运咽喉，也是地域文化、社会情感等深度嵌入长江文脉的记忆坐标。这一典型的记忆场所以自身独特的地理禀赋见证人-水环境-技术适配社会发展的需求变迁，以多元文化交织来叙述渡口记忆的岁月价值，以其四代建筑“同堂”构建动态社群的情感纽带。

20世纪初吴淞码头实景 资料图片

江海咽喉

顺应人—水—技术演变

吴淞因其独特的地理，一直是黄浦江航运与长江水系衔接的“咽喉要道”，明清以来长期承担着物资与人员集散的核心功能，是上海与长三角地区、长江航运网络的关键末梢与对外延伸端口。从《吴淞开埠租界买地亩章程》的吴淞要塞、张謇主导《吴淞开埠计划》的“江海要冲、水陆辐辏”、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的“东方大港”，再到如今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吴淞渡口在其中扮演着江海门户的重要角色，成为了长江沿线上下游廊道产业链中的集散点之一。

蕰藻浜与黄浦江在吴淞一带汇流处，水域开阔，且潮汐规律相对稳定，成为天然的航运节点，是吴淞渡口的自然基底与航运基础。百年来，吴淞渡口的时空变迁实质上是一个市政设施、技术适配社会发展与自然水岸变迁的过程。

明清时期，吴淞渡口初为“草庵渡”，码头设施以木质栈桥与自然岸线为主。民国时期，吴淞渡口转至淞浦路一带，进入发展阶段，码头设施从自然岸线扩展为固定栈桥；成为区域客运、港监、水产、黄沙等多类型航运节点，也带动了以渡口为起点的吴淞老街（淞兴路）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吴淞渡口进入现代化与规模化阶段。设施、功能得以系统化升级，如钢质浮动码头、候船室、行李房、双体客轮等。渡口成为三岛居民出行、上班通勤、城乡互动的重要依托以及与长江流域联系的关键节点。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航运进入了巅峰发展时期，客运大楼建成、吴淞客运中心启用，渡口设施的专业化与规模化达到顶峰，200米码头岸线配备4座浮动码头以及双体客轮与气垫船，承接了跨区域的普陀山航线。进入21世纪，码头从交通枢纽转为文旅网红打卡地——上海大码头影视基地。

从早期顺应自然的简易适配——靠水而生、顺水生息，到工业时代改造自然的强化适配——人定胜天，技术改造水环境，再到如今有机更新的和谐适配，吴淞渡口从依赖、改造走向共生互动，在技术、人与自然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吴淞渡口的地理区位

多元交织

锚定文化门户坐标

吴淞渡口的地理特征与功能孕育了多种文化特质。它承接长江流域的民俗、饮食等文化元素，与上海本土文化融合，让长江文化突破内河边界，形成独特的都市市井文化。

“黄”渔文化，是吴淞渡口依然活着的长江流域文化。源自流域的水产资源，“黄”渔文化涵盖渔市交易街市、渔家习俗、节庆传统与其非遗主题，展现了渔业经济与民间生活的交融。清代，吴淞鱼市已有“十家三酒店，一日两潮鲜”之誉，黄鱼汛（端午）吸引渔船云集，码头交易火爆。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产咸干鱼上岸22.9万担，渔行如宝丰渔行为新四军提供物资，渔业经济达到鼎盛。上世纪五十年代，渔民抬鱼入市，居民晒制“黄鱼鳌”，渔港风俗融入日常节庆。淞兴路老街因渔业繁荣而商业兴旺，“合兴馆”红烧鮰鱼、“淞扬楼”松鼠黄鱼闻名，“勤丰南货店”（1938年创立）与“万盛酱园”（1884年建）供应腌腊制品，淞浦路外马路服务船客渔民，春节小摊涌现，市井氛围浓厚。此外，非遗吴淞面塑、共用灶间与其微缩景观，以鱼形、龙形图案勾勒出渔民社区人情，反映渔业传统，延续习俗，留住渔港生活记忆。

