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野战军群众纪律的整肃之路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朱嘉琪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以整编第1军、第29军为主力，共15个旅14万余人分两路进犯延安。为抗击胡宗南部，保卫陕甘宁边区，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驻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统归彭德怀指挥，兵力约2.6万人。7月31日，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面对强敌压境，西北野战军却出现严重的群众纪律问题，这直接影响军民团结和部队的战斗力。

　　重视军纪问题

　　1947年4月1日，彭德怀批评道：“最近有些部队利用群众逃跑及坚壁清野，将鸡鸭猪狗杀光，翻箱倒柜，挖窖抖包，牵驴赶骡，打人骂人，乱拉向导，吃粮吃草不打条子，吃菜烧柴不给钱等现象异常严重。”联防司令部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8月发布的联合通令中指出：“仍有不少军队和机关人员私自动员担架，强拉牲口，强要白面、草料及打骂群众和政府人员……我部分机关和部队人员，在转移运动中违反群众纪律，非法强拉民夫牲畜，乱用民间食物，浪费人力畜力和物资，个别人员甚至打骂群众，引起群众对我们不满和对立，以致有些地区，敌人未到，群众即逃避空……”9月3日，彭德怀在发出的严整各兵团纪律的电令中再次强调遵守群众纪律的重要性并要求重新印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连队进行深入教育。但军中随意动员、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从第二纵队政委王恩茂在1947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可见一斑：“六旅的战役总结会议今天结束，我讲了些意见，提出了今后应注意的问题：一个是战术问题……一个是纪律问题，随便动员民力、民畜现象相当多。”

　　诚然，战争环境下纪律涣散是军队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自然环境恶劣、战斗条件艰苦的陕北，胡宗南部队对边区百姓的蹂躏更为猖獗。据原国民党将领任子勋回忆：“特别是胡军所过之处，翻箱倒柜，搜粮抢物，任意宰杀牛羊耕畜，不论大村小户，无一幸免，甚至连群众的锅碗瓢勺都被打碎，其纪律之坏，真是不堪言状。”国民党军内部对此亦有清醒认识，5月12日，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在向胡宗南汇报时坦言：“部队纪律松弛，不能作战……非即整顿不可。”第29军军长刘戡更是直言不讳：“部队纪律之坏，简直就是土匪。”然而，国民党军军纪未见好转，反在我军“蘑菇战术”的持续消耗下更加败坏。陕北有良好的群众条件，在敌我实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西北野战军接连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与陕甘宁人民的支援和帮助密不可分，诚如彭德怀所言：“军民亲密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团结愈好胜利愈快。”西北野战军群众纪律整顿迫在眉睫。

　　严明群众纪律的举措

　　（一）建立纪律检查制度。建立纪律检查制度是西北野战军整顿群众纪律的首要举措。针对战争初期军队出现的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现象，野战军领导高度重视。4月1日，彭德怀在致各纵队、各旅的电文中严厉批评违反群众纪律现象时，要求在全军建立起纪律检查制度，在各部队选出纪律值班员并在各单位成立纪律检查组开展纪律检查。为使纪律检查深入到每一个体，4月5日《西北局、边府、联司关于对敌方针和密切军民关系的指示》中进而要求：“每个连队要有纪律生活的批评，每班要有纪律值班人员，每个伙食单位要有纪律检查组，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全军上下建立纪律检查制度的指示下，各部队普遍选出了纪律检查员、成立了纪律检查组，开展纪律检查。一方面，纪律检查组对维系军民关系有积极作用。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干事姚德怀记录下这一幕：“部队派了几个人在这村子检查他们住过的群众纪律，给群众开了一些条子，并补发了几万元边币。群众很满意，说：‘还是咱自己的人民军队，吃了一顿饭，烧了一些柴，还给打条子又给钱哩。要是胡儿子，烧了你的房子也没人管。’”另一方面，纪律检查组对纪律检查员也有内在约束力。有一名叫孙春一的战士，在参加纪律检查组之前对群众态度很不好，但在参加纪律检查组后由于身份的转变，又在纪律检查中看到群众的贫苦，内心震动与难过，便自觉地开始注意纪律。

