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冀牖：特立独行的启蒙教育家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人们对张冀牖的了解，是因为他培养了出色的张家十姐弟，特别是合肥四姊妹。张冀牖一生是短暂的，1938年因病去世时年仅49岁，从他留下的不多的文字和亲朋好友的回忆中，我们发现，他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更是一个对教育倾注了无限心血的教育家，他的一些教育理念至今仍有可取之处。

　 改名·起名

　　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张冀牖是肩负着使命的。因为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的长子张华奎膝下无子，本是张家五房子嗣的他被过继过来，祖父张树声亲自取名“张武龄”，字“绳进”。名字当然大有来头——《诗经》有云“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朱熹集注》里对这句话给出的解释是：“绳，继；武，迹。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来世能继其迹。”

　　从此，他成为这个显赫家族的长房长孙。他是不需要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操心的。或许，他最大的任务就是绵延子嗣，所以在他49年的一生中，两任妻子给他留下了十个孩子。

　　多子，是他绵延家族血脉的贡献，子女个个成才则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好父母就是好老师，这是张冀牖作为教育家的最成功亮相。

　　本来，锦衣玉食的贵公子是在温柔乡里一天天变得慵懒的。然而，在父亲张华奎的影响下，读书嗜好的养成，让他最终选择了一条创办教育之路。从个人的爱好上升到社会层面，升华的不仅仅是这个家族，还有整个社会。

　　张冀牖读书的习惯开始于父亲的耳濡目染。做过京官的父亲是进士出身，浸淫在这样的家庭中，张冀牖有了广泛的阅读，他读“四书五经”，也读历史——《史记》《汉书》，也读文学——《红楼梦》《西厢记》，更读新书——鲁迅、胡适。在书香氤氲中，他长大了，第一件事就是改名——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觉醒呢？

　　于是，张武龄的名字消失了，新的名字叫张冀牖。意思很简单：希望自己有一扇窗户，在这个新时代，有一扇开阔视野的窗户。后来，也许是考虑到新名字书写麻烦，曾打算改成同音字“吉友”。二姐允和对此印象深刻，并认为父亲的改名做到了“自赐嘉名”。

　　如果说给自己改名是觉得长辈的期许与理想并不一致，对子女的起名则是蕴含祝福。四个女儿，元、允、兆、充，都有腿，六个儿子，宗、寅、定、宇、寰、宁，都有家。在父亲的眼里，女儿们最终都要嫁人，都要凭自己的腿走出去，儿子们都会有自己的家，都是家庭的顶梁柱。

　　从改名和起名可以看出，张冀牖的做法多少有些特立独行。

　 迁居·办学

　　在家乡，表面上日复一日的舒适中早已暗含潜流：意志消磨、奢靡成风、不思进取……这让他在大量阅读，特别是接受了新思潮之后，毅然决定带领这个庞大的家族走出“舒适圈”，举家外迁。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举动是多么正确。今天，张家的后代子孙在各行各业成就斐然，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谶语，这就越发证明当初的迁居意义重大。

　　第一站，选择了上海。

　　20世纪初的上海，是所谓的“冒险家乐园”，更是中国历史风云变幻最激烈的城市。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一切怀揣梦想的人。　　因为一场意外，五年的

　　上海生活匆匆结束了。张冀牖再次率领这个庞大的家族在与上海紧邻的古城苏州安定下来，这里是祖父张树声当年担任江苏巡抚的地方，这个给张家带来无限荣光的人，以“重修沧浪亭”被载入苏州的地方志。今天孙辈的来到，也算是一种回归。

　　五弟寰和在复旦读书时，曾和父亲一起去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拜访过蔡元培、去徐家汇拜访过马相伯（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等多所高校的创办人），与上海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杨卫玉、吴研因，光华大学的廖茂如、苏州的王季玉、陶行知等教育界名人都有交往。定居苏州，张冀牖的教育梦想再次萌发。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他，认为中国妇女受压迫，没有办法翻身，而“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他想，要办学首先就要办女子学校。

　　这便是苏州乐益女中。

　　为什么叫乐益？他用一首自己作词的乐益校歌说得很清楚——“多士乐融融。愿吾同校，益人益己，与世近大同”。简单说就是“益己及人，必获常乐”。在他为乐益同学录写的序言里，重点强调的就是同学友谊，希望大家毕业后依然能团结一致，共同服务社会。

　　1921年，乐益女中在苏州憩桥巷正式创办。办学，有了场地，还得有优秀的管理者、教育者。张冀牖自己虽然很有学问，但并不适合当老师。在四弟张宇和的回忆中，曾经有人请父亲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文字学，仅仅过去了三天，父亲的身影就再次出现在家中。

　 名师·名士

　　为提高办学质量，张冀牖多次更换了学校的管理者。1925年，张冀牖亲自聘请了在上海松江景贤女中任教务主任的侯绍裘，随后侯绍裘又介绍张闻天、匡亚明等名师加盟。

　　为办学，他几乎倾尽所有。不仅如此，他坚持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资助，为的就是办学自由。与一般私立学校办学多以创收为目的不同，他每年会拿出十分之一左右的名额招收免费生，学费、住宿、伙食费等全免。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与办学上的大方相比，他对亲友却显得悭吝：所有告贷，一律报以“闭门羹”。

　　曾有人算过一笔账，在1921-1937年，乐益女中存在的16年间，每年的支出平均在9000元，而收入不过3500元，是一桩彻彻底底的赔本生意。

　　时逢战乱，大家庭开支巨大，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在孩子们的记忆里，每学期开始，父亲总是给学校预留了足够的开支，才给子女们外出上学的费用，以至孩子们对新学期是否能继续外出求学都不确定。

　　家族里认为他是个“怪人”“疯子”：有钱自己不用，用在别人身上，出钱培养人家的孩子，这不是典型的败家子吗？面对质疑，张冀牖一直保持沉默。

　　在当局的威胁下，他不得不遣散曾在乐益任教的进步人士，暗中给予了一笔不菲的遣散费。匡亚明被捕后，张冀牖四处奔走直至释放。张冀牖内弟韦布回忆，张冀牖请共产党人办学，“他完全知道他们是何等样人，照样相处得亲密无间。”

　　在子女们的心目中，张冀牖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喜欢文学，也喜欢科学。他痴迷读书，家中的书并不因为版本珍贵而束之高阁，而是任凭翻阅。他买了很多当时的新鲜玩意，比如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留声机，但他自己除了偶尔听留声机之外，其他东西从来不用，任孩子们自由鼓捣，张寰和因此在潜移默化中成了摄影家。

　　张冀牖办学注重实用，不仅开设了缝纫等家政课，也鼓励学生们参加社会活动。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乐益女中学生为支持上海工人大罢工，搭台表演为大罢工募捐，甚至坐火车去无锡募捐，全部支出由张冀牖负担，演出轰动一时。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乐益女中被迫停办。张冀牖回到合肥老家，1938年因病去世。

　　追溯起来，1882年，在张树声的力主下，广东筹建了一所西式学校，不过这是由官方出资的，而张冀牖办学几乎是倾尽家财，这是张家对教育的执念。无论是独立自主的办学理念，还是兼容并包的教学风格，张冀牖实实在在称得上有超前意识的启蒙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