红色文化，是吴淞渡口不可磨灭的文化基因。吴淞渡口历来是守护长江流域腹地与上海都市安全的“门户锁钥”，孕育着长江文化中“海防与江防”的红色革命历史。红色文化涵盖“抗战与革命记忆”“地下抗争与牺牲精神”等主题。这一文化以具体事件为依托，体现了区域在国家危难中的担当与人们的集体抗争。

1937年淞沪会战是红色记忆的起点。吴淞栈桥码头（现张华浜码头区）成为战略要地。为阻敌，中国军队焚毁河北岸吴淞镇码头区的木质设施，捣毁海底电缆，这一壮举承载着伟大抗战精神。1941至1945年，吴淞成为新四军情报据点。徐国璋医生以“一德大药房”（淞兴路127号，后迁北兴路76号）为掩护，搜集日军舰艇动向，绘制《敌伪军事布防图》支援盟军，后因肺结核去世，年仅24岁。这些事迹不仅记录了地下抗争的隐秘与牺牲，也为码头区注入了红色基因。目前留存“一德大药房”、外马路101号遗址等遗址。2003年上海大码头影视基地拍摄的《51号兵站》就是以吴淞为抗战场景，将红色记忆融入大众文化视野。

此外，吴淞渡口一侧的化成路是吴淞百姓为了纪念陈化成而命名的。1842年，英国军队进犯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亲自点炮抗击英军，和八十多名兵士一起与侵略者激烈搏斗，最终身中7处重伤，壮烈牺牲。事实上，早在明清时期，吴淞就已修建炮台抵御海上寇患，防止外敌经长江侵入内陆。吴淞渡口附近至今留有碉堡、地下防空洞等遗存。这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塑造了长江文化中“守土护江”以及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核。

作为入海口，吴淞渡口也吸纳海洋文化的特质，东西方文化兼容的港口文化，使得海洋文化与流域文化产生互动互鉴，形成与“魔都”同构异形的海派文化。此外，知青的乡愁记忆、工人的生计岁月等共同构成了多元的人文印记。这些文化信息积淀在吴淞渡口这一记忆场所的人、物、事、场之中。

吴淞鱼市

吴淞非遗面塑

（均为上海交通大学城镇空间文化与科学研究中心提供）

岁月留痕

叙述记忆场所情感

吴淞渡口在百余年的自然侵蚀与人为改造中，其物质形态、空间布局、道具器物和图像符号早已不是百年前的原样，但是留下了不同年代的岁月痕迹。这一记忆场所虽不能被纳入当下文物保护名单之中，但是这些痕迹不仅是时光流逝的具象体现，更承载着现当代航运发展、城市变迁与社群生计的集体记忆。

正如法国新史学家诺拉（Pierre Nora）所说，记忆之场是群体身份认同的“精神锚地”，是对抗地方遗忘的“堡垒”，可避免集体记忆的断裂，维系代际间的历史与文化传承。渡口这一记忆场所不同于文物遗产的价值是岁月价值与情感价值，而不是其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换言之，关注吴淞渡口并非因其悠久的建造年代或者美丽高雅的造型技艺。在奥地利艺术史学家李格尔（Alois Riegl）看来，岁月价值是指事物自诞生之日起至当下时间过程中，自然规律的演变标记（signs）或生命衰变痕迹（traces），具有历时性的特征，呈现为“旧色”（patina）或“废墟”（ruin）碎片。

四代建筑“同堂”，镌刻时代岁月印记。吴淞渡口目前完整保留了4栋主体建筑：办公楼、客运大楼、浦江轮渡站、吴淞—崇明客轮站。这4栋建筑分别建于不同时代，构成了吴淞渡口在地的四代同堂的三维建筑档案。