　　此外，发动各级干部进行纪律讲评也是纪律检查制度的重要内容。彭德怀要求部队各级领导干部定期进行讲评，召开纪律检讨会，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程度，并规定“连首长每日须有简短纪律生活讲评，营首长三至五天，团首长七至十天，旅首长半月须有一次讲评。”在统一部署下，各部队普遍召开纪律检讨会检查纪律执行情况。随军记者杜鹏程在日记中记述：“昨天开检讨会，主要检讨纪律，我想别的地方亦在进行此工作。战争冲击造成的一时混乱,有我们这种检讨精神，会很快得到纠正。同志们均反省自己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实，哪怕是很细微的事。比如，批评老赵对徐家婆姨的态度不好，陶浩把老百姓家具打了，赔了五万元、一斗米等等。”

　　（二）“诉苦”改造落后思想。不应忽视，西北野战军频繁出现违反群众纪律现象与部队中的落后思想密切相关。基于严峻的兵员补充压力，大量俘虏兵作为解放战士被补充到西北野战军中。到1947年11月二打榆林之际，“惟部队补入俘虏有些已超过百分之八十，有些百分之六十，平均当在百分之七十左右。”俘虏兵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受了不少欺骗宣传、反动教育和旧观念影响，又因战事吃紧缺乏全面的教育和改造，因此“他们还不懂得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队的根本区别，不习惯人民军队的作风纪律，相当一部分人染有兵痞流氓习气”。此外，部分干部战士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认识不足。随军记者午人就注意到此问题：“口喊群众纪律，行动上容易做到最表面的扫地、上门板、借东西照还等。可是，真正情感上对群众如何体贴爱护，实在说做得很不够。有的同志拿上钱硬要买老乡的鸡，以为给钱就一切合法，这只讲钱的思想对吗？”因此，整顿群众纪律首先要解决部队的混杂思想，将纪律性提高到阶级觉悟的高度。

　　将土改中的“诉苦”运用到军队政治工作中是在干部战士间广泛树立阶级观念，从思想上整顿群众纪律的有效方法。彭德怀对解放战士成分有统计：“其社会成分贫农占70%，中农手工业者等占25%，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分子占5%。”既然同为受苦受剥削者，那么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就成为在战士间树立阶级观念的切入点，也成为连接战士与群众关系的纽带。西北野战军的“诉苦”运动，一般先从漫谈和争论中发现典型，引导战士们在“诉苦”中揭露压迫，再通过集体讨论深化阶级觉悟。战士们虽搞不清地主、资本家是如何剥削自己，但对自身苦难经历有着深切的体会。在战士对往昔的追忆中寻找共同记忆点，让相似的苦难记忆在战士间产生共鸣而激发起群体情感。大大小小的诉苦会开展来，战士们一个接一个登台，诉说着过去逃荒要饭的经历和家破人亡的遭遇，就连“平时不大发言的同志在这种热烈气氛影响和阶级感情的激发下也积极发言控诉旧社会”。

　　“吐苦水”不是目的，只有“挖苦根”才能真正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在集体讨论中，指导员采用指导和启发相结合的方法，将剥削关系通俗化解释。如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的某指导员在与战士讨论“苦从何来”时，从“劳动力值钱”出发引导启发战士。为了让地主的剥削更加直观，指导员还从种地、收粮和工钱入手给战士们算了一笔账。账算得越清，剥削就看得越清，地主不劳动却占有穷人劳动的大部分财富，归根到底靠的是不合理的剥削制度，以及国民党反动政权为其撑腰，这样就将“挖苦根”和“拔蒋根”联系起来。恍然大悟的战士不禁感叹：“你的苦，我的苦，都一样的苦，是一个阶级的苦；这地主，那地主，都是穿一样的裤子；这里斗那里斗，都是剥削与被剥削两大阶级的搏斗。”阶级观念逐渐在战士间形成。在“诉苦”和认清剥削关系过程中，“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阶级友爱也在战士间不断增长。军人大会上，战士路新理高高举起手中的枪说“我拿这支枪过去不知道干什么。今天我算明白了，我拿这支枪是干什么的！我没有了家，现在只有报仇，要保卫穷人，为穷人翻身打仗！”诉苦是发动军队民主从思想上整顿群众纪律的关键一步。

