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正部级干部的马天水，撤职回老家弟弟不愿收留，死因让人唏嘘

俗话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话用来形容马天水的晚年，再贴切不过。

1988年11月，上海一家医院的走廊里，一位老人躺在临时加的病床上。他瘦得皮包骨头，身边没有鲜花，没有前来探望的同事，更没有亲人守候。这位老人就是马天水。他曾是上海市委书记，级别是正部级。他掌握过这座城市的工业命脉，最终却在孤独和病痛中离世。他的故事，是一个能力出众的干部如何走错路，最后连家都回不去的悲剧。

马天水的前半生，是一部奋斗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北唐县的马天水当时是个教书先生。面对日本侵略者，他没有逃跑，而是选择了战斗。他加入了抗日队伍，在晋察冀边区打游击。他不仅有文化，还有胆量。他带人夜袭日军炮楼，打仗很有章法。那时候，他是家乡的英雄，也是让敌人头疼的对手。

1949年，上海解放。马天水脱下军装，换上中山装，跟随大军进入上海。他接手的任务很重：管理上海的工业。当时的上海百废待兴，工厂缺原料，设备老化。马天水展现出了他的才干。他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本，跑遍了上海几千家工厂。他对数据非常敏感，哪家厂有多少设备、每天产多少纱、耗多少煤，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工人们叫他“铁算盘”。那时的马天水，是一个懂行、务实、能吃苦的好干部。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六七十年代。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马天水迷失了方向。他为了保住地位，选择站到了错误的一边。他跟随了“四人帮”，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76年，局势变了。马天水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他接受了隔离审查，后来被开除党籍。

这一连串的打击摧毁了他的精神防线。他疯了。

1982年，组织上做了一个决定。考虑到马天水已经患有精神疾病，又没有子女，决定把他送回河北唐县老家，让他的亲弟弟马登坡照顾。这本该是一次落叶归根的安排，结果却成了兄弟两人的噩梦。

马天水回到了阔别四十多年的南上素村。但他已经不认识这里了。在弟弟马登坡眼里，眼前这个哥哥不再是那个威风的大官，而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马天水的病很重。他活在过去的幻觉里。每天早上，他会坐在土炕上，对着空气开会，嘴里念叨着钢铁产量和工业指标。到了晚上，他会突然惊醒，翻箱倒柜找“绝密文件”。他疑心很重，总觉得有人要害他，弟弟端来的饭菜，他要用筷子检查半天，甚至拒绝进食。

马登坡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并不富裕，还要养活一家老小。突然多了这么一个精神病人，经济压力巨大。更让他受不了的是村里的闲言碎语。村民们对这个疯了的“大官”指指点点。马登坡一家在村里抬不起头。

这种日子持续了几个月。马登坡实在撑不住了。亲情在现实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他写了一封信给相关部门。信里的内容很直白：家里实在养不起，管不了，请组织把人接走。

这封信断了马天水最后的退路。

1982年底，一辆车开进村子，接走了马天水。他像一件被退回的包裹，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家乡。他没有任何反抗，乖乖上了车。他不知道，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马天水被送回了上海，住进了精神卫生中心。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六年。

这六年里，他被关在封闭病房。他穿着病号服，大多数时候都在发呆。他的记忆停留在过去。他在梦里还会大喊：“我不是叛徒！”这句话成了他唯一的辩解。可惜，没人听，也没人信。

1988年秋天，马天水病倒了。他得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心脏也出了问题。当时的医院床位紧张。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医院没有给他特殊照顾。他被安排在走廊的一张加床上。

走廊里人来人往，吵吵闹闹。深秋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很冷。马天水蜷缩在被子里，呼吸越来越困难。

11月15日，马天水走了。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远在河北的弟弟没有来，上海的旧同事也没有来。护工发现他停止呼吸后，叫来了医生。医生盖上了白布，结束了他这一生。

回顾马天水的一生，让人感叹。他本是一个有能力的实干家，却在政治投机中毁了自己。他想要落叶归根，却因为精神失常和家庭贫困被亲弟弟拒之门外。

他的死，非常凄凉，但也非常现实。无论一个人曾经爬得多高，一旦走错路，跌下来的时候，往往连一张安稳的床都留不住。马天水的故事，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声沉重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