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莱特不会忘记

（来源：沈阳晚报）

转自：沈阳晚报

　　□王世惠

　　题记

　　备受关注的纪录电影《漫画与刺刀》，正是讲述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故事的。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

　　原名奉天俘虏收容所，是日军在中国东北建立的中心战俘营，也是二战期间日本在本土及海外占领地设立的18座战俘营中保留最完整的一座，有“东方奥斯维辛”之称。这里曾关押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法国6个国家的战俘共计2019人，平均年龄26岁，将军以上军官76人，其中248人死在战俘营。

　　2008年被列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战俘营陈列馆由史实陈列馆、纪念广场、战俘营房、日军办公用房、水塔、烟囱等组成，占地面积1.2万余平方米，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反映日军关押盟军战俘历史的专题博物馆。常设展览为“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史实陈列”和“战俘画笔下的战俘营”。纪念广场的墙壁上镶嵌着248块石条，上面刻着在战俘营死亡的战俘姓名。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2013年5月升级后对社会开放。

　　1945年9月2日9时8分，日本签降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本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和陆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在盟国代表麦克阿瑟和美国代表尼米兹签字后，第三位出场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彰显出中国军民在东方主战场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的突出贡献。

　　历史时刻

　　签字仪式上，始终站在同盟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身后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美军驻菲律宾前总司令乔纳森·温莱特中将、一个是英军驻马来西亚前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

　　命运仿佛跟他们两个人开了一个大玩笑。极具戏剧性的是5天前，这两个人还是囚禁在奉天俘虏收容所里的、遭受凌辱的日军“战俘”，而此刻，他们挺身站立在日本受降签字仪式C位，见证日本受降签字的历史时刻。有记者仔细地描述站在甲板上的两个人：“三年战俘生涯的折磨摧残，使两人骨瘦如柴，形同骷髅，穿着最小号的军装还显得肥大不堪。”

　　在这庄严历史时刻，温莱特百感交集：“我已经为了这一天等了三年多，现在再高兴不过了。”随后，麦克阿瑟将签字用的钢笔分别送给温莱特、帕西瓦尔留作纪念。

　　9月7日，温莱特乘机返回美国。英雄凯旋，拱门彩带，花瓣天降。同一天，他被晋升为上将，并荣获国会荣誉勋章。

　　在菲被俘

　　这里，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乔纳森·温莱特的故事。温莱特出生于军人世家，家族有百年军旅史。他的祖父、父亲以及叔父都曾在美军部队中服役。1906年，温莱特从西点军校毕业。

　　1940年至1941年，在同日军展开的菲律宾保卫战中，温莱特屡立战功，很快成为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的得力助手。

　　1942年4月9日至5月6日，守卫菲律宾巴丹群岛的美国和菲律宾联军，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疟疾和痢疾等热带流行病在军营爆发。美军在饥饿与疾病的双重折磨下，毫无战斗力，克雷吉多岛防线被日军攻破，巴丹岛陷落。5月6日中午，为了保存在克雷吉多岛上全体官兵的性命，温莱特选择了投降。约9万名美菲联军被日军俘虏，其中7万多战俘被押送到吕宋岛的奥德内尔战俘营，日军在转移这些战俘时，采取机枪扫射、军刀砍头等手段残酷屠杀，17000名战俘死在途中。此次战俘转移，在美军战史上被称为“巴丹死亡行军”。

　　至暗时刻

　　1942年10月6日，日军从“巴丹死亡行军”幸存者中挑选出数千名美军战俘，用“鸟取丸”号货船从马尼拉港运出，抵达朝鲜釜山港，然后日军又挑出约1500名战俘押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最后共有1600多名盟军战俘于11月11日抵达沈阳，关押在沈阳北大营，1943年7月29日转押到奉天俘虏收容所。

　　温莱特被俘后，先后辗转关押在菲律宾、中国台湾等6个战俘营。1944年11月14日，温莱特由台湾战俘营转运至奉天俘虏收容所郑家屯第一分所。12月1日，又由郑家屯第一分所移至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第二分所。

　　在战俘营里，战俘们不仅从事繁重的劳役，遭到毒打更是家常事，温莱特也没能逃过这样的命运。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正当我从厕所里走出来，要到营房后面的水池去洗漱时，看见了一个日本兵就在附近。他个子不高但很健壮，并且肌肉发达。我转过身，忍着胃疼向他鞠了一个躬，然后准备走开。但他却对我喊叫着什么，并示意让我靠近，于是我走了过去。‘什么事？’我问。这时几个附近的美国军官停下来看着我们。那名日本兵迅速冲上来给我一个耳光。这一击使得我的脸上针刺一样地疼，内心厌恶和绝望的情绪顿时升腾起来。我仍倔强地站在那里。接着他打了我第二下，第三下，第四下。每打我一下他都喊着‘为在美国的日本人。’这种殴打使我站都站不稳，但是我努力坚持不让自己倒下去。他看见我没有倒下，就冲上来给了我的左下巴狠狠的一拳。我终于倒下了，已经神志不清。但是仅有的意识告诉我，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温莱特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漫长的被俘生活中，我一直想知道日本人怎么能做到那样的惨无人道。他们战前的行为已经多次显示了他们的文化特点。我曾经试着从他们战前特征中寻找他们战争罪行的线索，但是这实在很难。”

　　温莱特对于克雷吉多岛投降感到强烈的自责，投降阴影始终难以释怀。他在1953年病逝，时年70岁。

　　“沈阳朋友”

　　虽然在战俘营中，战俘受到了日军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但是这些战俘没有放弃希望、放弃斗争。

　　在“战俘画笔下的战俘营”展室内，展出了当年1475号战俘威廉·克里斯蒂·沃特克、438号战俘巴顿·富兰克林·晶森、1650号战俘马康·弗帝尔等人的80余幅绘画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全面、生动记录了盟军战俘在战俘营的悲惨遭遇。但漫画中不乏幽默，如：“在战俘营，日本人制定了各种苛刻的规定，在日本人面前，甚至连跳蚤都得立正、报数。”1014号战俘诺亚的漫画则告诉别人，他“床上的臭虫是乘降落伞来的……”这些画作都成为那段鲜为人知历史的珍贵见证。

　　然而，战俘营中更留下了中国工友与战俘的深切情谊，当年战俘营中的幸存者，如今仍深情怀念在中国的那段苦难历程和中国朋友。一位名叫李立水的中国工人，当年只有17岁，在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当工人。266号战俘尼尔是个钳工，距离李立水干活的车床只有10米远。一次，李立水从日本人运蔬菜的马车上偷了两根黄瓜带到车间，趁日本监工不注意，他把黄瓜扔到尼尔的工作区，尼尔飞快捡起来，对他做了个“OK”的手势。2002年，尼尔已是90岁高龄，他给李立水寄来照片，并感谢他当年给的那两根黄瓜。

　　岁月的年轮缓缓碾过八十载春秋，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早已不是冰冷的建筑遗存。它静静矗立在时光深处，每一块砖瓦都镌刻着烽火岁月的印记，每一寸土地都沉淀着不屈的抗争与深切的哀思。

　　这里是历史的沉默见证者，记录着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坚韧，连接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共同记忆；它更是精神的传承之地，用无声的诉说警示着后人珍惜和平、反对战争。八十载风雨洗礼，它未曾褪色，反而愈发厚重，成为跨越时空、直抵人心的力量，让每一位来访者在回望中汲取前行的勇气，让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永远鲜活地镌刻在民族与世界的记忆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