　　（三）开展民主检查运动。在深入的“诉苦”运动中，全军思想觉悟得到显著提高。为进一步巩固诉苦成果，将思想上的整顿转化为全军的整训，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决定开展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为内容的“三查”运动。“三查”是有领导有秩序地发动干部战士，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对每个人、整个部队的一次全面的群众性检查。当运动发动起来后，“三查”立即扩展为查工作、查经济、查纪律、查领导以及查支部与党员的作用。在“查纪律”过程中，“你对人民爱护不爱护，有没有违反政策纪律？”这样的叩问反复触击参与者的心灵。在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下，“一些单位和个人检查了在战斗环境中强拉民夫，乱要牲口，私自动用群众财物等恶劣行为。”随着运动开展，越来越多违反群众纪律的个人被检查出，“据一个团的检查统计，有不同程度的违纪现象者竟达400余人。”“三查”不仅查处军中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还促使参与者进行思想上的检讨。第一纵队政治部承担摄影工作的刘长忠在自我反思中写道：“清涧战斗负伤住院，打过两次人，发过很大的脾气，都是缺乏群众观念……今后和群众一起坚决彻底为消灭地主封建势力和蒋家王朝而斗争。”从行为到思想，“三查”清除了队伍中长期存在的坏思想和风气。杜鹏程在日记中写道：“确实自从三查后和纵队前委决定后，部队走入正轨，纪律政策是空前的好，秋毫无犯……”

　　（四）撤换与选拔干部。干部是维持群众纪律的关键，特别是下层干部在维持群众纪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贺龙在第三纵队党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我们党的各项政策主要是靠班、排、连去贯彻执行，特别班、排、连、支书、支委、小组长要搞好，使他们要懂得各项政策，执行政策。”严格的军纪，必须干部以身作则，然而西北野战军中却有不少干部放纵战士违反群众纪律，甚至漠视纪律。在连续的民主评判运动中西北野战军发动战士群众对干部进行检查，撤去了一大批不合格干部。此外，在频繁的战斗中，连排干部伤亡极大。仅1948年上半年班以上干部伤亡共4041人，西北野战军面临着干部严重短缺问题。尽管西北野战军也举办短期各级轮流训练班加速培养干部，但难以弥补干部缺口。

　　在检查干部的同时，各部队以民主的方式，开展“群众建议”提拔初下级干部工作。虽然在民主评判运动和战斗中西北野战军损失了大批干部，但也涌现出了许多战斗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他们是干部补充的主要来源。在群众会议上，首先由群众提出应该提拔的人选建议，随后开展评思想、比条件的民主讨论，对推荐人选进行严格审查。通过讨论评定出的优秀分子，将其推选为初下级干部。由“群众推荐”后再经上级军政机关审核，批准委任为新干部。用这种民主方式推选的干部，一般是军队中比较优秀且与群众联系密切的分子，以此种方法产生的干部在当时可达数千人。关于群众推选干部的条件，各部队有充分的自主权，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如第一纵队提出：一、为人民服务，有高度决心。二、作战勇敢能完成任务。三、工作负责，积极肯干。四、联系群众，虚心学习，有上进心。五、能执行政策纪律。某部五支队七连提拔干部标准是：一、成分好，政治坚定。二、战斗指挥有能力，有决心，作战勇敢。三、群众纪律和战场纪律均好。四、关心战士，教育管理不偏心。五、工作踏实，能吃苦。六、能团结人，不自高自大，不摆架子。由此可见，在群众民主推选干部时，对推荐干部的思想、作风等方面有严格要求，虽然各部队标准有所差异，但均将是否遵守纪律作为共同的评判标准。这样经群众推选出的干部，如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所言：“绝大部分是称职的”。这些新干部通常在战士间有较高的威信和影响，对政策和纪律有较强的执行力。但“群众推荐”作为领导机关在群众中考验干部的一种形式，在各部队落实过程中可能会发展为极端民主，如个别部队采用投票选举的方式选拔营团级干部，西北野战军对此严厉批评：“是违反了军队中组织原则的”。民主推选干部是军队政治工作与军队民主相结合的结果，这一方法既可以选拔出大批优秀干部补充严重缺额的基层干部队伍，对于全体干部而言又是一次深刻的“自我对照”，是一场深刻的自我教育。

　　结语

　　西北野战军曾出现严重的群众纪律问题，但为何陕北群众仍愿意支持和拥护？一方面如贺龙所言：“你们虽然还有些缺点，但由于同敌人两者一对照，敌人把你们的缺点给掩盖了。”但更重要的是西北野战军“有错就改”的优秀品质。正是在战斗中西北野战军不断纠正错误，以崭新的军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当部队行军到彬县时，学生齐振海见到姚德怀说：“由于国民党的宣传，以前我心里对你们很害怕。但是，今天事实证明，你们完全是一支政治素质良好，组织纪律严明，官兵一致，团结吃苦，又很爱护群众的队伍，从心眼里佩服你们。”西北野战军严明群众纪律无疑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也是在革命战火中铸就一支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的一次淬炼，这为新时代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开展、发展亲密团结的军民关系提供了极其宝贵而深刻的历史经验。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