四栋建筑演绎了吴淞渡口在四十年生命过程中真实存在的不同时间的风格、功能、旧色与历时性标记。办公楼建于1980年，为功能主义风格、砖混结构的6层L形建筑，原功能为售票兼办公；客运大楼建于1991年，为58米高、符号主义风格、混凝土框架结构的11层船帆型建筑，功能包括候船、餐厅、厨房、客房、公司办公和设备用房等；浦江轮渡站建于2000年，后现代主义拼贴风格、钢筋混凝土结构的3层长方形建筑，主要为市民与非机动车提供黄浦江跨江轮渡服务；吴淞—崇明客轮站建于2008年，为现代主义简约风格、钢筋混凝土的2层建筑，主要为吴淞与崇明、长兴与横沙三岛之间的客运渡轮提供服务。

四栋建筑由于不同时期不同的功能要求、经济技术条件、业务变迁、使用调整等多因素，导致各自的外观造型、规模体量、空间组构、门窗形式、材料肌理等存在较为鲜明的差别，同时各自留下过程中使用、磨损、变化的印记与文字图案，成为区分特定岁月可识别的标识，真实展现了吴淞渡口四十年来的角色演变、历史更迭与时代缩影。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岁月变迁没有被粉饰，更没有被推倒重构，而是被真实地被保留下来。

主客动态链接，才能构建社会情感纽带。情感价值强调的是从使用主体与文化景观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角度，考察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个体、群体与代际情感传承等无形价值，而不是将文化遗产视为静态物件的传统认知。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所言，情感价值并非是其物质本身固有，而是通过参观者的互动行为与情感投入被赋予和塑造的。这正是渡口这类记忆场所的核心价值所在。

从吴淞渡口的历史变迁可见，这一典型记忆场所不仅承载着四十年来吴淞人的生活记忆与社群情感，也承载着百年来上海、长三角、长江流域乃至其他区域利益相关者的历史记忆与岁月情感。对于亲历者，那些日常性、突发性的空间体验形成了对吴淞渡口的往事依恋、乡愁怀旧；再次游历时，在场的印记可以唤起人生历程，成为情感锚点与社群纽带。对于后人，可通过解读这些场所中的细节，跨越时空与家人、名人、古人产生情感共鸣。对于外来参观者，这些记忆景观则能唤起对特定文化的好奇与共情，在个体与地方、群体与地方的多重情感纽带中寻找自我的身份定位。

吴淞渡口对于中老年知青群体而言，是他们青春记忆里难以磨灭的情感坐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约22万上海市区知青曾在崇明岛的8个国营农场工作、生活过。吴淞渡口的一张船票是连接家人的情感触媒：对亲人的喜怒哀乐、对前路的迷茫、对青春岁月的感慨等，均包裹在沉甸甸的行囊与渡轮的汽笛声中。对于近10万在长兴岛央企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渡口则是“谋生之地，亦是归属之所”。渡口老街商铺、美食小吃、旅社等都藏着他们熟悉的味蕾和身体记忆。每一次安全顺利的轮渡通勤意味着生活的希望。对于崇明三岛的渔民、农产品种植户而言，渡口是他们维系生计的“生命线”；渡口的正常运转，是他们对收入稳定的期待；而渡口的轰鸣声则成为他们生涯中最熟悉的“背景音”，象征着对生计的坚守及对渡口的情感依赖。

同样，一张纸页斑驳的船票、渡口候船厅里交织的人潮喧嚣、江面之上穿透晨昏的汽笛声，曾是黄浦江畔与长江流域无数人奔赴谋生之路、求索求学之道、践行参军之志的岁月印记，亦是逢年过节跨越江涛探望亲人的情感纽带，更是勾连不同年龄、贯通代际隔阂的情感锚点。由此可见，吴淞渡口已超越单纯的航运交通功能，凝练为承载流域共同乡愁与生命叙事的精神符号与记忆坐标。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特别委托项目）24VRC069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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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邵明

编辑：张思源

资料：规划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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